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為什么要“反特”？

延安整風時期的毛主席

為什么要搞整風運動？這其實是中共內部自身的需要：一方面，當時大多數新近發展的黨員要么是不了解馬列主義的農民，要么是從國統區和淪陷區投奔延安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雖然有強烈的愛國情感，但思想上都有著比較濃郁的自由主義色彩。要怎樣讓這些新黨員盡快在頭腦中形成無產階級思想？這是毛主席重點考慮的事情。

另一方面，從外界而言，從1941年開始，日軍大掃蕩和國民黨軍隊對邊區的封鎖日益嚴重，國共兩黨關系日益惡化，統一戰線慢慢形同虛設，而且國民黨取消了原本撥給延安的資助。這么一來，邊區面臨著嚴重的物資匱乏和軍事上的威脅，這讓毛主席越來越意識到，極有必要盡快提升全黨的紀律和士氣。這就是毛主席發起整風運動的兩個主要原因。

整風運動搞得好好的，為什么后來又搞起了“審干和反特”？這事情要從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說起，自打中共落腳陜北后，戴笠做夢都想派特工打入延安，企圖從內部瓦解中共。1935年10月，戴笠在西安成立軍統西北局，任命張嚴佛為局長。1936年，戴笠下令建立一個特別警察訓練班，目的就是要訓練特工，以打入延安。

但令戴笠沒想到的是，短短半年之后，那些受訓完成被派往延安的特務們都跑了回來，據說是因為他們無法忍受延安艱苦的生活。1938年，張嚴佛把特務汪克毅安插到延安電報局工作，但幾個月后，汪克毅也回來了，他抱怨無法在中共分子的包圍下工作。甚至1942年，戴笠還派出3名刺客去延安，但最終這3人沒有一人得手。

雖然戴笠向延安滲透的很多努力都以失敗告終，但也不是說，在邊區就沒有一個特務滲透進去。1940年10月，一個叫吳南山的人就主動向中共保衛部門交代了自己曾在軍統漢中特訓班受訓。這個特訓班是戴笠于1939年開辦的，目的要培養間諜打入延安，到1942年搬遷到西安之前，這個培訓班共培訓了8期，每期30人。

延安整風運動

戴笠對這個培訓班寄予厚望，因為他發現像以前那樣，把喬裝改扮的警察和商人派往延安根本不能成功，于是，他開始改變思路，開始發展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為間諜，因為這時候，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正在號召全國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奔赴延安。于是，大批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來到延安，就為中共注入了新鮮血液和新的能量，但也為戴笠派遣間諜提供了機會。

戴笠的做法是，在路上設卡沒收前往延安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學校推薦信，或者干脆把他們攔截下來給他們洗腦。戴笠的漢中特訓班中，很多受訓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都是當地人，在邊區有朋友或者親戚，他們出入邊區都比較容易。20多歲的吳南山當時懷著報國之心報考了漢中特訓班，進去以后，他才發現這個所謂的特訓班不過是要培養反共間諜。

吳南山在特訓班假裝積極，但他心里并不相信教官對中共的妖魔化宣傳。于是，他編造了一個理由提前畢業，回到了家鄉。而當時，他的家鄉群眾趕走了國民黨政權，建立了中共政權。他回到家鄉后在一所中學教書。1940年，吳南山主動向中共保衛部門交代了自己曾在軍統漢中特訓班受訓。此后，吳南山轉而為中共工作，通過他釣出更多特訓班的特務。

到了1942年5月，當中共保衛部門掌握了所有潛伏在邊區的特訓班成員的情況后，就對這些特務實施了抓捕。到1942年底，特訓班在邊區的國民黨間諜被抓的人有幾十個。此事讓戴笠倍感失敗和受挫，但中共還是被國民黨特務潛伏的數量和滲透程度嚇了一跳。當時中共負責情報和安全工作的康某認為，此案給我們敲了一個思想上的警鐘。

基于此，康某提出，國民黨特務對邊區的滲透是深而廣的，既然如此，我們的審干、肅反也要做得廣一些。于是，整風運動由此進入“審干和反特”階段，要同時進行審干和反特，以便揪出滲透進來的特務，這個階段開展的運動又被稱為“搶救運動”。從后來“搶救運動”的一系列特征來看，與蘇聯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搞的大清洗運動有頗多相似之處。

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的毛主席（站立者）

搶救運動與斯大林的大清洗一樣，都搞刑訊逼供，導致干部之間互相猜忌、人人自危。這一切都與康某有密切的關系，康某在1937年底回延安之前，在莫斯科足足有4年之久。在這4年中，他不僅學習了秘密警察的技術，也親眼目睹了斯大林搞的大清洗，康生把斯大林的這種肅反做法帶回延安，被委以重任后，他就把整風與審干、反特結合在一起來搞了。

邊區抓捕了特務后，整風運動進入了審干和反特階段。在一次審干的講話中，毛主席批準了康某提出的“審干與反特”運動的提議。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康某做了《關于鋤奸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他首次提出，“延安特務如麻”。康某認為，特務有兩類：一類是打進來的特務，一類是我們隊伍里被他們發展出來的特務。

也就從這時候開始，康某在審干和反特運動中，開始向反特鋤奸發展。康某是怎樣“反特鋤奸”的呢？據當時在康某手下工作的師哲回憶，康某手里拿著所謂的特務名單，在名單上做記號，打圈或打點。師哲問他，抓這些人有確鑿證據嗎？康某回答，要是有材料，還要你們審問干什么？也就是說，康某就是要通過刑訊逼供來“反特鋤奸”，根本沒有什么所謂證據。

只用了2天，康某就在延安抓捕了260人。與此同時，在綏德和關中等地也開始了類似的抓捕行動。這次抓捕，就連已經來到延安3年、后來擔任了毛主席秘書的李銳也被逮捕了，一直到1944年6月才被釋放。當時，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就此事詢問康某時，康某說，黨中央已經下令把親國民黨和日寇者隔離審查。康某的這些動作搞得延安人心惶惶。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明確，審干和反特鋤奸被納入整風運動中。本來，糾正錯誤思想是要與審干和反特同時進行的，但沒多久，審干和反特就主導了整個運動。4月24日，毛主席批準用5至7個月開展反特教育，具體還是由康某負責。毛主席特別強調，在審訊過程中不得使用刑訊逼供，要重視證據，但在康某的操控下，后來發生的事情與他的警告幾乎背道而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