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靠什么管，憑什么治？就要靠嚴明紀律”，“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戰爭年代的紅色金融家在篳路藍縷的革命實踐中，把紀律和規矩擺在前面，為當代金融從業人員嚴守“六大紀律”作出了榜樣。

政治紀律：信念堅定，忠誠于黨

回顧紅色金融發展歷史，金融工作一直服從和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務，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定金融為民的政治信仰。廣為人知的毛澤民同志，是中國共產黨金融事業的奠基人，堪稱對黨絕對忠誠的典范。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創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和中央造幣廠，并選派毛澤民擔任行長，負責籌備工作。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江西瑞金葉坪宣告成立。在短短幾個月時間里，毛澤民按照黨的指示和工作安排，受命籌建國家銀行、設立分支機構、造紙、鑄幣、創辦中華鎢礦公司、建立赤白之間貿易“特區”，在金融從業經驗有限的情況下，憑借著堅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白手起家、不畏艱難、大膽探索，促進了蘇區的生產和貿易，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鞏固了新生的蘇區政權，奠定了黨領導下的紅色金融事業的基石。1934年10月，國家銀行隨著紅軍主力開始長征，進行戰略轉移。長征途中，國家銀行在遵義期間發行過紙幣，用“紅軍票”既可買到食鹽等日用必需品，又可隨時兌換現洋。紅軍離開遵義時，設立了兌換處，毛澤民帶領國家銀行工作人員連夜用現洋兌換完群眾手中的紙幣，圓滿完成貨幣發行和回籠工作任務，維護“紅軍票”在人民群眾中的良好信譽，自覺把講政治、鑄忠誠融入黨的金融工作之中。

組織紀律：服從安排，聽黨指揮

1930年春天，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義齋錢莊”，作為地下聯絡所和集資場地，鄭義齋擔任錢莊經理。1931年，由于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共中央機關不得不撤到中央蘇區。當時上海的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斗爭的環境異常艱險。但鄭義齋根據黨的指示，仍然留在上海，冒著生命危險辦理錢莊各種善后事務，以嚴明的組織紀律性執行黨的決定，服從組織分配，積極完成黨交辦的任務。中國農業銀行原行長韓雷在民族危亡之際，舍棄了豐厚的祖業家產和優渥的生活，從越南海防市回到祖國投身抗日救亡斗爭。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延安后，他一心想到前線參加抗戰，當部隊首長提出選派他到晉察冀邊區銀行工作時，他感到很吃驚，內心震動很大，認為到邊區銀行工作離他參加抗戰的初衷有點遠了。部隊首長語重心長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說我黨的銀行是紅色銀行，做銀行工作就是紅色銀行人，未來革命事業需要大量經濟建設人才，革命戰士要服從組織安排。韓雷馬上意識到自己思想狹隘了，立即表示服從組織分配，接受黨的培養。“革命戰士要服從組織安排”的教誨，從此牢牢地烙印在韓雷心中，并激勵他為金融事業做出畢生奉獻。

廉潔紀律：秉公用權，反對特權思想

冀南銀行歷史上第二任行長賴，在當時根據地物質生活極度困難的情況下，他和干部職工保持同樣的生活水平。除了一只掛著銀鏈的雙殼懷表之外，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財物。他還要求同在冀南銀行做出納工作的妻子范熙同，和所有干部一樣勤奮工作，早上和大家一塊兒出操，一塊兒吃同樣的伙食。范熙同于1944年初冬不幸患產褥熱逝世，原本不是致命的大病，但當時根據地醫藥困難，賴沒有以自己的身份和權力給親人特殊照顧，結果耽誤治療。對于妻子的喪事，他要求總務科從簡辦理，沒有向組織上提出任何照顧與要求。長期夜以繼日不辭辛苦工作的賴積勞成疾，1945年4月喉頭發炎后，由于身體極為虛弱，病情日趨嚴重，同樣因為舍不得用效果好的消炎藥，后來轉化為惡性敗血癥，不幸逝世，時年不滿40歲。戎馬一生的賴，為政清廉、不搞特權，始終嚴以律己、嚴以用權，給后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群眾紀律：堅定人民立場，維護群眾利益

晉察冀邊區銀行是敵后抗日根據地最早建立的金融機構，其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為關學文。1937年冬，關學文奉命組建成立晉察冀邊區銀行，直到1948年與冀南銀行合并組成華北銀行，他長期擔任邊區銀行的負責人。關學文在領導邊區銀行打擊偽鈔的工作中，秉持“不讓群眾吃虧”的原則，在邊區與敵占區交界之處，設置多個偽鈔兌換點，積極引導群眾將手里的偽鈔換為邊幣。在邊區政府和銀行的合理兌換政策下，廣大人民群眾積極響應、大力支持，使得偽鈔迅速退出市場，邊幣地位日漸穩固，信譽不斷提升。邊區群眾不僅自發抵制偽鈔，踴躍使用邊幣，將邊區銀行視為自家銀行，銀行儲備顯著增加。與此同時，關學文領導邊區銀行推出低息貸款，助力當地農民抵御災害、發展生產，激發農村經濟活力，促進合作事業發展，推進春耕生產順利進行，對邊區經濟的穩固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工作紀律：挺膺擔當，積極作為

1930年11月，在龍巖城下井巷誕生了我國最早的一家工農金融機構——閩西工農銀行，曹菊如作為銀行創始人之一，擔任會計科科長。當時既沒有開辦銀行的經驗，又沒有可以參考借鑒的規章制度，但曹菊如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中，展現出了超群的擔當作為和創新能力。起初，銀行依賴傳統的中式賬簿和落后的記賬方法進行管理，直到一次偶然機會，部隊在一個土豪劣紳家中，繳獲到一本銀行簿記講義，曹菊如當時如獲至寶，把講義上復雜的記賬表一張一張地畫下來，精心研究分析銀行會計、營業和出納等方面的知識，為閩西工農銀行制定了簡單可行的規章制度，也為此后國家銀行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932年初，曹菊如任國家銀行業務處長后，就采用了閩西工農銀行的會計制度。后來，毛澤民托人費盡千辛萬苦，從廣東買回來一本《銀行簿記實踐》，他們通過認真學習，刻苦鉆研，更加深入地掌握了一些現代銀行制度和記賬方法，迅速運用到工作之中。紅色金融家曹菊如和同事們從書本中學、從實踐中學，協助毛澤民建立國家總金庫，制定了國家銀行相關制度，為國家銀行經營和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生活紀律：艱苦奮斗，家風嚴謹

冀南銀行第一任行長高捷成嚴于律己、以身作則，生活上極其節儉，頗為感人。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背棄兩黨合作協議，停止經費撥付供給，嚴重影響到八路軍的軍需物資，以致戰士們入冬的棉衣也供應不上，只給每人發了三斤羊毛。高捷成鼓勵大家振作精神、自力更生，紛紛自己動手洗羊毛，捻成毛線，織出毛衣。在1943年的災荒歲月里，高捷成與戰士們同樣靠黑豆、高粱和野菜充饑。有時為了讓身邊戰士多吃一口糧食，他還經常自己餓肚子。高捷成公私分明。加入紅軍前，他在其宗叔開設的銀莊任出納，曾借用銀莊款二萬多元秘密接濟中共閩南地區的游擊隊。1937年高捷成從延安給他的宗叔寫了一封信，表示當年決心從戎，倉促離家，以致于與親友無暇辭別，留下一樁未了的心事。原文這么寫道：“我所欠掛百川銀莊二萬多元的債，時刻記念在心，本利至今，當在三萬余。國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債還利當不短分文。”犧牲后，他的家人替他還清了債務。為了償還那筆借款，其父變賣了所有的房產和田地，妻子變賣了所有首飾，還是不夠。妻子帶著孩子，到廈門兼職好幾份零工，節衣縮食，直到解放初，才把欠款還清。這就是紅色金融家公私分明的嚴謹家風。

自覺嚴格遵守黨的紀律，是革命先輩開創紅色金融事業、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法寶。今天的銀行業從業人員要學習紅色金融家模范遵守“六大紀律”的典型事跡，更好地發揚紅色金融優良傳統，更加有力地守護好、建設好革命先烈流血犧牲開創的紅色金融事業，大力培育和踐行中國特色金融文化，以更加堅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嚴格的紀律規矩、更加飽滿的精神狀態投入到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建設金融強國的偉大事業中，堅定不移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貢獻金融力量。

作者系中國農業銀行企業文化部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