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當事人看完判決書會有這樣的感覺，法官完全是按自己的觀點在判決，既沒有援引明確的法律依據，判決說理時，看起來也脫離法律講思想、講道理，這樣的判決有問題嗎？

沒有引用法律依據，并不等于沒有裁判依據

法律規定不可能“全覆蓋”“零死角”，沒有明確法律法規依據時，判決就需要尋求其他的規范文件作為裁判依據，而且并不是所有裁判依據都應該或都可以援引在判決書中。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定》第四條的規定，民事案件的裁判文書可以直接引用的是“法律、法律解釋或者司法解釋”，如果應當適用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或者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也可以直接引用，除此之外不應直接引用（行政訴訟范圍更多，除上述之外還有“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的部門公布的行政法規解釋或者行政規章”）。

另外，根據《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書制作規范》的規定，“憲法和各級人民法院關于審判工作的指導性文件、會議紀要、各審判業務庭的答復意見以及人民法院與有關部門聯合下發的文件”可以作為裁判依據和在說理部分中闡述，但明確這些不得在裁判文書中引用。參考最高院或一些高級法院的典型案例、指導案例進行裁判時，法院也同樣不會在判決書中引用或指明。

所以，如果裁判文書的內在裁判邏輯是依據了上述不可引用的裁判依據，當說理部分闡述沒有提及時，非法律專業的當事人不一定能知道，就會產生法官按自認為的觀點在那里裁判的印象。

“并無不妥”——沒有裁判依據的裁判依據

在一些二審或再審裁判文書中，當法院駁回上訴或再審申請時，經常會使用“并無不妥”的字樣，表明原審裁判事項無需糾正。換個角度說，如果案件的判決沒有明確可用的法律法規作為依據時，法官的判決如果合乎情理、通行觀點的話，也是可以接受的。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中指出，除依據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的規定外，法官可以運用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非司法解釋類審判業務規范性文件；公理、情理、經驗法則、交易慣例、民間規約、職業倫理；立法說明等立法材料；法理及通行學術觀點等與法律、司法解釋等規范性法律文件不相沖突的其他論據。

簡單地說，當明確的法律依據沒有，不可引用的“潛在”規范性依據也沒有的時候，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文件的規定，法官的判決即使體現自己的觀點，只要合乎上述的道理或通行觀點等，也未必算違法而需要糾正。

假如這種情況也要糾正，那無疑是將判決基于一個與上述公理、情理和通行觀點等相左的“道理”，那就可能真的需要質疑這個判決了！

“不是你撞的，為什么要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依據這種類似“歪理”而判決的殺傷力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