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成蹊

春秋戰國和五代十國都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大分裂的時期。盡管同樣是動蕩的分裂，這兩個時期卻顯現出了不一樣的特質。春秋戰國時期，涌現出了聶政、荊軻這些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完成使命的義士，五代十國時期多的卻是如同石敬瑭那樣為了利益而隨時反叛背刺的變色龍。同為亂世，為什么兩個時代會呈現出如此不同的特點呢？

依附

春秋戰國時期義士產生的土壤條件

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劇烈的變革，而這一時期的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也呈現出了獨特的特點。特別是依附關系，它在政治上的表現尤為顯著，其形成與當時的人身依附關系緊密相連。

先秦時期，依附關系主要體現為政治上的從屬與依賴，其中“私徒屬”與“賓客”作為兩大主要群體，其依附關系的性質與表現形式在春秋戰國兩個階段發生了顯著變化。春秋時期的“私徒屬”對貴族主人展現出極強的忠誠與服從，他們視主人為衣食之本，奉行“忠于主人，至死不貳”的原則，這種近乎絕對的人身依附關系，構成了當時社會結構的重要基石。

從“私徒屬”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忠誠與獻身精神，正是義士品質的重要來源。在嚴格的依附關系中，私徒屬們不僅要在戰場上奮勇殺敵，守護主人的利益，更要在日常生活中恪守禮儀，維護主人的尊嚴。這種長期的、高強度的依附訓練，使得他們逐漸形成了一種以忠誠為核心的價值觀念，這種觀念在后世被賦予了更高的道德意義，成為義士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進入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結構的進一步分化和權力斗爭的加劇，依附關系的性質開始發生微妙變化。特別是“賓客”群體，他們不再像“私徒屬”那樣單純追求對主人的忠誠，而是更多地將依附關系視為實現個人政治抱負的階梯。賓客們“以勢取舍，擇木而棲”，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成為國君的重臣，出將入相，顯身揚名于國。

雖然“賓客”們不再像“私徒屬”那樣單純追求對主人的忠誠，但他們對于個人榮譽與國家利益的追求，卻與義士的精神追求不謀而合。“賓客”們通過依附于有權有勢的國君或貴族，獲得展示自己的機會，他們中的佼佼者往往能夠憑借卓越的才能和過人的膽識，在政治舞臺上大放異彩，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才。這種通過依附關系實現個人價值的方式，盡管與“私徒屬”的忠誠有所不同，但同樣體現了義士所追求的“忠君報國”的崇高理想。

春秋戰國時期的依附關系不僅是一個社會現象，更是一個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因素交織的產物。它反映了當時社會結構的變遷、權力關系的重構以及文化觀念的轉型。在這一過程中，義士作為依附關系中的特殊群體，其形成與發展受到社會環境的制約。

具體而言，依附關系為義士提供了成長的土壤和鍛煉的舞臺。在嚴格的依附關系中，義士們逐漸擁有了忠誠、勇敢、智慧等優秀品質，這些品質在后來的政治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依附關系也促使義士們不斷反思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形成了獨特的道德觀念和人生追求。這種在依附關系中不斷磨礪與成長的過程，正是義士精神得以形成和傳承的關鍵所在。

春秋戰國時期的依附關系對義士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無論是“私徒屬”的忠誠獻身，還是“賓客”的擇木而棲，都體現了當時社會背景下人們對于依附關系的不同理解和追求。而義士作為這一時期的杰出代表，他們的精神追求和行為準則不僅在當時社會產生了廣泛影響，更在后世被賦予了深厚的文化內涵和歷史價值。

轉型

義士文化的逐漸褪去

盡管春秋戰國時期誕生了數量龐大的義士，但這一時期官僚制度的轉型與義利的交鋒，也成了之后義士文化逐漸褪去的伏筆。

西周時期，官制建立在宗法傳統之上，實行的是世卿世祿制。這一制度以父系血緣關系為基礎，官職與土地、財富緊密相連，形成了穩固的貴族階層。然而，隨著春秋戰國時期的到來，這種基于血緣的世襲制度開始動搖。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諸侯爭霸、戰爭頻繁，各國為了增強國力，紛紛進行政治改革，官制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

在這一背景下，職業官僚體系逐漸興起，取代了原有的世卿世祿制。新的官制不再單純依賴血緣關系，而是更加注重才能與功績。如齊國在管仲的治理下，推行“尊賢上功”的政策，打破了宗法政治的壁壘，使得出身低微但有才能的人也能躋身政治舞臺。這一變化提高了行政效率，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也促使基于技藝的職業官僚逐步取代基于血緣的貴族官僚，消解了義士文化生存的人身依附土壤。

與官制變遷相伴隨的，則是政治思想的激烈交鋒。彼時，道義與功利之爭已經登上了歷史舞臺。道義派以孔子為代表，強調道德倫理的重要性，主張以德治國，恢復周禮，追求社會的和諧與秩序。他們批判功利派過于追求現實利益，忽視了道德價值。

而功利派則以管仲、商鞅等人為代表，他們注重政治與法規建設，看重行政效率和國家實力，主張通過富國強兵來實現國家的強盛。功利派的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了廣泛實踐，各國紛紛進行變法，加強中央集權，提高國家治理能力。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需要一大批具有專業素養的職業官僚。這些官僚之所以能夠提升社會階層，依靠的是自己的技藝或者說專業能力，是一種基于自我實現的忠誠而非血緣。如前文所述，盡管此時的臣子依然重視“義”，但這種基于價值的忠誠牢固程度遠遠不能與血緣紐帶相比，“義”的程度有所下降。

人身依附關系的減弱更成為義士文化逐漸褪去的根本因素。西周時期，貴族階層享有特權，對土地和民眾擁有絕對的支配權。隨著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與變革，這種依附關系開始松動。一方面，官僚體系的興起打破了貴族對官職的壟斷，使得更多的人才能夠參與到國家管理中來；另一方面，土地兼并和人口流動也加劇了社會結構的變動，削弱了貴族對土地和民眾的控制力。

在這種背景下，義士文化作為貴族階層精神風貌的體現，也逐漸褪去。義士，即那些以道義為重、勇于擔當的士人，他們在西周及春秋早期曾是社會中的精英階層，深受貴族階層的推崇。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義士文化所依賴的貴族階層逐漸衰落，其影響力也隨之減弱。同時，隨著功利思想的興起，人們更加注重現實利益，對道德價值的追求不再像以往那樣純粹和堅定。因此，官制變化、思想變遷、人身依附關系減弱，共同推動了義士文化這一時期的嬗變。盡管之后仍然有吉光片羽存世，但義士的時代，已經逐漸遠去了。

因此，官制變化、思想變遷、人身依附關系減弱，共同推動了義士文化這一時期的嬗變。盡管之后仍然有吉光片羽存世，但義士的時代，已經逐漸遠去了。

叛亂

安史之亂后唐代的流毒

唐代，作為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和復雜的朝代之一，其繁榮與動蕩并存。在這個時代，武將們不僅是王朝邊疆的守護者，更是權力斗爭的核心角色。然而，安史之亂后叛將的頻繁出現，助長了反叛的風氣，嚴重沖擊了當時的忠誠倫理。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以來，皇帝作為國家權力的最高統治者，其權威至高無上。然而，在唐代這一體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武將作為國家官僚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受命于皇帝，執掌兵權，但他們往往陷入朝廷中的政治紛爭，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特別是在唐朝中后期，藩鎮割據現象日益嚴重，武將們試圖將土地傳于子孫世襲，形成了與中央集權的尖銳矛盾。例如，幽州兵馬使朱希彩聯合副經略使朱泚等人殺害節度使李懷仙，自立為節度使，這種叛亂行為直接挑戰了中央權威。

地方上武將叛亂，朝廷中央內部也隱藏了分裂叛亂的因子。唐代皇位傳承不穩，很多皇帝都是依靠政變登基。在中央朝廷尚能壓服地方時，地方尚不敢輕舉妄動。但安史之亂后，朝廷的威信江河日下，地方不再如同往日那般聽命，加之皇帝通過政變上臺，武將更會對中央朝廷產生質疑。

同時，唐代宦官勢力極為強大，他們通過控制皇帝和監軍等手段，干涉朝政，與武將們產生了激烈的矛盾。宦官們往往利用手中的權力，陷害武將，甚至直接參與叛亂。

隨著藩鎮割據現象的不斷演化，唐代的藩鎮已經脫離中央控制，唐代割據型的藩鎮擁有自己的軍隊、稅收和地盤，經濟上獨立，儼然一個個“小朝廷”。為了爭奪更多的資源，藩鎮之間以及藩鎮與中央之間不斷爆發沖突。武將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往往選擇叛亂，以奪取更多的權力和資源。

《資治通鑒》就提到，河北作為安史之亂的發源地，依舊由安史降將控制，這些降將擅自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這種經濟上的獨立性和利益爭奪，為叛將們提供了反叛的動力，進一步助長了反叛的風氣。

藩鎮割據不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還加劇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對立。藩鎮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與中央政府為敵，這種對立行為直接沖擊了忠誠倫理。武將們為了維護自己所在藩鎮的利益，往往選擇與中央政府對抗，甚至背叛朝廷。黃巢起義后，藩鎮們紛紛自立為王，與中央政府形成對抗局面，這種行為無疑是對忠誠倫理的極大沖擊。

此外，武將內部的爭斗也是此時叛亂頻發的重要原因。由于政治斗爭的激烈和利益的沖突，武將們往往相互猜忌、互不信任。這種信任危機使得他們更容易產生反叛的念頭，甚至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叛同伴或朝廷。

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背叛不再有沉重的道德包袱。當唐朝廷的權威徹底煙消云散，被朱溫的后梁篡奪后，原本還需要忠誠于皇帝和朝廷的遮羞布被徹底拋棄，背叛，由此成為五代的主題詞。

背叛

五代的主題詞

五代時期，皇權的更迭如同走馬燈般頻繁，皇帝們往往難以長久在位，而權力的斗爭則愈演愈烈。這種背景下，反叛與背叛成為奪取皇權、鞏固地位的重要手段。后梁太祖朱溫去世，引發了其子朱友珪的叛亂。朱友珪為爭奪皇位，不惜發動兵變，弒主自立，這一事件就是當時皇權更迭時叛亂迭起的寫照。

隨著唐末五代社會動蕩的加劇，三綱五常、倫理道德等價值觀念受到嚴重沖擊。后晉時期，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曾直言：

“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

這句話不僅反映了當時將領們對皇權的輕視，也揭示了他們內心深處對權力的渴望。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宗室、將帥們紛紛起兵反叛，企圖奪取皇權，后唐末年的秦王李從榮及潞王李從珂的叛亂便是典型例證。

五代時期的政治腐敗也十分嚴重，皇帝、宦官、伶人等權勢人物往往沉迷于享樂與權力斗爭，忽視國計民生。后唐莊宗李存勖在位期間，寵信宦官、伶人，導致朝政混亂，官員貪腐橫行。河中節度使李繼麟（原名朱友謙）因拒絕宦官、伶人的索賄而被誣陷謀反，最終慘遭滅族之災。樞密使郭崇韜也因對伶人、宦官干政不滿而遭族誅。這些事件不僅加劇了政治腐敗的程度，也進一步助長了背叛的風氣。

此外，藩鎮割據在五代時期愈演愈烈，藩鎮與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后梁末年魏博軍事叛亂的發生，便是因為朝廷試圖削弱魏博藩鎮的力量而觸動了其經濟利益。此外，由于藩鎮內部也存在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士兵們往往因利益受損而發動叛亂，后唐同光二年（924）潞州兵的叛亂便是如此。

在這樣一個動蕩不安乃至朝不保夕的時代，將領與官員都滋生出了個人野心和嚴重的猜疑心理。他們往往因功高震主而遭受皇帝的猜疑與打壓，進而選擇反叛自保。如后梁大同節度使劉知俊因功高位重而受到朱溫的猜忌，最終選擇反叛投奔岐國等。

皇權更迭頻繁、儒學衰微、政治敗壞、經濟利益之爭以及個人野心與猜疑心理等因素相互交織，共同推動了這一時代背叛的盛行。

盡管春秋戰國與五代十國都是動蕩不安的時代，但忠誠與背叛卻成為這兩個時代截然不同的精神寫照。盡管背叛者往往能夠得到榮華富貴，但他們只能通行在黑暗之中，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受到歷史的無情審判。

參考文獻：

①劉蓉：《先秦依附關系的演變》，《延安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②吳昊：《從貴族到官僚：春秋戰國時期官制的變遷與重構》，《文化學刊》2023年第5期。

③胡新生：《先秦政治思想史上的道義與功利之爭》，《文史哲》2017年第3期。

④劉兆艷：《唐代叛將領研究——以兩〈唐書〉為中心》，安徽大學2018年碩士學位論文。

⑤曾國富、鐘偉亮：《略論五代軍事叛亂》，《唐都學刊》2009年第4期。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作者：成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