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

胡楊（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

陳安繁，通訊作者（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助理教授）

楊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童桐（中國傳媒大學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講師）

編譯：童桐

編校：陳安繁

原題：Ethically Motivated or Emotionally Charged? Examining Relationships Among Moral Norms, Anticipated Negative Emotions, and Laypeople’s Online Misinformation Correction Intentions

發表于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24年第5期

一、引言

隨著數字媒體和社交網絡的普及，信息傳播的速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這種便利也伴隨著一系列問題，如未經證實的信息、超黨派新聞、不準確的敘述以及故意誤導或傷害他人的內容在互聯網上泛濫。這些錯誤信息不僅扭曲了公眾的認知，還引發了信任危機，對個人和社會造成了廣泛的負面后果。因此，如何有效糾正這些錯誤信息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

傳統上，錯誤信息糾正主要由領域專家或專業事實核查機構承擔。然而，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人際網絡的復雜化，這種基于機構和專業行為者的糾正方式逐漸顯露出局限性。相比之下，非專業人士（即外行）在錯誤信息糾正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他們通過社交網絡和個人影響力，能夠在更廣泛的范圍內迅速傳播正確的信息，從而對錯誤信息形成有效的打擊。

本研究旨在探討非專業人士在錯誤信息糾正中的角色與機制，特別是他們如何受到道德規范和預期負面情緒的影響，進而產生糾正錯誤信息的意圖。通過借鑒規范激活模型（Norm Activation Model, NAM），本研究將錯誤信息糾正視為一種親社會行為，分析個人對錯誤信息后果的認識、責任歸屬、個人道德規范和預期負面情緒如何共同作用，促使人們參與錯誤信息的糾正。

二、研究內容和流程

1.理論框架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基于規范激活模型（NAM），該模型原本用于解釋利他和環保行為，后被擴展應用于分析各種親社會行為。NAM認為，個體行為的產生受到三個核心因素的影響：對問題后果的認識、責任歸屬和個人道德規范。在本研究中，我們將這三個因素應用于錯誤信息糾正的情境，探討它們如何影響非專業人士的糾正意圖。

具體來說，當個體認識到錯誤信息的嚴重后果時，他們可能會感到有責任去糾正這些信息。這種責任感進而促使他們形成個人道德規范，即認為糾正錯誤信息是一種道德上的義務。同時，預期的負面情緒（如憤怒、焦慮）也可能成為推動個體采取行動的動力。

基于NAM框架，本研究提出了多個假設，旨在驗證認識錯誤信息的后果、責任歸屬、個人道德規范和預期負面情緒與錯誤信息糾正意圖之間的關系。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通過線上平臺收集中國受訪者的數據。問卷內容涵蓋了對錯誤信息后果的認識、責任歸屬、個人道德規范、預期負面情緒以及錯誤信息糾正意圖等多個維度。為了確保數據的代表性和有效性，研究采用了配額抽樣方法，并設置了注意力檢查題項以篩選無效問卷。

4.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采用結構方程模型（SEM）進行，具體包括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兩個階段。測量模型用于評估各觀測變量的信度和效度，確保數據質量；結構模型則用于檢驗各潛變量之間的關系，驗證研究假設。此外，我們還采用多元回歸分析和中介效應檢驗等方法，進一步探討變量之間的復雜關系。

三、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強調了“個人”和“群體智慧”在糾正錯誤信息中的重要作用，為專業事實核查提供了必要補充。其中個人道德規范在錯誤信息糾正意圖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責任歸屬顯著正向影響個人道德規范，進而促進非專業人士產生糾正錯誤信息的意圖。相比之下，雖然對錯誤信息后果的認識與預期負面情緒顯著相關，但預期負面情緒并未直接促進糾正意圖的產生。這一發現與部分先前研究存在差異，可能反映了文化背景和個體差異對行為動機的復雜影響。研究認為，將錯誤信息糾正視為一種親社會行為，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其背后的社會心理機制。這一發現不僅豐富了錯誤信息糾正領域的理論體系，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向。

本研究深化了對非專業人士在錯誤信息糾正中作用的理解。通過借鑒NAM框架并結合中國情境下的實證分析，我們揭示了個人道德規范在驅動錯誤信息糾正意圖中的核心地位。通過分析非專業人士的行為動機和過程，研究揭示了其在錯誤信息糾正中的獨特價值。其次，本研究采用規范激活模型作為理論框架，拓寬了人們對錯誤更正實踐的理解。

本研究對于社交媒體平臺、政府機構和社會組織等利益相關方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首先，強調個人道德規范的重要性意味著可以通過教育和宣傳等手段提高公眾對錯誤信息糾正的道德認知和責任感。其次，雖然預期負面情緒未直接促進糾正意圖的產生，但其作為一種潛在的動力源仍值得關注。社交媒體平臺可以通過算法優化等方式減少負面情緒的傳播，同時鼓勵正向情緒的表達和分享以間接促進錯誤信息的糾正。

四、研究局限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采用問卷調查法收集數據可能存在自我報告偏差和意圖與行為之間的不一致性等問題。未來研究可以考慮結合實驗法或縱向追蹤等方法以獲得更準確的結果。其次，本研究主要關注中國情境下的非專業人士行為動機未來可進一步探討跨文化差異對錯誤信息糾正的影響。最后本研究僅考察了部分關鍵變量，未來可引入更多中介變量和調節變量以構建更全面的理論模型。

原文見：Hu, Y., Chen, A., Yang, Y., & Tong, T. (2024). Ethically motivated or emotionally charged? Examining relationships among moral norms, anticipated negative emotions, and laypeople’s online misinformation correction intentions.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7(5), 1158–1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