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當地時間2024年10月31日，美股三大指數集體收跌，道指跌0.9%；納指下跌512.78點，跌幅2.76%；標普500指數跌1.86%。科技“七姐妹”全線下挫。（按市值排列）蘋果跌1.82%；英偉達跌4.72%，市值一夜蒸發1614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1488億元）；微軟跌6.05%；谷歌C跌1.96%；亞馬遜跌3.39%；Meta跌4.09%；特斯拉跌2.99%。

也就是說，美股出現大跌，標普納指創近兩月最大跌幅，七巨頭全軍覆沒。在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的關鍵時刻，美股崩盤，具體是受哪些因素影響呢？

有一個笑話，反映的就是當前美股的投資邏輯，我來引用一下：

• 馬斯克說2025年可以登陸月球,你要不要買他,不買；
• 馬斯克說2030年登陸火星,你要不要買他，一定要買；
• 投資邏輯是，馬斯克登陸月球是做不到，但是其他國家可以做到，但登陸火星大家都做不到，所以2030年就算是登陸不上火星，照樣可以繼續圈錢。

市場都預測到了，哈里斯當選總統的概率僅剩下5%，市場開始提前行動了。七姐妹好像大都是支持民主黨的，現在出現股票的動蕩，也是情理之中。民主黨獲勝的可能性從10%降低到5%，因為蒙大拿州參議員喬恩·泰斯特的民調越來越不利，這是民主黨控制參議院的關鍵競爭。相反，哈里斯擔任總統和國會分裂的幾率（財政政策要寬松得多） 也增加了類似的幅度。

美國大選對下屆總統任期增長和通脹的基線預測構成的上行風險比預期的要大。我們可以將總統選舉視為擲硬幣，所以基線預測僅預計立法者將頒布與2017年減稅和就業法案 （TCJA） 即將到期的條款相關的最低限度的稅收延期。

• 如果特朗普獲勝，下一屆總統任期內基線GDP預測的上行風險是以前的兩倍，這主要是因為前總統最近提出的減稅政策。基線通脹預測的上行風險比估計的要高0.1個百分點。如果哈里斯獲勝，未來四年基線GDP預測的上行風險將低于以前。這是由于民主黨大獲全勝的可能性降低，哈里斯當選總統和分裂政府的幾率增加。

也就是說，大選后的通脹風險比以前更偏向上行。最近幾周，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和副總統卡馬拉·哈里斯充實了幾項政策立場：

• 如果前總統特朗普當選，由于特朗普競選團隊最近提出了額外的減稅措施，基線的上行風險將比以前更大。在這種情況下，對實際GDP的概率加權預測比基線高出0.4%，而在8月份的更新中為.2%。與此同時，特朗普第二任總統任期內的通脹概率加權路徑比基線高出0.4個百分點，比之前估計的差距大0.1個百分點。

• 相比之下，哈里斯擔任總統期間經濟面臨的上行風險比以前要小。民主黨獲勝的可能性從10%降低到5%，因為蒙大拿州參議員泰斯特的民調越來越不利，這是民主黨控制參議院的關鍵競爭。相反，哈里斯擔任總統和國會分裂的幾率（財政政策要寬松得多） 也增加了類似的幅度。

我們可以做個特朗普當選之后的全面情景模擬。假設前總統在競選期間提出的幾乎所有政策，現在都包含諸如免除加班費稅收、使汽車貸款利息可以免稅以及提高州和地方稅的扣除上限等提案。

更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推高通脹，但美聯儲積極應對（美聯儲都保持獨立性，并根據通脹和產出缺口制定貨幣政策。），遏制了消費者價格的加速上漲。在特朗普全面下調的情況下，美聯儲將在2026年暫停降息，并在2027年上調利率，以防止通脹預期失靈。

如果競選活動的最新進展有任何跡象，那么剩余幾周的政策提案可能會以更多的減稅或增加支出為特色。這意味著額外的上行風險將以犧牲財政責任為代價，而財政責任似乎將在下一屆總統任期內退居二線。在我們所有的選舉情景中，選舉后的政策導致更高的聯邦債務負擔。

• 那么可以得出結論：特朗普上臺的概率非常大，近乎板上釘釘，盡管民主黨的小動作不斷，但是民主黨在拜登的帶領下，過于不溫不火，完全無法滿足大家對通脹稀釋財富的極度渴望。

• 2024美國大選的走勢預測目前的走勢邏輯來看，拜登辭職化解特朗普被刺殺的不利局面，民主黨全都團結在哈里斯旗幟下，哈里斯出現了一波的信心飆升，但是最近的一系列表現，直接顯示了哈斯里在政壇人脈的稀薄。

尤其是缺席了重磅的晚宴！10月17日周四，川普出現在紐約市一年一度的阿爾·史密斯慈善晚宴上。哈里斯沒有出席晚宴，她選擇了參加競選活動，而不是親自參加這一天主教的慈善活動，她送來了一段預先錄制的視頻，引起了與會者的噓聲。

• “特朗普比較迎合當下的年輕人政治訴求”，現在正在攻打哈里斯的大本營，偷塔水晶塔ing！

之前分析是民主黨的哈里斯會有陸陸續續的盤外招。但目前來看，圖窮匕見也快了，最大的變數大選的決勝時刻，民主黨不講伍德的盤外招。

• 特朗普本人開創了一個很強烈帶有個人風格的政治時代，說實話，特朗普沒有一個好的文學智囊團隊，要不然《特朗普美國新時代思想》，《特朗普的金融觀》，這一系列著作搞下去，特朗普估計會成為名垂美國的政治轉型的絕對力量，附帶著全球經濟政治格局都會進行改變。

遺憾的是，特朗普還是用純粹商人的角度來參與政治。

特朗普照例抨擊了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在我擔任總統時，沒有通貨膨脹(no inflation)。”

• 當被問及他的政策對美元的影響時，特朗普聲稱，如果他當選，美元會變得非常安全，美元將是有史以來最強的儲備貨幣。他強調：“美元儲備貨幣的地位正在遭受威脅，如果美元失去這一地位，美國將淪為第三世界國家。”
• 當被問及他是否會尋求罷免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時，特朗普回避了這個問題，而是嘲笑了這份工作：“我認為這是政府中最棒的工作。你每個月出現在辦公室一次，然后你說，‘我們來拋硬幣吧’，每個人都把你當神一樣談論。”特朗普補充道，他沒有權力告訴美聯儲該做什么，但他確實認為作為總統，應該在加息或降息方面有一些發言權。

我們來看看特朗普獨特的時代風格。在重塑共和黨和攪亂美國政治的過程中，唐納德·特朗普使用了一個 出乎意料的有效武器:他自己的話。

• 2016年，沒有政治經驗，沒有履歷，也沒有團隊。在政策專業人士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形象，從而為他贏得了提名和總統任期。在2020和2024年的競選，也一直是如此堅持自己獨特的風格。唐納德·特朗普的競選演講讓一些人印象深刻，也讓另一些人感到憤怒。

他是如何做到的，至今仍是一個爭論的話題。

但毫無疑問，特朗普公開演講的內容起到了重要作用。與過去和現在的其他候選人和現任總統相比，特朗普的用詞有什么獨特性呢？對他的對手拜登總統來說，特朗普的謾罵風格似乎是史無前例的。

從2015年競選開始到現在，他一直在向廣大公眾發表演講。將這些演講與2008年以來所有美國主要政黨總統候選人的演講進行比較，特朗普講話中，與經濟相關的詞匯持續減少，使用暴力詞匯的頻率呈上升趨勢自2015年以來呈上升趨勢，高于任何其他民主政客。

同時，特朗普使用的詞語與經濟表現下滑，與總統候選人的總體趨勢相符。上升部分原因是關于戰爭和軍事戰斗的討論日益增多，這反映出人們對戰爭的關注越來越多，但對犯罪的關注甚至更多——現在已經超過了所有其他民主國家。

• “沒有哪個總統 從來沒這么說過，“拜登在2024年6月27日的辯論中斷言。他說特朗普是對的嗎 獨一無二，還是前總統只是在話語中可觀察到的傾向的一個極端例子？特朗普的言論雖然包含民粹主義元素，但與民粹主義有所背離以明顯的方式表現出刻板印象，尤其是在他相對較少提及“人民”的時候。他越來越多地體現了一種消極的民粹主義，專注于詆毀外群體。

像特朗普這樣的右翼民粹主義者被認為認同“人民”，反對“精英”， 強調共同的民族文化，提倡“我們”對抗“他們”的對話。更具包容性的民粹主義強調積極的共同認同（“我們”），而更具包涵性的民粹則強調積極的共性（“我們”）。仇外心理傾向集中于威脅他人（“他們”）。

• 特朗普上臺，仍舊會擴大財政赤字，美國債務規模早晚要破40萬億，甚至要在特朗普任期破45萬億美元。

隨著美國大選戰火的愈演愈烈，白宮易主的鐘聲已悄然敲響，特朗普正以黑馬之姿，領跑這場政治馬拉松。在這場關乎國家未來的較量中，削減聯邦財政赤字成為了雙方競相展示的“金字招牌”，然而，特朗普與哈里斯的藍圖卻大相徑庭。

• 特朗普，這位商界出身的總統候選人，主張通過為企業和個人減稅松綁，激發經濟活力，其財政增收的重擔則落在了關稅提升的肩上。相比之下，哈里斯則顯得更為“大刀闊斧”，她計劃削減涉及醫保、教育等民生領域的開支，同時提高企業所得稅，以期達到更為顯著的赤字削減效果。

面對美國那如山的債務，特朗普的減赤承諾能否如愿以償？這不僅是選民心中的疑問，更是全球經濟版圖上的一枚重要棋子。

回望歷史長河，從社會主義者到民族主義者，呼吁增加政府支出的聲音日益高漲，財政緊縮的理念自上世紀80年代的風光無限后，已逐漸淡出政治舞臺。如今，無論是左是右，各政治派別似乎都達成了某種默契：以更大的政府規模和更多的福利承諾，作為贏得民心的法寶。數據顯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財政問題的討論愈發傾向于擴大政府開支。

• 展望未來，全球公共債務的陰影正悄然逼近。預計到2024年底，這一數字將突破100萬億美元大關，相當于全球GDP的93%。在最悲觀的情況下，三年后，這一比例可能攀升至115%，比當前預測高出近20個百分點。財政調整，作為遏制債務風險的最后防線，其效果卻不容樂觀。即便全力以赴，也難以確保債務的穩定或減少。

那么，出路何在？循序漸進、以人為本的財政改革，或許能為我們指明方向。這包括拓寬稅基、改善治理、保護社會福利計劃等措施，旨在平衡財政風險與經濟增長、社會公平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通過稅收改革增加收入的空間巨大，可達GDP的9%之多。但關鍵在于，這一過程必須遵循累進原則，讓有能力者承擔更多責任，如通過對資本收入和財產征稅，實現稅收的公平與效率雙重目標。

• 特朗普的減赤之路，究竟是壯志未酬，還是力挽狂瀾？在這場全球矚目的政治與經濟博弈中，每一個決策，都將深刻影響著美國的未來，乃至全球的經濟版圖。讓我們拭目以待，看特朗普如何在這場財政赤字的“馬拉松”中，跑出屬于自己的“減赤奇跡”。

最后的話：無論是誰當選，美國的衰落是必然趨勢！

20世紀80年代至今美國國家認同的歷史軌跡經歷了繁榮發展中的持續穩定期（1982 — 2000年）、外部沖擊下的反復波折期（2001 — 2016年）和民粹時代里的加速衰敗期（2017年至今）三個階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圖1兩條折線均在2017年第一次有記載地跌破了50%的大關，即超過一半的受訪者沒有選擇最積極的可選項。這意味著，美國國家認同在特朗普時代迎來了真正的質變。

時代的發展總是伴隨著世代的推移與社會結構的調整。美國國家認同的衰落既有可能源于所有民眾國家自豪感的普遍下降，也有可能源于“愛國者”的逝去與“反叛”新世代的登場，又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 美國民眾的國家認同在冷戰末期持續繁榮，冷戰的勝利給民眾帶來了強烈的國家自豪感。強大的外部威脅消失后，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民眾的國家認同呈下降趨勢。只有當恐怖主義成為新的敵人時，他們的愛國熱情又被短暫喚醒。

到民粹時代，即便美國精英極力將中國塑造為一個類似蘇聯的外部威脅，也未能阻止民眾的國家認同加速衰敗。經歷過戰爭的世代明顯更加堅定地熱愛美國，而和平年代出生特別是千禧年前后出生的世代，更加崇尚個人自由主義，對“愛國”一事提不起興趣。

• 整體來看，美國不同族群的國家認同并沒有表現出較為明顯的規律，美國族群和移民政策似乎曾經取得一定的成效，非白人群體也曾表現出高度的國家認同。但最近的2017年調查數據反映了一種比20世紀80年代更為棘手的圖景：美國不同族群的國家認同都普遍衰落，但白人的優勢心理再度出現苗頭。

在多次調查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體都表現出了最低的國家認同水平。在2005年的調查中，高學歷群體中選擇“非常自豪”的比例大約只有低學歷群體中這一比例的一半。

整體而言，性別對美國民眾國家認同的影響不太明顯。但在最近一次的2017年調查中，高學歷女性群體中選擇“非常自豪”的比例剛過1/4，遠低于其他性別或其他受教育程度的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