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嶺古道（棧道）在西安市境主要有三條：儻駱道（西）、“子午道”（中）和“藍武道”（東）。這三條秦嶺古道（棧道）上的雄關有“駱谷關”（儻駱道）、“石羊關”（子午道）和“藍關”、“武關”（藍武道）。偉人毛澤東詞云：“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我們則是“從頭曰”了。本文力求簡明談兩個問題：（1）秦嶺古道的名稱，即棧道的“正名”問題。（2）秦嶺古道的價值，即“文化”的意義問題。

01

“棧道”正名

對于《論語?子路》中“必也正名乎”，老師孔子持肯定態度。其肯定的主要理由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蜀道”申遺有十多年了，至今未果，緣由諸多，其中一個正應了孔圣的教誨：“名不正……則事不成。”

是啊，我們選擇“棧道”“秦巴古道”名稱，眾多著述卻總是要將其納入“蜀道”“中國蜀道”的叢林。關于選擇“棧道”“秦嶺古道”名稱的理由依據，筆者在拙著《道匯長安：秦嶺古道文化地理之旅》（2010年首版）的第一章“秦嶺古道的正名”和“有蜀無楚的秦嶺古道”兩節專門論述過，希望秦嶺古道的研究者“從蜀道走回來”（第二章第三節）；可謂有言在先，反復申述，講得夠多了！此處“正名”，可謂馮唐再作，兩進長安；杜鵑啼歸，苦口婆心，算是無奈復無奈的“二進宮”了。

《道匯長安：秦嶺古道文化地理之旅》2010年出版。之后，許多圍繞秦嶺古道的研究著述，要么置若罔聞、不予對話，要么鴕鳥姿態、剛愎自用，依然連篇累牘地發表其“蜀道”“中國蜀道”學術成果。如果是個人研究，文責自負，尚可理解。可是，面對煌煌六卷十冊的《中國蜀道》（2015年出版）這套書，既是權威專家領銜主編，又是“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特別它還是陜西為責任主體的有關機構和個人研究、策劃的出版結果。

僅就《中國蜀道》的名稱而言，它就把周、秦、漢、唐首都長安“京兆”無限性專名背景下的首都“國道”降低成偏安一隅、區區地方化的郡治“省道”有限性概念了。美籍華裔學者巫鴻《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筑中的“紀念碑性”》一書，其第三章題目即：“紀念碑城市——長安”。日本N H K影視節目介紹漢唐長安的標題是：“永恒之都”。

漢長安城子午軸線圖（高原予繪制）

作為古都長安的南山通路，秦嶺古道（棧道）特有的“文化魅力”和精神氣息，正源于京兆千年首都史所建構的莊嚴崇高形象。秦嶺古道的建造特色與文化象征就是棧道。“棧道”與“蜀道”名稱相比，既出典更早、源遠流長，又跨地域、富于工程特征，何樂而不為呢？事實上，除了《中國蜀道》列舉的幾條“蜀道”，還有許多與“蜀”無關的“棧道”：

（1）子午道翻越秦嶺抵達安康市之后，繼續穿越大巴山以重慶為目的地。此即荔枝道也。

（2）從陜西——重慶的交界出發，沿大寧河（巫溪）“至下游長江邊的巫山，粗計存有六千多棧孔，分布長度八十余公里，可謂規模宏大、氣勢驚人”。“這條棧道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棧道”。

（3）藍武道從西安市灞河通往江漢平原，既是戰國時秦楚的爭霸道，還曾是唐代的“第二國道”。這條棧道讓文化巨人屈原夢繞魂牽，讓千古一帝嬴政魂斷藍橋。用“棧道”取代“蜀道”、代表中國進行“文化申遺”無疑更合理、希望也更大吧。橋梁建筑大師茅以升先生曾把棧道和長城、大運河相提并論，視為“中國古代三大工程”。長城有秦人的偉岸身影，棧道同樣源自秦國的歷史創造。

石門棧道

《戰國策?秦策》記載秦國交通言:“棧道千里，通于蜀漢。”《史記?貨殖列傳》同樣記載：“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戰國時期，鐵器出現，這為棧道修鑿提供了工程技術條件。戰國七雄，為什么獨獨在秦國這里出現了“千里棧道”呢？

其一，《尚書?堯典》已明確記載帝王圍繞華山的“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

其二，秦都咸陽，即源于《尚書》源遠流長的神圣祭禮與天神崇拜，乃是歷史上的“天下之中”，《史記》九州之“心”的神州也。

其三，“北斗死，南斗生”（《太平經》）。今日考古學者發現：“子午谷口左右山峰，則可以與天上南門星相對”（秦建明、張在明、楊正）。秦嶺棧道作為通往南斗星座的精神符號和路徑，源于“朝天闕”與死而復活的永生信仰。《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

“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營室也”。

誠哉斯言！講完了，它把秦嶺古道（棧道）從建筑特征、形制風格到精神文化的動機謎底與象征功能，差不多講完了！棧道又叫“閣道”，即源自引文中的““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即岳飛《滿江紅》希冀的“朝天闕”，今日重慶市尚有“朝天門”。“閣道”既有現代實用交通功能，更屬“人神”“天人”的交通設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營室也”，言之鑿鑿，明確得很！棧道屬于道路，也更“屬之咸陽”。

秦嶺棧道圖（高原予拍攝）

眾所周知，棧道本名之外，另有“閣道”“棧閣”“橋閣”“驛道”諸異稱。只有在“以象天極閣道絕漢營室也”的意義，我們才能夠理解唐代?杜牧《阿房宮賦》中的“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宮的絕對高度，源于“絕漢營室也”。“蜀山兀，阿房出”固然夸張浪漫、諷喻奢華，同樣也是“六王畢，四海一”之后，秦漢帝國江山一統、莊嚴神圣、“提挈天地，把握陰陽”氣象的歷史寫照。從秦之咸陽到漢之長安，無一不在呈現首都京兆府無限性的莊嚴神圣之在。

在中國古典數學中，“兆”是比“億”高一個量級的數字概念，而“京”又是比“兆”高一個量級的數字概念。中國古代首都長安的“京兆”名稱，本身就屬于神文時代（唐曉峰、孫英剛）無限性的神圣信仰世界。借用康德《判斷力批判》的崇高范疇研究，長安首都的“京兆”一名乃是從數學上的無限性數字出發、以表達力學上的無限崇高世界。

人們生活在數字化時代，卻把“京兆”這一大數字概念忘了！在“IT”數字化、大數據諸人工智能洶涌而至的當代科技環境氛圍，選擇“蜀道”“中國蜀道”對他者可以理解，對秦人學者而言，那就完全屬于心智遲鈍、數典忘祖的“不悟而自屈”了。

《文心雕龍?議對》指出：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于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于茲矣。

面對當前諸多“蜀道”“中國蜀道”的著述文章現象，我們只能嘆息：“秦女楚珠，復在于茲矣。”

米倉棧道

02

“文化”叩問

當代人文社科領域，“文化”屬于一個熱詞和高頻詞。自然，它也在《中國蜀道》這套書頻頻出沒，屬于熱詞。《中國蜀道》第一卷《交通線路》在第一章的內容概括中說：“蜀道是歷史上連接關中盆地與成都平原……的一系列官驛大道和文化交流道路的統稱”。該書第二卷《歷史沿革》講：“蜀道作為一個文化史的符號……即川陜道路。蜀道名義的形成，是與關中的區域文化優勢曾經長期存有關系的”。既然該文化史符號“是與關中的區域文化優勢曾經長期存有關系的”，為何不徑直選擇“中國棧道”和“秦道”等名稱呢？

中國歷史上有自己的“文化觀”和“文化”概念。劉向《說苑》寫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 ”，是在“文武”對偶語境定義“文化”概念。《韓非子》寫道:“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同樣突出的是“文武”之間的差異性。中國民間諺語講：“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也體現了“文化”的自我寓意和多元風格性。

而“棧道”的歷史緣起，卻分明是戰國烽火、國家統一、秦國形象下的“軍事”“武功”。今人用“蜀道”僭越秦人“棧道”，無乃不可乎？據《中國蜀道》“總序”講：2011年9月，在四川陜西兩省，舉行過“蜀道文化線路保護與申遺研討會”等活動。既然屬于向美國紐約總部的聯合國提交的“文化申遺”，那么《中國蜀道》的寫作、出版就無疑屬于西方“文化”概念范疇下的社會知識——權利現象學了。

歐美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詞來自拉丁文，它的原始含義是“耕作”，強調腳踏實地的田野勞動、體能實力與直觀收成，其要點有“儀式”“信仰”“規范”等，和宗教權利、公眾競技密切相關。既如此，《中國蜀道》的寫作出版就有它明確的上級，還有上級的上級諸權力世界和世界倫理規定。

就此而言，無論《中國蜀道》中出現了多少“文化”字眼，均與中國古典的“文化”意義無涉。即便它以“蜀道”冠名，也和周、秦、漢、唐的“棧道”概念無關。

今日，作為兩個省級行政區，四川省無論就地域面積、人口數量、經濟產值還是城市發展、金融商貿、體育文化，都把陜西省甩開了幾條街。這就是專家學者們選擇“蜀道”“中國蜀道”進行“文化申遺”的客觀情理和緣由吧。期望陜西秦人保衛“秦嶺古道”的冠名權，無乃不可乎？

說到底，“中國蜀道”諸文化申遺活動是由聯合國的相關組織機構來審查、決定的。中國人為他者馬首是瞻，在所難免。問題在于：法國作家薩特1964年已經放棄了諾貝爾文學獎，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屢屢退出過聯合國的各種組織機構。華夏禪云：“貪看天邊月，遺卻身中珠。”好萊塢電影《辛德勒名單》結尾引用《圣經》的名言是：“救一人，即救世界！”

明月峽古棧道

六十年前，由于饑荒，我母親1959年作為“川妹子”嫁到了西安市的郊區農村。我對秦嶺“蜀道”有著特別的歷史記憶、批判意識和強烈感情。當年“四川大饑荒”的發生固然因素復雜，其主因即“政治謊言”。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蜀道”名稱本身就遠離了“棧道”歷史文化的中心和“真”。這就是我背離“世界文化申遺”，至今沿用“秦道”“中國棧道”的思想依據和良知呼喚。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誠實和真摯乃歷史真理呈現的基本境遇。我選擇“棧道”“秦嶺古道”正名，和自己作為“秦人”無關。如果說有什么感情因素，也源于我對中國古典文化的超越回歸，源于我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反省抵抗。

卡爾?拉納言：“神學乃自我的生平描述。”由“棧道”“秦嶺古道”而敞開的“文化史”差異與“文化”立場，既源自生命的存在際遇，也含學術研究的追尋快慰，還可能屬于“文化性”的創造活動本身。

原標題：《秦嶺棧道“正名”說》

本文作者：

高從宜，陜西西安人，1984年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1990年代末留學德國，研究哲學與宗教；現為陜西省參事室（文史館）研究員，陜師大基督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主要著作：《出入龍門》（西北大學出版社，合著），《墨道縱橫》（西北大學出版社，合著），《水墨的邏各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合著），《道教三書》（60萬字，西北大學出版社，西安），《秦嶺書系》（四冊，70萬字，西北大學出版社，西安。陜西圖書獎，中國大學出版社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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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制 | 薛曉燕李志維

審核| 鐘一 碧晗

排版| 若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