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于：看理想

作者：方可成

《早間新聞》

社會新聞事件中總有反反復復的“反轉”，我們已經對輿論的快速轉向熟悉到厭倦。多數人的意見并不一定總能指向真理，反而可能形成臃腫的石壁。

問題到底出在哪里？是因為大部分普通民眾沒有理解復雜世界的能力嗎？還是我們根本缺乏一個良性的信息環境，無法讓普通人也能獲得健康、正常、全面的信息？

在傳播學界，政治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與哲學家約翰·杜威曾就輿論問題進行過交鋒，前者希望由精英來主導意見和決策，后者認為應該積極讓民眾介入，創造聯結。

對于早已生活在信息廢墟的我們來說，了解著名的“李杜辯論”有著緊迫的意義。沒有永遠明智的民眾，同樣也不會有一直正確的精英，建立互相信任與互補的傳播環境任重道遠。

講述 | 方可成，傳播學學者

來源 | 看理想App節目《讀懂新聞》

“輿論”的重要地位

沃爾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出生于1889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專欄作家。李普曼一生筆耕不輟，留下了諸多作品。其中《輿論》普遍被認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傳播學領域的奠基之作。

輿論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因為它和民主制度的運轉息息相關。有一句話叫做“民主不是選主”，也就是說，雖然選舉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民主制度的全部。

選舉要能真正實現民主的效果，還需要許多配套措施，比如要保證選舉制度的設計本身是公正的，要讓大家在投票的時候不受脅迫等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配套措施，就是要讓民眾知道候選人是誰、他們有什么樣的政策主張，什么樣的政策對自己是有利的，只 有讓民眾掌握充分而準確的信息，他們才能在投票時做出理智的決策。

反過來，如果民眾掌握的信息是有偏誤的，如果民眾對信息的理解和思考受到了誤導，如果民意、輿論是非理性的，那么人們的投票結果就可能有誤，最終對民眾自身的利益也會造成巨大的傷害，甚至可能會破壞民主制度本身。

所以，民眾的知情和理性決策是民主制度健康運轉的基本前提，這聽上去簡單，但實現起來卻并不容易。

大約100年前，李普曼就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宣傳戰而愈發意識到：欺騙、誤導民意，似乎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普通人要對公共事務做出明智的決定真的挺難的。

《黑水》

據《李普曼傳》記載，1920年春天，李普曼給《大西洋月刊》的編輯寫了一封信，里面寫道：“我發現輿論是可以被左右的，因此我決定寫一篇長文，全面地探討一下在新的情況下，思想和言論自由是如何表現自己的，以及由此產生的新的問題。我的這一想法是逐漸形成的，這是因為我和官方的宣傳機器打過一些交道。”

李普曼在年輕時期得到了政要們的賞識，擁有給總統提供決策建議的機會。他也正是在與政府打交道的過程當中，逐漸形成了自己對于民意的悲觀看法，他發現民眾是很容易被“忽悠”的，民眾做出的判斷很可能并不是明智的。

1921年，李普曼和妻子去歐洲進行蜜月旅行，他們在德國和意大利見到了令人震驚的混亂局面，見到了議會民主被激進分子破壞，而民眾很大程度上沒有能夠做出明智的判斷，沒能阻止獨裁者的上臺。這一切再度加深了李普曼對傳統民主政治理論的懷疑。

李普曼為何不信任普通民眾？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22年，李普曼的著作《輿論》問世了。在書中，李普曼詳細敘述了他對民意感到懷疑的理由。

首先，現代社會過于復雜，而受時間精力所限，民眾對世界的了解并不是通過自己直接的一手觀察而來，而是要依靠閱讀大眾媒體的介紹。

李普曼把這種媒體描繪出來的世界稱為“擬態環境”，或者可以翻譯成“模擬環境”、“偽環境”。李普曼非常富有洞見地指出了，我們以為自己看到的、思考的是真實世界，其實只不過是媒體建構的偽世界。

這有點類似于柏拉圖提出的洞穴理論。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描述了一群生活在洞穴里的囚犯，他們一輩子都不能離開洞穴，腿和身體被鏈子固定住，所以他們只能看到洞穴的墻壁，看不到洞穴的出口。

在墻壁上，有一些閃動的影子，那是因為洞穴上方有一堆燃燒的篝火，火光照在不同的物品上，把影子投射到了墻壁。所以對囚犯來說，他們一輩子看到的就是這些影子，他們以為影子就是這個世界的全部。

《鏡子森林》

如果這時候給囚犯松綁，讓他們到洞穴外看看火光和真實的事物，他們反而會認為，那都是虛假的。他們可能會希望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位置，認為只有在墻壁上看到的影子才是世界的真相。

在李普曼的理論中，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民眾好似這些囚犯，一輩子都只能通過媒體的信息來間接看到世界。而媒體的報道又往往是不全面的、過分簡化的，甚至是有誤導性的。所以，也許民意一開始就沒有一個很堅實的基礎。

李普曼懷疑民意的第二個原因是：就算民眾得到的信息是全面的、準確的，他們又真的有能力基于這些信息做出理性的分析嗎？

這里涉及到一個耳熟能詳的概念：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不是指對某一個具體的個體的印象，而是對一個群體形成的固定印象，比如覺得女人就是感性的，黑人就是會打籃球，上海人就是精致，不論這種印象是贊揚的還是貶低的，它們都是不恰當的以偏概全，因為它們忽略了個體的差異和多元性。

李普曼認為，人們在看待具體的事物的時候，總是容易把它們套到大的類別中去，而人們對這些大的類別的看法又是充滿刻板印象的。人們會先入為主地利用腦中的偏見和成見來看世界，用李普曼的話說，“我們不是先看到事物，然后給它們下定義，而是先下定義然后再去看它們。”

基于上述兩個原因，李普曼認為，源于啟蒙時期的民主理論完全不 適用了，因為那個時候的假設是，人對周圍世界有直接的經驗和理解。可是在復雜的現代社會里，民眾在理解世界方面尚且有困難，做出明智的決策更是難上加難了。

在出版《輿論》的三年之后，李普曼又于1925年出版了《幻影公眾》 （The Phantom Public） ，“phantom”是幽靈的意思。這本書繼續闡述了他對傳統民主理念的不滿，甚至可以說是幻滅。

從書名中也能看出，他不認為公眾是一個能夠思考和決定的有機體，而是一團幻影，我們無法指望一團幻影做出明智的決策。

那么 ，如果依賴民眾的傳統民主理論行不通了，我們又該怎么辦呢？李普曼給出的答案基本上可以被理解為：專家治國、精英治國。

《黑水》

他認為，應該有一批受過特殊訓練、能夠接觸準確的信息、頭腦中不存在刻板印象等偏見、教條的人，他們專門來了解信息，并且獨立判斷，達成意見。然后把這些意見交給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以便它們制定和執行科學的決策。

李普曼把普通人稱為“局外人”，局外人可以向專家詢問有關事實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考慮，但他自己不能決定什么事實是有關的，甚至不能決定什么應該被充分加以考慮。用李普曼的話說：“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與輿論完全格格不入。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個特殊階級來管理。”

在李普曼看來，新聞業的作用就應該如此，編輯記者應該擔任公眾的領導者，為大家分析解讀各類事務。而為了避免媒體誤導、欺騙民眾，編輯記者要接受專業教育，要以一套專業的操作守則來行事，保證自己不會去有意誤導公眾。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新聞業開始追求客觀性的規范，追求專業化，而李普曼就是其中一個主要的提倡者，他也因此被視為是整個20世紀美國新聞業理念的奠基人。

《聚焦》

杜威如何挑戰李普曼的理論

事實上，李普曼本人是一個相當精英主義的人，他對大眾的能力評價是很低的。

在他的著作《幻影公眾》中，開頭第一句話就是：“今天的個體公民就好像坐在后排的聾啞觀眾，原本應該聚精會神于臺上的劇情，卻無奈忍不住睡去。”換句話說，在李普曼看來，大眾可能只是一群“烏合之眾”。

但是，李普曼的這種看法也遭到了非常激烈的批評和反駁。他和另外一位重要的知識分子——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之間進行了一場大辯論。

杜威在許多文章和書籍中都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在1927年出版的《公眾及其問題》。杜威也認識到，民眾的確是容易陷入偏見和非理性，在這樣的背景下，民主制度確實面臨許多肉眼可見的挑戰。

但是杜威認為，李普曼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卻沒能提供恰當的解法。在杜威看來，李普曼設想中的“精英治國”最終會導向災難性的結果，因為當公民被變成純粹的看客，精英成為一群不接地氣且自利的決策者，民主就不可避免會退化成寡頭統治，所謂基于真實信息和理性判斷的統治也就不可能實現。

杜威強調，依賴精英并不是出路，要更多發揮民眾的作用。民眾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原子，人們從來都是彼此聯結的。

事實上，當我們說個人的理解力和判斷力有限的時候，其實忽略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人們的智慧可以彼此聯結起來，形成起來的合力其實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理解復雜世界、做出明智決定的。

《聚焦》

所以杜威提出，應該讓民眾成為更主動的角色，在民眾當中通過對話和交流，建立起廣泛的聯結，這才是真正的智慧來源。

而在這一過程中，媒體需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要提供自由開放的對話平臺，促進這種交流和聯結的發生。

媒體不應該是李普曼所言的領導者，不是自上而下的灌輸者、說教者，而應該是一個促進合作的系統，記者是為這樣的聯結去創造條件、提供服務的，而不是自以為聰明的精英。

在李普曼的理念中，民眾的角色是非常被動的，只需要等待接受精英處理好的信息。而在杜威的理念中，只有讓民眾真正地成為主動的參與者，而非被動的看客，民主制度才能健康地運轉起來。

總體而言，李普曼和杜威的根本分歧在于：李普曼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民眾，而杜威則希望從民眾當中去尋找解法。

用“李杜辯論”來理解網絡輿論

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的基本運行模式還是“李普曼式”的，即由一小群媒體精英來采訪和寫作，然后單向地傳播給受眾。但是Web 2.0使得所有人都可以在互聯網發布內容，發聲和參與的門檻基本不存在了，這似乎為“杜威式”的理想提供了一種可能。

民眾通過互聯網的討論，的確能逐步形成一些共識，不僅是彼此之間不斷學習進步，這些輿論壓力也能推動一些更好的政策的出臺。比如說近幾年來，關于“反家暴”“防治性騷擾“方面的政策，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聯網上的輿論推動。

早期BBS年代，在天涯、凱迪、西祠胡同之類的論壇上，有非常多智慧的閃光以及有質量的交流，杜威的理論迸發出了它的生命力。

但如今再談起網絡輿論，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一系列負面的詞匯：情緒化、非理性、容易煽動、容易被“帶節奏”，李普曼的“幽靈”似乎又重新出現在了網絡空間。

其實，“李杜辯論”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就是從來沒有所謂的救世主，我們既不能指望民眾永遠明智，也不能期待精英一直正確。

在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當中，最重要的是，每種角色都能各司其職，雖然大家都有弱點和局限，但也都有能發揮作用的地方。

更具體一點說：我們同時需要“李普曼式”的精英和“杜威式”的民眾。“李普曼式”的精英會相對見多識廣，有著高于常人的理解能力和判斷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他們做出的判斷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判斷，而不是受到任何機構或者個人的壓力。

在李普曼的設想中，精英們絕對不是和政府或者大企業打成一片、沆瀣一氣的。恰恰相反，精英需要在手握權勢的人做出錯誤的決策時，及時站起來表達不同意見。如果將自己的專業判斷置于權勢的影響之下，那么精英就會失去意義，這也絕不是李普曼理想中的樣子。

所以，我們需要那些有見識的精英“大V”，尤其需要他們保持真正的獨立性，為自己在網絡上發表的意見負責，而不是成為某些利益的代言人。

《鏡子森林》

而“杜威式”的民眾，是指作為個體，他們會犯錯誤。但當大家可以更好地對話、溝通，就會產生許多智慧。所以我們要設計更好的參與機制，讓更多高質量的對話可以發生，而不是讓垃圾內容充斥網絡，讓人們沒有興趣參與對話。

即便是在網絡輿論如此糟糕的當下，我們依然能從微博的帖子和評論區，能從一些播客節目和視頻節目當中，看到來自民眾的智慧，看到令人激動的對話和聯結，它們的質量和意義遠勝過一兩個媒體精英的說教。

如今的網絡輿論存在一些缺陷，精英不獨立、不負責，而民眾則缺乏聯結，缺乏發生有意義對話的場合和機制。

個體或許可以從身邊的小環境開始，嘗試進行杜威式的溝通交流，不管大環境如何吵鬧，自己先主動進行“明亮的對話”。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選擇關注那些真正獨立和負責任的、李普曼式的精英。另外，我們也需要更好的社會環境來讓兩者更好地發揮優勢、揚長避短。

在如今的環境中，重提李普曼和杜威的辯論，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在輿論生態系統中其實都是一邊消費內容，一邊轉發和擴散內容，很多人還會同時生產內容。

當我們對網絡輿論感到失望的時候，我們自己又都是網絡輿論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件我們能完全作壁上觀的事情，也不是一件我們能完全脫清干系的事情。

在改變的道路上，個人的力量雖然微小，但是就像杜威提醒我們的：人從來都是社會性的動物，當一些微小的力量形成聯結和共振，也就有了改變的可能。

本文摘選自看理想節目《讀懂新聞：無限人生書單第4季》第6講，作者：方可成。內容有調整，標題已作修改，原標題為 “沒有永遠明智的民眾，也沒有一直正確的精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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