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每天腳踩在泥土里，那是種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在往后日復一日的田間勞作中，他也會再抬頭望向天空，但多半是在觀察雨水什么時候到來。

文丨新京報記者叢之翔

編輯丨楊海

校對丨李立軍

?本文7669字閱讀9分鐘

76歲這年，西北老漢陳有銀出了趟這輩子最遠的門。在剛過去的“史上最熱夏天”，他一個人，騎著一輛談不上輕便的單車，僅靠路牌和問路，一個月走了1000公里，從西安到達武漢。

在此之前，他是個老實本分的農民，打理著兩畝旱地，拉扯大一雙兒女。大多數時候，他關心的都是天氣、莊稼，還有漏了10年雨的老房子。在村口墻根邊或者樹蔭下諞閑談的老人堆里，他沒什么起眼的地方。某種程度上，他的生活就像村外一成不變的黃土嶺，單調、重復，“一句話就能講完。”

唯一值得說道的，是他曾在河南開封當過5年空降兵——這已經是家人、鄰居知道的，關于這件事的全部。那是50多年前的老黃歷了，沒人記得，也沒人在意更多細節。

同樣沒人留意的是，在8月8日的炎熱午后，陳有銀為老伴兒和孫子做好飯，像往常一樣出門溜達。他路過熟悉的院墻、結滿果的柿子樹，直到村口那間修車鋪，再往前就要出村子，上國道。但他沒有停下，腳下的頻率反而更快了。

在家人和村民的小憩時分，陳有銀悄無聲息地開始了自己一生中最遠的一次出行。最初的目的地是500公里外的開封，只有他自己知道。

陳有銀在家里做飯。新京報記者 叢之翔 攝

出發

陳有銀的第一站是60公里外的灞源鎮。大約二十年前，兒子帶他去灞源看親家，鎮上的人說，附近有條公路通往河南。他記下了，“回開封看看”從一種縹緲的想法，第一次變得真切起來。

但那時他哪兒也去不了，老伴兒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癥，身邊離不開人。再往后，孫女孫子相繼出生，兒子兒媳進城打工，他的生活被照看一老兩小填滿。

這幾年，家里光景漸漸好起來。老伴能拄著拐杖走路，精神也逐漸恢復了正常。孫女上了大學，孫子讀高中，他才卸下擔子。

終于可以出發了。他騎出村子，沒有智能手機，靠著二十年前的記憶一路向東。中午，太陽持續烘烤著干燥的黃土地，公路兩側的樹木都被曬得耷拉下枝條，知了拼命地叫著。身旁來往的渣土車軋過馬路，隆隆作響。當天最高氣溫超過35℃，但陳有銀說他感受不到炎熱，即使沒有一絲微風，也覺得暢快。

“心情激動得很。”回想起當天的情形，他咧嘴笑起來，又隨即收回。對他來說，這種感覺是奢侈的，他總是強調自己的農民身份，認可只有本分、勤勞才是美德。

事實確實如此，至少在西安藍田侯家鋪村，村民都知道，“陳有銀閑不住。”

與大多數上了年紀的西北莊稼漢一樣，陳有銀個頭不算高，四肢精瘦，短發茬貼著頭皮，背有點佝僂。每天五六點鐘，月亮還掛在天上時，他就已經把被子疊好，在院子里洗臉了。

從村口一路向北，步行十多分鐘，就是一片望不到頭的黃土坡，村民管這里叫“嶺”，上面是耕地。

八月正是農閑時節，六月收下的麥子已曬好入甕，麥種要等十月才撒下地。但陳有銀洗漱完，就扛著鎬上嶺去，把地里結塊的土挨個敲碎，為播種做準備。

即使在老伴兒病重的幾年，他也沒撂下那幾畝旱地。有時，兒子陳東毅覺得父親就像一頭“埋頭干活的老牛”，他難以理解，如今犁地、收割、播種這些活兒機器都能干，父親還要自己上手。

誰都沒想到，一個如此本分的農民，會在76歲的年紀突然騎車遠行。不過在老人的講述里，這場出乎了所有人意料的決定，只是一場輕描淡寫的“說走就走”。

通往灞源鎮的路上，單車軋過碎石子，車筐跟著輕微抖動，里面裝著他的全部“行李”——一個塑料袋，一部老年手機、一本上了年頭的電話簿、兩件短袖、一條毛巾，以及一件軍用雨披。 除此之外，他兜里還揣著1400元現金。

這些都出賣著他這次出行的決心： 錢是逢年過節親戚給的，他一直偷偷攢著，藏在北屋的木箱里——家里的錢歸老伴兒管，這幾乎是他的“全部積蓄”； 老年手機的電池被他在出發的前一刻摳掉，“兒女知道了肯定不讓我去”； 電話簿里記著老伴兒的身份證號、戰友的電話等最重要的信息； 那件軍用雨披，他之前從沒穿過，那是他退伍后留存至今的唯一一件軍用品，“平時不舍得淋。 ”

還有這輛“體型”小一些的單車。家里有輛“二八大杠”，但他老了，蹬著費力，他篤定了這次一定要騎到目的地。

輪胎越轉越快。按照陳有銀的計劃，他要在天黑前趕到灞源鎮。

出了村子，穿過一個工業園和一條步行街，他一路下坡，來到灞河邊。老伴兒病情好轉后，兩人常到河邊散步。他喜歡讀路邊工廠的名字，總是感嘆：“現在私人開的廠都這么大了，叫有限公司，無限公司是什么樣的？”

沿著灞河再往東，眼前的景色就開始變得陌生。這是他第二次，踏上一段只屬于自己的路。

年輕時的陳有銀和愛人。受訪者供圖

部隊

好久沒這么旱過了。

八月初，西安藍田阿氏村村民張紅年地里的60棵櫻桃樹陸續干死。每天，他都到地里砍掉些樹干，用拖拉機運走賣掉。

空閑時，他會打開智能手機，在戰友群里聊天。1970年11月，他坐上拉牲口的悶罐車，在草席上湊合一夜，到達河南開封，成為一名空軍空降兵。

同去的還有附近村一個長相精神的小伙。后來，兩人被分到不同的連隊。張紅年經常聽說這個老鄉訓練認真，內務整齊。小伙的名字叫陳有銀。

因為相隔不到5公里，退伍后兩人經常聯絡，他們總在一起回憶當兵時的經歷。

陳有銀妻子患病后，兩人聯絡得少了。每次去老戰友家里，張紅年總見他燒水、掃地、做飯，沒停地干活兒。

近些年，戰友們聚過幾次，桌上的主題永遠是懷念部隊生活。陳有銀幾乎每次都去，他把聚會的合影和退伍證放在一個塑料袋里，跟存折一起保管。

陳有銀最愛講高空跳傘。飛機爬升到八百多米，機艙門打開，強風撲面。下墜時，他被吹得睜不開眼，他喜歡傘包打開前的下落過程，身體充分張開，失重感占據大腦，“什么都不想了。”

相比每天腳踩在泥土里，那是種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在往后日復一日的田間勞作中，他也會再抬頭望向天空，但多半是在觀察雨水什么時候到來。

陳有銀從父親那里繼承來了農民的身份，也繼承了農民的命運。他的生活被黃土包圍，當兵是人生中難得的亮色。

“家里的事、地里的事非常繁多。”在農村，不澆水莊稼就不發芽，草不鋤莊稼就長得慢，房子不修就會漏水。

“當兵，總是和當農民不一樣。”他總結。

談起村子和家庭時，他總是低頭看向別處。有時摳摳褲子上的泥點，有時摩挲著茶杯，抱歉地笑笑，“就是農村那些事唄。”

可一提起部隊，他有說不完的話。發射炮彈的步驟，炮身角度與射程的關系，支撐的土坑該挖多大……他的眼睛亮起來，流利地說起普通話，原先不知道放哪里才好的雙手快速比畫著。

這些年，他接到過不少戰友的來電，談起回開封看部隊的經歷。有的戰友自駕去，有的坐孩子的車，還有的坐火車、高鐵。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陳有銀就會聽戰友說起開封的變化。

他也終于上路了，用自己的方式。

一下午的騎行，陳有銀趕在天黑前到了灞源鎮。找地方休息時，他從路人口中得知，去河南的公路在九間房附近。來的路上，他見過這個名字，盡管腿腳已經發酸，但他想要盡快趕到目的地，來不及睡下，陳有銀就要原路折返。

天徹底黑下來，山里無風，除了車輪摩擦地面的噪音，陳有銀聽不到別的聲響。山和山之間就“一拃寬”，中間灑滿了星星。空氣不再是白天那般燥熱，他弓著背，推著車緩緩上坡。

嘟嚕嚕的引擎聲打破了寂靜。一輛摩托迎面駛過、遠去，聲音漸漸小了，又漸漸大起來——它調頭了。

陳有銀警覺起來。摩托車的燈光越來越亮，他放緩腳步，對方也慢下來。陳有銀站定，摩托也停在他身旁。

“同志，我看到你往前面走，怎么調頭又跟在我后邊？”

“我想給你照亮。”聲音從頭盔下傳來，然后遞出一瓶水。

是個女同志，陳有銀聽出。他連忙道謝，讓對方繼續趕路。

兩個陌生人借著車燈，站在空無一人的山路上完成一場最簡單的對話，甚至沒有道別。女同志騎車離開，他繼續推車前行。

不一會兒，紅藍閃爍的燈光從身后打來，是一輛警車。應該是剛才那位女同志叫來的，看他神志清楚，確認安全后，警察才離開。

事后回想起來，他感嘆自己遇到了一個好人。遺憾的是，他沒有看到對方的樣子，但對她聲音的記憶更深刻了，那總能讓他想到善意。

不知走了多久，陳有銀終于到了九間房。街邊的商鋪都關門了，他把雨衣鋪在商店的屋檐下，脫下涼鞋疊起來，壓在下面當枕頭，躺下就睡著了。

陳有銀（第二排右一）和戰友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騎行

父親失聯后的幾天，陳東毅和姐姐急得合不攏眼。

平時，父親很少和他們說心里話，他要強，遇事不愿意求人，自己硬扛。

為了省幾塊錢的公交費，父親騎自行車來回40多公里給母親開藥。母親在西安住院，他去看望，自己塞口饃墊墊，給母親在食堂買雞腿。

還有一次，父親的錢包在醫院丟了。那時，姐弟倆都在西安上班，父親不想麻煩他們，一聲沒吭，自己走回了家。

他們覺得，父親不會尋短見。這些年，家里狀況比之前有了很大好轉，父親也輕松了不少。

兩人四處打聽，最后在監控錄像里發現了一閃而過的父親，他的身影消失在藍田縣的邊緣。事后回想起來，陳東毅記得，一個遠房表哥曾提到，多年前父親說過，想回當兵的地方看看。

騎車去500公里外的開封？他難以置信。父親一輩子只出過兩次遠門，一次是坐火車去當兵，一次是自己開車帶他去甘肅看三伯。

陳有銀一生中的絕大多數時間都在侯家鋪村度過。從很多方面看，他都算是個稱職的農民。可在村民眼里，他又有些不同——他總是穿得整整齊齊，喜歡帶領短袖，每次都要把扣子系到頂，村民說他“不像個農民。”

村里的老人聚在一起聊天，陳有銀不愛說家長里短，愛聊戰爭、歷史，還有進出口貿易。

前些年，兒子給家里添了臺電視，陳有銀不愛看連續劇，反倒對各種紀錄片感興趣，《動物世界》《海洋》……

他喜歡更廣闊的世界，更想要自由。這次去開封，他也考慮過坐火車，但那樣就只能坐在車廂里，透過玻璃看外面，到站才停，“不自在。”他選擇騎自行車去，不管有多遠，“想到哪到哪，想停下停下。”

只是沒有導航，往哪走成了問題。大部分時間，陳有銀的解決方案都是看路牌，上次走錯路后，他開始問人。

“同志，開封怎么走？”在陜西，不少人會直接給他指方向。

進入河南后，被問到的人大多會先愣住，然后好奇一個西北口音的老頭，騎著輛款式少見的自行車，怎么會出現在外省的鄉道上。

回答多了，陳有銀就在問路前加上一段自我介紹。人們聽完，都會豎起大拇指，“太厲害了”“佩服”。

從九間房北上進入渭南，再一路向東，陳有銀又騎了兩天，終于出了潼關。

逐漸地，山路漸漸多起來。大路車多，他喜歡走鄉道。無人機掠過田地，灑下霧狀的藥劑，路兩側堆著成垛的苞谷。穿過豫西山區，綠色越來越多，梧桐樹、蘋果樹、葡萄藤，還有不少第一次見的、叫不上名的植物。

在家時，黃色是主色調。路旁總是焦黃的土臺，干燥的崖壁上鑿出幾個窯洞，鑲著暗黃的木門窗。風一吹，細細的黃土就從地里揚起。

車筐里的東西也漸漸多了。他撿來三個塑料瓶，到加油站接水喝。又撿來一件西服外套，晚上睡覺時蓋著。塑料袋里多了一包“水紙”，被他小心翼翼地拿汗衫裹了起來。

那是一個開轎車的年輕人送的。那天中午，聽完陳有銀的自我介紹，年輕人先遞來水，陳有銀擺擺手，指了指車筐里裝滿水的塑料瓶。

年輕人又拿出一包紙抽：收下吧，老人家，熱了擦擦汗。陳有銀沒再拒絕。

后來，陳有銀發現包裝里的紙竟是濕的，也不粘手，擦過后皮膚冰涼涼的。陳有銀管它叫“水紙”，用過一張后，他擔心水紙被太陽烤干，就珍藏起來。之后再沒用過，他想帶回家給孩子看看。

有時，他也不是一個人獨行。騎摩托車、電動車的與他同行幾十米后，就會加速開走。而那些“輪兒有半人高，要趴著騎”的公路自行車會和他同行較長一段路。

年輕的騎行者們佩服他的勇氣，一次次給他遞水，但都被陳有銀禮貌地拒絕。遇到上坡時，他們便不得不分開了。陳有銀下來推車，騎行者們站起身發力，沖上坡頂。

騎著他這輛實心胎的單車，沿著黃河向東，陳有銀到達了三門峽。再往前，他也不記得那些地名了，直到有天他在路旁看到一座比兩層樓還高的雕像。

“劉秀（東漢開國皇帝）。”陳有銀想起來，他二十歲出頭在地里干活時，老人總講“劉秀走南陽”的故事。他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到了洛陽，東漢的首都。

陳有銀站在雕像石碑前，把上面的字挨個讀出聲。他本想和劉秀雕像合影，但不會用手機拍照。沒時間感嘆，他又上路了。

不經意間，就又走了段彎路。前一天，他騎到一片苞谷地，上面堆著剛收的苞谷，他在旁邊湊合了一夜。次日傍晚，騎了一天，他又回到那塊地旁，那堆苞谷都沒挪地兒。

“這是咋回事呢。”他笑出了聲。就當和這堆苞谷有緣分吧，那天夜里，他躺在前一晚睡過的地方，身邊的馬路上重卡駛過，地面跟著震顫，引擎聲灌進耳朵。這些都無法阻止困意，就著新收苞谷的香味，他很快睡著了。

再往前，一些熟悉的地名出現了。登封煤礦、青龍山、二七紀念塔……當兵時，每年連隊都會前往豫西拉練。這些地方，他要么聽過，要么去過。

一路向東，終于到了開封。

陳有銀家的旱地。新京報記者 叢之翔 攝

心愿

要回部隊了。陳有銀先花了十多塊錢，找到一個理發攤剪了一次頭，刮了一次臉。又花了20元左右，進了次澡堂，換上干凈的衣褲。這30多塊錢，是他一路上最多的兩次單筆開支。

一切完畢后，他憑著記憶，騎向部隊駐地。

門口的哨兵攔住他，這是營房，不能進。

“我在這里當過5年兵，當時用的是85加農炮……”他一股腦地向哨兵講了十多分鐘當年的訓練細節。

哨兵向上級匯報后，一名軍官將他帶了進去。軍裝、營房、操場，一切都變了。50多年過去，連隊里早就沒有他認識的人。那位軍官穿著迷彩制服，不再是當年的綠上衣和藍褲子。

大部隊外出訓練了，營區空蕩蕩。來到訓練場，陳有銀只能認出一件訓練器械——大回環旋轉滾輪，戰士架在上面轉圈，訓練抗眩暈能力，“防止跳傘時翻跟頭。”

軍官帶他去看武器模型，里面有新式步槍，他叫不出型號。他想試試打靶，可又怕給別人添麻煩，臨走也沒好意思說。

“你鞋子壞了。”軍官低頭看著他的腳，他這才發現，涼鞋已經張開口子，鞋底快要脫落了。軍官帶他到辦公室，送給他一雙作訓鞋。

鞋子跟當年的大不一樣了。底子厚了、軟了，鞋面不再是純綠色，變成迷彩。他想夸鞋子好，但還是沒說出口。

見天色已晚，他獲準在軍營住上一晚。見到廁所、浴室都裝修得跟家里一樣，宿舍里的架子床從木頭變成金屬的，他心里很滿意。

這是他一路上唯一一次在室內過夜，晚上的軍營安靜極了，陳有銀撫摸著軍被，跟50多年前的感覺一樣，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安，很快睡著。

離開開封前，他去鐵塔公園、大相國寺轉了轉。當兵時，周末外出他最愛去這兩處地方，還和戰友在附近合過影，可惜都找不到了。

退伍證上的單人半身照變得尤為寶貴，但兒子小時候和他賭氣，給撕掉了。當時，看著退伍證上空白的照片欄，他喃喃道：“從今往后，世上就沒我這個人了。”

他到了鄭州，去看了二七紀念塔。當兵時他總聽戰友提起，但從沒去過。在附近吃過午飯后，他聽到有人說，這兒離武漢不遠，順著一條路走就能到。

記憶又被勾起。入伍時，他誤以為自己要去武漢當兵。后來部隊從武漢派來一位傘訓員，他總會講起這座城市。湖北籍的連長黃火生也會頻頻提起武漢，“輪船劃過江面”“有座長江大橋”。

五十多年過去，黃火生依舊記得和戰士講起長江大橋的場景。那是一個秋日的下午，訓練結束后，他和三五個戰士圍坐一團，講起各自家鄉的風物。他是湖北荊州人，去過武漢，被當時剛通車十多年的“萬里長江第一橋”震撼。

“長江大橋有兩層，上層是公路，人和汽車走。下層是鐵路，通火車。橋下是江，有船。”

他講完，陳有銀立刻說，連長，以后我要去看看。黃火生笑，“好，我跟你一起！”

黃火生轉業后，留在了開封。他一直記得陳有銀，“踏實，有毅力，還有些倔強。”為了提高訓練成績，經常偷偷加練。

如今，他無法陪同了。因為嚴重的高血壓，黃火生甚至無法長時間講話。

在鄭州，陳有銀又要做選擇。去開封的心愿已了，向西可以回家——幾口人的飯誰來做？那兩畝旱田播種了嗎？向南可以去武漢，他想去看看連長口中的長江大橋。

“好不容易出來，再沒這樣的機會了。”他咬咬牙，把自行車車頭調轉朝南。

陳有銀一直將退伍帶回的軍用雨披收藏在北屋的甕中 。新京報記者 叢之翔 攝

抵達

在侯家鋪村，陳有銀已經失聯十多天，但他的老伙計侯順反倒不急了。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他勸陳家人：“如果真出事，人早該找到了。”

侯順和陳有銀從小玩到老。他覺得，陳有銀肯定是出去散心了。“這人遇見事不言喘，但我能感覺到，他憋好久了。”

村里人也這么說。在他們眼中，陳有銀是個“勤苦人”， 優點是“勤快”，缺點是“太勤了”。大家叫他“銀”“銀叔”“銀伯”。誰家有紅白事，他搶著去幫忙，“人好得太太”（西北方言，意為“人不能再好了”，記者注）。

事實上，陳有銀原本有機會進入另一種人生。三哥也是當兵的，退伍后在當地分配了工作。前些年，村里時興組裝茶幾賣到外地，老伴兒離不開人，他沒法干。村旁的工業園建成后大量招工，因為年齡太大，沒工廠敢要他了。

“農民也有農民的好，沒人管你。”陳有銀說。家困住了他，也是他最大的牽掛。

從鄭州出發后，看到路上有穿校服的小孩上學，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離家已經很長時間了。他馬上想到，孫子孫女要開學，白天老伴又沒人照顧了。

他加快了蹬腳踏的頻率。換上新的鞋子后，陳有銀騎車更輕松了。他一路南下，天氣越來越熱，路邊的水塘越來越多，上面開滿了荷花。

熱得不行時，他買過幾塊西瓜和幾顆蘋果，還有一瓶可樂，他沒舍得一口氣喝掉，分兩天喝完。

他盡量保持干凈。遇到加油站，用洗手液洗頭，趕山路時，蘸著山泉水擦身子。

路上也出過一些狀況。有次騎車時他突然失去平衡，側翻在地上，膝蓋附近磕出一塊指甲蓋大的傷口，周圍腫起來了。他的十個腳趾都磨出了厚厚的繭子，有一次脫襪子時，襪線被腳拇指鉤住，趾甲劈了，他掰掉一部分。

這些都沒阻止他繼續騎行。從鄭州一路向南，經過許昌、漯河、駐馬店和信陽。一天傍晚，陳有銀見到一座橋對面的路牌上寫著“武漢”。次日，天剛蒙蒙亮，他就從車筐里拿出前天剛洗凈的汗衫換上，扣子系到最上面那顆，領子翻好。收起雨衣，騎車進城。

陳有銀騎著那輛已經破舊不堪的單車，在林立的高樓中穿行。他注意到一輛叫“小蘿卜頭快跑”的“無人車”，這讓他想起小蘿卜頭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故事。

他問一名清潔工，長江大橋怎么走。對方告訴他，武漢有十幾座長江大橋，指給他比較近的一座。

陳有銀朝著清潔工指的方向騎過去，直到一座巨大的橋出現在眼前。白色的索塔直沖天際，橋索向兩側延伸，勾勒出三角形的輪廓。橋面上，汽車來來往往。他眺望江面，橋下有船慢慢駛過。

站定許久，他才騎車離開。長江大橋也看了，該回家了，他打算明天一早就走。

他在一條涼椅上睡下，直到被路過的灑水車滋醒 。天還沒亮，他推車往前走，街上沒什么人，看路牌也不再奏效，他迷路了。沒辦法，他走進了旁邊的派出所。

“同志，西安怎么走？”

見他胡子拉碴，面色焦黃，褲子上沾滿了灰，民警以為他是流浪漢。要給救助站打電話，幫他買火車票回家。

“我自己能騎回去。”陳有銀拒絕。

這些天，陳家姐弟已經幾近絕望。他們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沒有父親的消息。9月8日凌晨，陳東毅接到民警電話，父親在武漢，人沒事兒。他和親戚輪流開車，連夜趕到武漢。8日早上，他們見到了父親。

父親黑了，瘦了，臉上掛滿灰白的胡須。除了上身的帶領短袖勉強算干凈，褲子已經從黑色變得灰撲撲，微微發硬，“像個乞丐。”

“爸。”陳東毅哭出聲。

“我沒事兒，沒事兒。”陳有銀笑笑，身旁那輛單車上，還掛著三個塑料瓶和一袋饅頭。

陳有銀被接回西安后，先在女兒家住了5天。此時，疲憊感慢慢顯現，他每天睡到8點多起床，中午也要瞇一覺，飯量大增。

騎行將近一個月，他的身體發生了不少變化。他瘦了，腰緊了兩個皮帶扣，頭、脖子和手臂上的皮膚黑得發亮。

隨身攜帶的電話本上，記錄過一次他的身體狀態：8月16號早起床后感到左手五個指頭尖有麻感，左腿有麻感。

回村后，他成了名人。戰友、親戚和村民都來看他，還有源源不斷的媒體。他打電話告訴黃火生，自己騎車去看了長江大橋。“你小子真厲害。”黃火生說。

他不想多提這次旅程。因為每次提起，他都會愧疚：他給家里添麻煩了。為了找他，兒女一個月都沒工作，老伴也急得整天睡不著覺。

這些天，來家里的人漸漸少了，他恢復了往日的生活。

9月29日，旱了近兩月的西安，終于下了場大雨。雨滴噼里啪啦地砸在房頂的瓦片上。“下得好。把地澆透，十一就能下麥子了。”陳有銀念叨著。

他的床頭桌上多了一張照片，別人送他的長江大橋夜景。他偶爾會拿起那張照片，皺起眉頭想一會兒，接著咧開嘴笑笑。

“不會忘的，臨死前都不會忘。”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