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史官這么評價宋神宗：

上浚哲仁孝，自在藩邸，一無所嗜好，而獨刻意于學問。微旨奧義，從容自得，雖老師宿儒莫敢望。嘗以謂先王之跡息滅，時君世主祖述不及三代，其施為卑陋，不足法。

自初嗣服，慨然思以其所學遠者大者措之于天下，見歷世之弊，欲變通之。患流俗蒙蔽，以在位之臣無足與計者，一見王安石，即知其可用，遂任以政，而不奪于讒邪之口。立政造令，悉法先王。典謨所載，風、雅所歌。實稽之以決事，操之以驗物。其所建立，非近世所習見，故皆言令不便。上取成于心理之所在，無復回遹，去壬人而國是定，修政事而財用理，損資格以任賢使能，核名實以彰善癉惡。天下擴然大變。

當是時，韓琦、富弼、曾公亮、歐陽修、呂公著、司馬光、呂晦與蘇軾、蘇轍之徒，群起而非之，以本業賑貸為取利，以出泉而祿庶人之在官者為橫賦，以修泉府之政為侵商賈，以遣使道主意為擾民，以求弊更法為變常，以君臣相與為失威福之柄。上舍己從眾，以理反復諭琦等，而光、晦、軾、轍之徒終迷不反，遂疏不用。

然聞一善，優容開納，言者雖甚狂忤，不以為罪，博采兼聽，惟恐不及。故拔王韶于片言，盡復河湟故地。數年間百度修舉，吏習而民安之。乃什伍丁壯，教以武事，追比閭族黨之制；興置學校，迪以經術，復鄉舉里選之法。亹亹乎向三代之盛矣。惜乎志業未就而遽上賓，譬猶四時之運，方睹春夏之敷榮，而未及夫秋冬之成物也。

其事兩宮（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竭盡誠志，有匹夫不能為者；友愛二弟（趙顥、趙頵），盡家人之歡，累請居外第，終不許。則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文足以經緯，武足以震服。御眾之寬，臨政之勤，操勢利而坐制萬里之外。前世帝王有一于此為甚盛德，而上兼有之。嗚呼，圣矣哉！

這一評價出自新黨之史筆，雖有溢美，但其對神宗君德的概括基本還是屬實的。

即便用苛刻的眼光去看神宗，他的品行都是經得起挑剔的。他對祖母、母親孝順，對弟弟友悌，不貪美色，不圖安逸，待士大夫彬彬有禮，對大臣尤其優禮之，哪怕他內心并不贊同他們的政見，在禮節上也會給予足夠的敬重，他對韓琦，對富弼，對司馬光，均是如此。

神宗也是仁厚之君，盡管他沒有像宋仁宗那樣以仁君的形象留于青史。我們從一件小事便可以看出他的善心：元豐二年五月初六，君臣于垂拱殿議事，神宗的御衣上爬了一只蟲子，自衣襟沿爬至御巾，神宗將它拂之于地，“視之，乃行蟲，其蟲善入人耳”。但神宗卻說：“此飛蟲也。”神宗為什么要撒謊？“蓋慮治及執侍者而掩之” 。讀這則記載，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發生在宋仁宗身上的另一件軼事：有一日，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仁宗的牙齒給硌到了，但他沒有聲張，且交待嬪御：“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

神宗還有一點也與仁宗比較接近，那就是謙遜的品格。至高無上的權力并沒有讓他變得傲慢、狂妄。有一回，神宗與程顥論人才，神宗說：“朕未之見也。”程顥立即質問：“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給訓得一愣一愣，聳然說：“朕不敢，朕不敢。”

熙寧八年，神宗看到王安石撰寫的《周官新義》、《詩經新義》、《尚書新義》序言有“稱頌上德，以文王為比”之語，深感不安，給王安石發手批：“得卿所上《三經義序》，其發明圣人作經大旨，豈復有加！然望于朕者，何其過歟！責難之義，在卿固所宜，著傳于四方，貽之后世，使夫有識考朕所學所知，及乎行事之實，重不德之甚，豈勝道哉！恐非為上為德之義也。其過情之言，可速刪去，重為修定，庶付有司早得以時頒行。”

當年六月，王安石進呈《三經義序》正式文本，神宗又說：“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后世笑。卿言當為人法，恐如此非是。”

王安石說：“稱頌上德，以為比于文王，誠無所愧。”

神宗說：“《關雎》，文王之詩，皆文王盛德。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朕如何可比？”堅持要刪去將他比為周文王的說法。對帝王來說，能夠保持這樣的謙遜與自知之明，真的難能可貴。

神宗為今人所詬病者，是認為他強化了宋王朝的皇權專制，破壞了仁宗時代形成的共治體制。這個指控似乎是有道理的，因為多位宋朝人都觀察到：神宗時代，代表君主意志的內批突然多了起來，如富弼說：“臣聞內外之事，多出陛下親批。” 司馬光說：“今陛下好于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 南宋樓鑰亦說：“祖宗累朝未嘗輕以御筆處分外事，神宗作興，凡事多出圣裁，雖邊徼細故，亦煩親灑。” 今人的研究也證明了宋人的觀察是準確的，據學者統計，從治平四年到熙寧十年，神宗發出的內批多達1346道；從《續資治通鑒長編》引用的內批與手詔來看，神宗所發占1260道，而前面五帝合計才109道。

神宗喜以內批、手詔指揮政事，這是事實。他甚至曾下詔要求“自今內批指揮并作奉圣旨施行。” 不過，若因此斷言神宗破壞了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則是言過其實。

宋王朝形成的權力構架，既不是“虛君共和”，也不是“皇權專制”，而是君權與相權相制相維，形成嵌合體。君主的詔敕須由宰相副署，方得生效；宰相的政令也須君主批準，才可發出。神宗的內批并不是正式的詔令，毋寧說，它只是君主與宰相溝通意見的內部文書，從神宗內批的表述形式來看，通常帶有“宜”、“可”之類的措詞，表明內批只代表君主個人的決策建議，因此，神宗朝內批的盛行，與其說反映了皇權專制的強化，不如說，這顯示神宗皇帝熱衷于主動參與政治決策，而不是像之前的仁宗皇帝那邊習慣于被動行使批準權或否決權。

對皇帝的決策建議，理論上，宰相是可以提出異議的；事實上，神宗也確有一部分內批被宰相否決掉。熙寧元年十二月，宋廷立法重申了一項憲制：“自今內批指揮事，俟次日覆奏行下。”覆奏的程序保障了宰相擁有駁回內批的權力。

在這樣的權力構架下，神宗的君權是有限度的，“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便是神宗的自我感慨。我們來看宋人筆記記錄的一件軼事：

神宗時，以陜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神宗以內批的形式要求處死一名對陜西用兵失利負有責任的轉運使（漕官），但他的內批卻被宰相蔡確以覆奏的程序否決掉。他感嘆自己作為皇帝卻做不得一件快意事，還要被副宰相章惇懟回去。而在宋朝諸帝中，神宗算是比較強勢的一位了。

我曾經撰文闡述神宗“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的故事。有朋友反問我：故事中，那個漕官是生是死，就看皇帝與大臣的博弈結果，而不是“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這不正是人治嗎？這個反問很有力。不過，我們要注意一點：宋人筆記往往帶有濃厚的演繹成分，前面這個神宗欲斬漕官的故事也是如此。我們需要找出故事的原型，以原型為根據來分析宋朝政制。

這則神宗軼事提到“宰相蔡確”，查蔡確執政的時間，為元豐二年至元祐元年；軼事又稱“陜西用兵失利”，那么故事的背景要么是元豐四年的五路伐夏，要么是元豐五年的永樂城之役。但檢索正史，未見神宗當時有批示斬某轉運使的內降指揮，倒是元豐六年發生的一件事讓神宗發出了“朕平生未嘗作快意事”的感嘆。

當年四月初六，抗夏名將種諤病逝于延州，十幾天后，四月廿一日，神宗發現種諤彌留之時給朝廷發了多份奏狀，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鄜延路經略使種諤四月辛亥卒。病篤之際，必神識昏憒，前死數日，陳奏尤多，未知出于何人裁處。” 于是詔陜西轉運副使、權鄜延路經略司范純粹體量以聞。

五月，范純粹回奏：“今體量得種諤未死以前奏請，皆是徐勛裁處。” 徐勛是鄜延路經略司的管勾機宜文字官，種諤的幕僚，竟然冒用主帥種諤之名給朝廷發送奏狀。

神宗震怒。早朝時，他對輔臣說：“朕通夕不寐，思與卿等相見。種諤死鄜延，其屬有徐勛者盜用經略司印，調發兵馬，奏舉官吏，幾何而不為亂也！可命所在斬之。”

尚書右丞王安禮說：“矯用印宜若有罪。當帥臣新亡，其處報機急，容有前期草定而未發者，一旦用之，以追成其志；與夫竊發于平時，以規其私者則有間矣。愿下于理，以從吏議。”認為徐勛究竟有何罪責，應該由大理寺來裁決。

神宗問他：“卿獨安取此？豈以勛文吏故，且大臣有薦之者，而善為之地？然則韓存寶何罪？”

神宗所說的韓存寶，是宋朝將領，元豐四年受命征討瀘州蠻，因為“出師逗撓，遇賊不擊，殺戮降附，招縱首惡” ，被以軍法處以死刑。神宗心里可能是很不愿意判韓存寶死刑的，所以才拿他來說事。

王安禮說：“臣不識徐勛，而存寶之罪所未諭也，陛下以存寶為非罪而就戮，則如勛者，尚可效尤耶？”

神宗嘆息說：“朕平生未嘗作快意事，如卿兄安石不斬沈起，至今有遺恨。”沈起被認為是挑動熙寧八年交趾與宋朝發生戰爭的罪人，神宗恨不得斬了他，卻未能如愿，所以才有“平生未嘗作快意事”之嘆。

門下侍郎章惇這時回了神宗一句：“快意事豈宜作？”

元豐六年神宗與王安禮、章惇的對話情景，與宋人筆記中的神宗欲斬漕官軼事何其相似。我們相信，前者正是后者的故事原型。

盡管神宗很想殺了徐勛，但他不能憑自己的好惡愛憎處死一個人。徐勛究竟有何罪行，當負什么罪責，須走司法的程序。神宗遂派御史張汝賢、入內供奉麥文昞至延州置獄，追劾徐勛案。

神宗還不放心，又要求三省給張汝賢發敕令：“敢出勛罪者，以重論之。”

王安禮說：“臣欲有所請，愿于詔語‘出’字下增一‘入’字，則于文為完。”將敕令的措詞改為“敢出入勛罪者，以重論之”，表明朝廷的態度是不偏不倚，既禁止羅織徐勛之罪，也不準放縱徐勛之責。

最后查實：徐勛在種諤患病后，以種諤的名義撰寫奏狀，奏舉鄜延路幾名文武官員，并擅自使用鄜延路經略司的官印，給奏狀蓋了章，發給朝廷。經大理寺檢法定讞，徐勛被處以“除名”的責罰，即開除公職。蔡確知道神宗對這個判決不滿意，鼓動神宗：將徐勛“投諸荒裔”，即流放遠惡之地。王安禮說：“陛下察知勛情，付之于法，而確有此舉，不過乘陛下前日之怒耳。”最終徐勛受到的懲罰就是“除名”。

我之所以要不勝其煩地考據神宗皇帝“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的故事原型，是想說明，盡管宋神宗是一位欲大有為、相對強勢、熱衷于以內批指揮政事、積極介入政府決策過程的君主，但在神宗時代，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君權與相權相制相維的政體并未受破壞。這是我們理解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需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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