但由于任弼時因為去世的太早，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他。

其實他可以說是堪稱上可定國安邦，下能鏖戰(zhàn)沙場的全才。

國士無雙的任弼時，現(xiàn)在都沒人知道，他到底有多么厲害

1949年10月1日，隨著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緩緩升起，禮炮齊鳴，山河肅穆。

這是一個注定寫進歷史教科書的時刻，但此時有一位作為“五大書記之一”的領導人，卻缺席于這一國家命運轉(zhuǎn)折的歷史現(xiàn)場。

他就是任弼時。

那天，他沒有登樓，也沒能站在城樓南側(cè)的位置上，因為他病了，病得很重。

玉泉山，距城樓不過十余公里，他卻無法靠近那面曾在夢中無數(shù)次升起的國旗。

高血壓加糖尿病，多年積勞成疾，已經(jīng)壓垮了這位黨內(nèi)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紅軍老將的身體。

他從未真正休息過。長征時期，身患瘧疾的他只能在擔架上指揮；延安時期，任弼時就被醫(yī)生反復警告要“停下工作”；可他停不下來，仍然帶病參與整風、整軍、整黨工作。

1950年10月，共和國剛滿一周歲，任弼時撒手人寰。年僅46歲。

他走得太匆忙，以至于后來許多人都不知道他。

可在建國前的黨內(nèi)、軍內(nèi)，任弼時的聲望與地位都非常高。

任弼時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年即轉(zhuǎn)為中共黨員。

18歲入黨，21歲接替張?zhí)状韴F中央書記，23歲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黨史上最年輕的“常委級”干部，迄今無人超越。

他是黨早期的組織型人才，曾負責共青團系統(tǒng)整頓和白區(qū)地下交通體系建設。

1931年，任弼時27歲，成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核心領導之一，進入蘇區(qū)中央局常委。那年中央局八人名單中，他位列第二，僅次于項英，排在毛主席、朱德、周恩來之前。

1934年春，湘贛邊區(qū)形勢驟緊。蔣介石調(diào)重兵圍剿蘇區(qū)，任弼時與王震、肖克率部突圍，數(shù)次擊潰敵軍追剿，贏得戰(zhàn)略主動。

7月，紅十七師、紅十八師合編為紅六軍團，任弼時任軍政委員會主席。

10月，紅六軍團與紅三軍在貴州會師，組成長征先遣隊，向西北突破。

次年，紅三軍改編為紅二軍團，任弼時出任政委。

紅一方面軍政委先是毛主席，后由周恩來擔任；紅四方面軍為陳昌浩；而紅二方面軍的政委，只有任弼時一人。

朱老總對紅二方面軍評價極高，他說過：“二方面軍始終都是好的，聽指揮的。”

1936年，紅二、四方面軍在川康邊境會師。張國燾試圖另立“中央”，圖謀分裂黨和紅軍。

任弼時看出其野心，與賀龍、朱德等聯(lián)名反對，成為公開與張國燾對抗的關鍵力量之一。

張國燾曾多次設局欲排擠甚至陷害任弼時，但終究未能得逞。

會師后不久，中央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僅七人：毛主席、周恩來、朱德、賀龍、彭德懷、張國燾、任弼時。

能在三大方面軍中脫穎而出，任弼時的資歷與判斷力早已得到全面驗證。

1940年春，任弼時告別南方，回到延安，正式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黨中央機關人事、后勤、調(diào)度、制度調(diào)整、干部晉升、工作紀律，乃至食堂誰吃大灶、誰吃中灶、誰分到小灶，都歸他管。

當時的延安，并沒有今天人們想象中的浪漫與從容，人少，事多，資源緊張，節(jié)奏緊湊，容不得半點疏漏。

來找他的人多，有的反映問題，有的請求調(diào)動，有的單純是情緒失控。他總是耐心聽完，仔細處理。

沒幾個月，大家就公認他是“黨內(nèi)的老媽媽”。

到了1943年3月，為加強中央集體領導，黨中央成立書記處，成員僅三人：毛主席、劉少奇、任弼時。

任弼時由此正式步入黨和國家的第一代核心層。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開，這是抗戰(zhàn)勝利前夜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會議，關系到中共下一步的戰(zhàn)略走向和組織體系重構。

在這次會上，任弼時高票當選書記處書記，成為“五大書記”之一，與毛主席、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并列。

抗戰(zhàn)勝利后，形勢突變。1947年春，蔣介石撕毀停戰(zhàn)協(xié)議，大兵壓境，毛主席、周恩來、任弼時三人被迫率領黨中央機關向陜北腹地轉(zhuǎn)移。

彼時的任弼時，身體狀況已極為虛弱，醫(yī)生多次警告不能再長時間勞累。

但在轉(zhuǎn)戰(zhàn)途中，他不僅要承擔中央支隊司令員職務，還要負責黨內(nèi)通信、物資調(diào)配、安全部署、會議安排。

有人形容，中央支隊中他是身體最差的人，卻是最忙的人。

同行者不乏年輕干部，但真正把要全局事務抓得穩(wěn)、處理得細、執(zhí)行得快，缺了他還是不行。

進入1948年，黨中央移駐西柏坡，任弼時雖多次病倒，卻仍舊堅持每日與周恩來一同整理戰(zhàn)役物資調(diào)撥，籌備三大戰(zhàn)役作戰(zhàn)計劃。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zhàn)役能做到前后銜接、補給精準，除了一線統(tǒng)帥指揮得當，后方統(tǒng)一調(diào)度也是關鍵。

他在極度虛弱中堅持值班，每次會議前通宵整理文件、核對人名、補充材料，安排軍區(qū)與各地支援物資的運輸和接收。

任弼時16歲入黨，46歲病逝，整整30年，把全部的青春、意志和體力交付給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交付給那個從黑暗中摸索而出、幾經(jīng)生死的中國革命。

這三十年，他經(jīng)歷過敵后潛伏，參與過長征突圍，負過傷，挨過凍，也長期患病。但在黨內(nèi)，他從不以資歷自居，更未因功績邀功。

他低調(diào)到近乎“隱身”，卻是組織體系中極少數(shù)能貫通青年、軍隊、組織、思想、路線多個系統(tǒng)的關鍵人物。

有人說他話少事多，有人說他管得細，其實他只是格外認真。

紅二軍團整軍建黨那會兒，一位老同志曾向他表達敬意，說他功不可沒。

他當即搖頭拒絕，說：“你說得太過了，我沒有做這么多的事情，這都是黨中央領導正確，是紅二軍團同志們集體努力的結(jié)果。”

1949年春，全國即將解放。

他本該稍作休養(yǎng)，但依舊抱病投入新中國籌建的最繁重階段。

當時，黨中央急需制定關于財政、生產(chǎn)、人民負擔、城市管理、知識分子等重大政策。

許多文件都是他帶病審閱，逐字修改。他知道時間不等人，國家不等人，病也只能往后放。

4月11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任弼時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講到一半，他臉色蒼白，氣息不穩(wěn)，只能由他人代講。

他沒有再堅持，而是被迫前往蘇聯(lián)接受治療。

年底出發(fā)前，他提出兩條要求：隨行人員最少、經(jīng)費盡量節(jié)省。他說：“我們國家剛剛解放，能省一分是一分。”

他謝絕帶家屬，婉拒配備翻譯，說：“我自己會講俄語。”他身上只帶一件皮大衣，說春天穿的衣服就不添置了，“說不定到春天，就病好了，能回來了。”

到了蘇聯(lián)，他一邊治療，一邊催促回國。1950年4月，病情稍有緩解，他立刻向黨中央遞交申請，要求返京工作。

醫(yī)生給出的限制是每天不超過三四個小時。他接受了這個安排，卻立刻致信毛主席和書記處，請求加時。

毛主席勉強同意他每天工作四小時。

可他哪里聽得進去。回京后第一周，他就把工作時間加到五小時；再過幾天，又要求醫(yī)生批準每天八小時。醫(yī)生不同意，他仍然坐進辦公室，文件一摞摞批，會議一場場開。

有時連身邊工作人員都看不下去，說：“任老，休息一下吧。”他擺擺手：“耽誤不得。”

1950年10月，朝鮮戰(zhàn)火爆發(fā)前后，他連續(xù)參與討論，統(tǒng)籌相關文件，日夜不休。

10月25日凌晨，他突發(fā)腦溢血被送入醫(yī)院，27日因搶救無效在北京病逝，年僅46歲。

46歲，對常人來說，是事業(yè)剛起、經(jīng)驗漸成的年紀，實在是太過可惜。

任弼時逝世后，毛主席沉痛地親自扶著任弼時的靈柩，前往勞動人民文化宮。

為了紀念任弼時，主席還親筆題詞:“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在他的追悼會上，葉劍英元帥評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