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河豚魚計劃”是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想利用猶太人的巨大資金，并想通過在亞洲的猶太人改善日本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關系而設想的計劃。

河豚魚計劃于1938年12月6日獲得日本政府批準，主要內容為在哈爾濱等地推行猶太人留居地，乃至在中國東北建立一個猶太國家；此后，日猶關系進入“親善”時期

計劃背景

最初中國東北的猶太人大部分來自俄羅斯，迫使他們離開家園的是沙皇俄國以及后來蘇聯的大規模排猶運動。

1903年4月6日在俄國基希涅夫小鎮發生的反猶暴行中，猶太人死45人、86人殘廢、500人輕傷，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奪和毀壞。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正當日本為籌措軍費而一籌莫展時，出于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國金融界猶太巨富，籌集了2000萬美元貸款，主動向日本提供援助，最終日本一舉奠定勝局。

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宮內邀請歇夫共進午餐，歇夫也成為獲得天皇授勛的第一位外國人。歇夫是位美國人，但他并非作為一個美國人去幫助日本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歇夫是充當了一個猶太人的角色。而大部分來自俄羅斯的猶太人定居中國東北后，將帶來的巨大財富投資于日本人在東北的軍事和工業建設中，使得當時日本在東北軍民工業得以迅速地發展。這樣，“猶太人”在日本人的心中就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財富的同義詞。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開始向中國東北大規模地移民。為了加速移民進程，增加開發力度，日本想到了猶太人手中的巨大財富。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日本政界要人認為可以利用猶太人的巨大財富和在美國的巨大影響力，在加速東北開發進程的同時，影響美國政府對日本侵華的態度，借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所以，當法西斯德國正在歐洲大肆驅逐猶太人，要求日本也參加反猶圣戰的時候，日本卻對猶太人采取了“善待”策略，默認大批猶太難民經過日本來到中國上海。由于猶太人這時候正在全球遭受迫害，世界范圍內只有英國的中東殖民地和中國愿意接納他們，他們急于尋找一塊環境優越的土地建國。顯然，如果日本人愿意提供這個條件的話，中國東北正是最佳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河豚魚計劃”出爐了。

名稱來源

日本“滿洲派”智囊人物、“猶太人研究專家”犬塚在一次會議上稱，這個計劃極像河豚魚，意思是在烹制這道美餐之前，必須去掉其致人于死地的毒物，就是說要對“狡獵的”猶太人保持警惕，而只是利用他們的財富和對外聯絡。

計劃經過

1932年，日本企業家、鋼鐵巨頭鲇川義介來到中國東北，他先后會見了高橋、松岡洋右、石原莞爾大佐，以及陸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同他們做了長談。同時，他還與所謂的日本猶太問題專家安江仙弘、犬探、桶口等人進行了會談。鲇川義介談話的核心就是利用在東北的猶太人，為日本的利益服務。鲇川的大膽想法，得到軍隊“滿洲派”和猶太問題專家的支持。

1934年，鲇川義介在日本外交刊物上發表了《一項邀請五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的文章，得到了石原、板垣、松崗、星野直樹、岸信介、有田八郎、重光魁等人的支持，在日本國內引起反響，同時該文章也是對猶太世界放出的一只試探性的氣球。

1936年，滿洲系負責建立了由亞伯拉罕·約瑟佛維奇·考夫曼主持的遠東猶太人理事會，這就自然地承認了東北俄羅斯猶太人的地位，也保護了他們免受討厭的反猶的白俄團體的干擾，同時石原和鲇川的朋友安江被任命為理事會與日本駐大連軍事使團的聯絡官。

1937年12月26—28日，首屆遠東猶太社團代表大會在哈爾濱商務俱樂部召開，與會者有1000多人，包括來自哈爾濱、奉天、天津、海拉爾、青島以及日本神戶的代表合計有21名出席，居住在哈爾濱的猶太人中大約有700人參加。大會第二天以后，會場轉移至哈爾濱猶太老會堂，這次會議選舉亞伯拉罕·約瑟佛維奇·考夫曼為遠東猶太民族自治委員會即中國各猶太社區聯合會主席，亞倫·摩西·吉謝列夫被選為遠東猶太人社區的總拉比。會議發表了猶太人愿與日本和“滿洲國”合作、“建立亞洲新秩序”的聲明。

第一屆遠東猶太人大會閉幕后，猶太難民到達“滿洲國”國境的滿洲里對岸的奧特波爾（貝加爾斯克），發生了申請從“滿洲”入境的事件。伴隨著中國東北猶太問題的增多，日本設立了由外務省次官為首的回教及猶太問題委員會，負責處理和協調猶太問題。

1938年4月，日本當局為了減輕東北猶太人社區的憂慮，封掉了反猶的報紙《我們之路》。1938年5月，哈爾濱著名猶太糖商杰克曼代表遠東猶太人出席了美國猶太人大會，并遞交了一份題為“猶太人在日本和滿洲帝國的狀況”的報告，其中包括亞伯拉罕·約瑟佛維奇·考夫曼的幾個聲明，以及樋口在1937年首屆遠東猶太人大會上所做演講的部分內容。美國猶太人大會主席懷斯拉比表示，堅決反對猶太人支持日本。

1938年11月，日本放棄了以蔣介石為對手的政策，宣布在東亞建立“新秩序”，并與德國簽訂了文化協定。

這觸動了西方國家的在華利益，他們將日本定為法西斯國家，禁止向日本出口飛機、航空汽油等戰略物資，于是日本外交“親猶”的方針出臺了。

1938年12月6日召開的五相會議，“親猶”方針得到了官方的批準，河豚魚計劃被日本政府采納。同年12月，一批德奧猶太難民逃脫德國法西斯的魔爪，通過上海輾轉來到哈爾濱，這其中包括后來成為德國柏林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家的艾薩克·斯特恩一家。

1938年12月26日—29日，第二屆遠東猶太社團代表大會在哈爾濱猶太宗教公會成立35周年之際在哈爾濱商務俱樂部舉行，來自奉天，大連、青島、天津、上海、海拉爾、齊齊哈爾和哈爾濱的代表共計700余人出席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德國及中歐來華猶太難民的一體化問題。會議議程為：

①大會主持人亞伯拉罕·約瑟佛維奇·考夫曼致辭并宣布大會開幕；

②哈爾濱猶太教會堂拉比吉謝列夫朗讀祈禱文；

③結城清太郎致辭；

④各地代表發言；

⑤全體代表對會議決議進行第—次表決；

⑥舉行哈爾濱猶太社團成立35周年慶典。

1939年5月，亞伯拉罕·約瑟佛維奇·考夫曼博士受日本經濟聯盟會的邀請訪問日本，受到熱烈歡迎，并被授予“帝國勛章”。這是日本為與東北猶太人建立更好關系而采取的又一步驟，其目的是改善同美國的關系，以便吸引美國向中國東北投資。同年7月7日，犬冢惟重和安江仙弘等日本“猶太問題”專家提出《關于引進猶太資本的研究與分析的報告》，這標志著河豚魚計劃開始正式實施。

1939年12月23日—26日，第三屆遠東猶太人大會在哈爾濱商務俱樂部召開。會議日程為：23日晚8時舉行大會開幕式，發表大會宣言。24日午前選出大會主席團，民族評議執行委員會做報告；晚間討論難民問題的決議、各社團業務問題、巴勒斯坦問題。26日午前，大會決議通過；晚間選出民族評議執行委員會；閉幕。與前兩次會議一樣，大會以考夫曼會長的名義向紐約美國猶太會議、倫敦猶太人代表會議以及日內瓦世界猶太人會議等世界主要猶太人組織發去電文，向他們通報了會議情況。

1940年12月，伴隨著《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訂，日本的猶太政策畫上了句號，河豚魚計劃亦告終結。

計劃內容

1938年五相會議“親猶”方針得到了官方的批準后，安江仙弘等又進一步提出了更為詳實、具體的落實方案。“補充后的‘河豚魚計劃’文本長達90頁，內容龐雜，其要點是：在日本占領下的中國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居留地’，先安置3萬名猶太難民，然后逐步擴大；建立這一居留地的費用，由美國的猶太財團承擔，先需要1億美元的安置費，大力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宣傳此項計劃，請世界各地猶太知名人士到居留地來訪問；通過建立居留地吸引猶太資本，并改善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系。關于在滿洲國還是在上海建立‘猶太人居留地'，專家們還存在著爭議……”

最終，于1939年出臺的“河豚魚計劃”，策劃者給起了一個長長的標題：“關于在利用猶太人把美國大統領及其近親的遠東政策轉換為帝國有利的具體方案”。它的內容也是詳盡具體，措施包括：允許猶太人移居的人數從1.8萬人上升到60萬人，建立猶太人居留地的規模，學校、醫院等公益機構的組建，居留地的猶太人享有宗教自由，文化、教育實施自治等等。計劃中還提示有多種選擇方案，方案中又含有詳細的計劃，諸如，如何實施猶太人移居，如何獲得猶太人投資，等等。

支那

計劃影響

河豚魚計劃是日本為了本國的利益，將逃避納粹迫害的歐洲猶太難民安置在日本控制下的東北、上海等地，利用生活在東北的猶太人和猶太移民的影響，在美國營造一種更為有利于日“滿”的氣氛，吸引美國猶太人向遠東投資，實現“滿洲”工業化，以便使東北成為其南下北進的戰略基地。

但是由于日本權威人士過高地估計了猶太人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經濟權勢，特別是1940年日本加入三國軸心以后，打破了西方勢力在中國的壟斷格局，以及其他許多因素的影響，這一計劃未能得到充分實施。

另一方面，盡管“滿洲國”的猶太人受到日本軍方的控制，但作為河豚魚計劃的重要步驟之一，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遠東猶太人理事會在哈爾濱先后舉行了三次遠東猶太人代表大會，這在客觀上起到了利用日本軍方達到爭取本民族利益的目的的作用，也進一步顯現出哈爾濱成為東亞，特別是中國東北猶太人的精神文化中心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