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特朗普宣布在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獲勝。早在6年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尹繼武在人大重陽系列講座中發表題為“中期選舉后的特朗普——政治心理學的分析”的主題演講。他以特朗普為案例演示了政治心理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尤其是政治心理學在分析國家領導人時的獨特功能與作用。解釋了在研究特朗普時三個階段的認識變化，并討論如何從消極人格特質的積極作用、特朗普的雙面特性、恒定的政策偏好等視角理解真實而客觀的特朗普。現將講座實錄及其相關論文重新編輯發布如下，供讀者參考。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尹繼武教授

今天我主要談談怎么認識特朗普。我的基本判斷是，對一個人來說，尤其是對六七十歲的人來說，我們成年早期所形成的性格和人格是比較穩定的。用特朗普的話說他是“Stable genius”。變的東西是什么呢？變的是他周圍的國內、國際環境，包括最近的美國中期選舉。這些是他政治的背景在變化。我們作為普通觀眾也好，作為研究者也好，我們對他的認識在變。那么，我們如何認識更加真實的或者準確的特朗普呢？

01

導論：政治心理學方法簡介

政治心理學是什么？它為什么重要？在研究一國政治或外交行為時，通過深入考察該國領導人的心理心態，又能夠得出哪些啟發？

一般觀察者、美國研究學者都會形成自己對特朗普的觀察與判斷。而這些判斷都是基于一些事實的、客觀的材料作為支撐的，比如特朗普的言行、相關的媒體報道、研究成果、政府的言論政策等。比如，特朗普的自戀、專斷、情緒化這些觀察的特點都是一些個體的定性觀察，是基于經驗的判斷，這種判斷在對素材和信息的選擇中很可能出現帶有主觀的偏見和偏差，難以證實和證偽，從而導致相關話題不易展開，更多的是觀點之爭，此外，容易陷入基于言行得出領導人的個性特點，繼而又以他的言行來加以驗證的“循環論證”風險。所以，需要引入相關的領導人心理分析的理論與測試方法，而不僅僅是提供一種結論判斷。

對于特朗普人格特質的分析，我們的團隊所采用的是“專家測試法”，這種方法是因素分析與定性評定的結合。首先，以248個形容詞為標準問卷，選取10位特別知名的美觀研究專家作為第一批被試，進行選擇保留大概有6－7位選擇的詞。然后進行第二階段的測驗，248個詞篩選下的29個形容詞，以1－10為符合程度的選擇測試，選擇相關專業研究人士進行判斷，包括相關專業的博士和碩士。理想狀態是選擇5個案例，配合相關的閱讀資料和視頻材料，在閱讀后進行匹配選擇。第二批大規模測試后，形成基本的研究數據錄入。后進行因素分析，形容詞依據權重自動歸類，形成五個維度的形容詞聚焦，再對五個維度的人格特質關鍵詞命名，結合特朗普的言行對五個維度的人格特質進行論證說明。

02

研究發現

不羈善變的特質及政策偏好

根據團隊的研究，特朗普最為核心的人格特質為“不羈善變”，這是反應特朗普外顯個性方面的特征。不羈善變可以從特朗普對于社會規范和政治規范的觀點來加以理解。

特朗普的不羈表現對應的形容詞包括無禮的、激進的、魯莽的、暴躁的、粗野的、易怒的、浮夸的和偏激的等。具體來看，特朗普之所以獲勝，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代表著美國反建制的“體制外身份”。他自幼便力圖打破父親的經商模式，實現自我升華，而后在商界經營也是不拘一格，不愿接受各種陳規舊俗的約束。

一是在社會規范上，特朗普個性鮮明，不落俗套，他的各種奇談怪論和攻擊行為屢屢占據新聞頭條。從早先對女性、少數族裔的公然侮辱，到競選期間對于不同群體的指責，均展示了他不受社會規范約束的一面。

二是對于傳統政治規范，各種政治制度和規矩等，特朗普要么置之不理，要么進行各種挑戰制造麻煩。從他的競選綱領來看，他對于政客及其制度體系也是猛烈批評，顯示他對傳統政治及其規范的厭惡、無視。比如他所組建的政治團隊，雖然代表了共和黨內部的幾種勢力，特別是保守勢力，但還是相當與眾不同，軍方和商業色彩濃厚。又如在中美關系上，他更是打破美國幾十年來的政策實踐，公然與蔡英文通電話，并在社交媒體上聲稱“一個中國”原則可以作為談判籌碼，用來與中國“做交易”，這一做法讓外界對中美關系能否在以后穩中求進的擔憂有所增加。

雖然特朗普是位老人，也是政治新手，但從其“玩轉”新媒體，采用低成本但受眾廣泛的社交媒體影響公眾輿論的策略，至少可以推測，他比傳統政客更熟諳當前時代的宣傳工具。比如特朗普“推特治國”傾向非常明顯，在“推特”上擁有數量龐大的粉絲群，經常在“推特”上就一些重大政治問題發表一些情緒化的聲明，美國政界和知識界對特朗普的隨意也產生了嚴重擔憂，這種現象在美國傳統政治家中并不多見。

不羈意味著特朗普很難尊重既有的規矩，具體在行事中，他經常變化多端，讓人捉摸不透，可總結為善變的人格特質。這方面的形容詞有矛盾的、易變的、好斗的、自夸的、多欲的和逞能的，等等。

一是特朗普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光譜與眾不同，他不受傳統價值觀的束縛。早年他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立場游離，選擇黨派更多是基于生意的需要，處理好與政府或黨派之間的關系，目的主要在于獲取經濟上的好處。1987年以前和2001～2009年，特朗普是一名民主黨人，支持墮胎、槍支管控以及接收難民；而在1987～1999年和2009年之后，作為共和黨人，特朗普在這些政策議題上轉而持反對態度。

二是在公共場合的情緒表達上，特朗普能夠做到變化多端，出奇制勝。通過情緒的極端表現，特朗普給人造成了一種較為負面的公共形象，因此一般而論他的宜人性較差。而從達到政治目標的角度來說，營造這種公共形象對特朗普來說并非壞事。從宣布參選到成為共和黨候選人，再到成功就任美國總統關于特朗普的爭論持續占據美國各大主流媒體頭條。據有關統計在2015年美國的四大主流網絡媒體上，關于特朗普的報道超過了關于其他總統候選人報道之和，占所有媒體頭條的31%。直面公眾但難以預測的交流風格是特朗普贏得大選勝利的重要因素，比如在選舉時，就有學者認為“當他們(其他候選人)致力于選戰時，特朗普卻致力于媒體，至少目前為止特朗普的電視‘真人秀’方式正走向勝利”。在此意義上特朗普的善變不僅可看做一種自發性的行事風格，也可看做經過理性分析后采取的競選策略，具體體現在情緒表達上的陰晴不定，善于折騰。

三是商人的交易變化特性。特朗普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所信奉的是商人的交易或互惠哲學，這給他帶來了弱意識形態的特點。比如在外交政策傾向上，他在演講中曾明確講自己主政下的對外政策將要“以目標代替隨意，以戰略代替意識形態，以和平代替無序”。

當然，特朗普這種商人善變性，并非直接意味著可以與他進行一切合理的交易。因為特朗普也善于進行意圖掩飾和欺騙，同時利用情緒表達施加壓力等諸多策略進行談判。

特朗普不羈善變的人格特質為他打破既有政策偏好和規范奠定了基礎。在此不受約束和多變的特質影響下，特朗普對于內政和外交的各種常規習俗、政策共識，都不會真正重視，而是根據他自己所界定的利益及其談判和博弈策略進行各種不符常態、防不勝防的出擊。由于明顯的自戀，特朗普更多是根據自身的理念、認識和哲學進行政策方案的選擇而相關的幕僚、助手和團隊的意見可能不會特別受到重視。另外，特朗普注重博弈策略的理性運用，他的善變是其進行談判和戰略博弈的一種理性策略為的是在博弈中給對手造成混亂、壓力和精神不定，但是，策略是為目標服務的，對特朗普來說，最根本的目標是他認定的美國國家利益，而在這一點上他并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精干有為的特質及政策偏好

除了不羈善變，“精干有為”也是特朗普的主要人格特質，這方面可以用有為的、能干的、機智的、出眾的、獨立的、自信的等詞加以描述，這些皆體現特朗普的才干和效能方面的特性。

特朗普對局勢發展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善于隨勢而動。

一是在選舉中，他善于抓住選民心理能控制自己的情緒表達。

二是在社會交往、經商才干上特朗普表現出獨特而又優秀的才能。從事房地產經營期間從地產選址到營銷，再到裝修設計特朗普都有自身獨特的眼光和理念。在20世紀70年代紐約地產不景氣時期，他將幾塊地皮低價買入，一直到若干年后增值無數，這些地段均成為紐約的地標。在銷售特朗普大廈(Trump Tower)的過程中，他又成功實現了“饑餓營銷”，走高端路線，抓住富人的心理和地位需求。凡此皆表明，特朗普在商業經營上才干突出。

三是特朗普性格獨立，依賴性較低。這一特點來源于他的成長經歷。他出身商人世家，很早就得到各種經商的鍛煉，父親對他的影響也很大。特朗普父親家教嚴格，塑造子女的自律、刻苦品質，特朗普受此影響形成了爭強好勝的性格。根據他自述，父親的教導讓他養成了做生意強硬、善于激勵別人以及注重效率的個性。在軍事學校就讀的經歷，則使特朗普練就軍人的意志和性格特性，剛硬有力，行動力強。

有為特質可以用來描述絕大多數的政治領導人，特朗普在此方面表現尤其突出。他精力充沛，熱情度高。早年他并未對政治表現出極大熱情，在一些自述中也否定自己的參政意愿，但他對事業的追求是充滿熱情、欲望和野心。設定大目標，大干一番，是他所信奉的生活理念，由此表現出極強的進取心。特朗普不僅欲望強，行動力和執行力也很強。他不是一個口頭上的實業家，更多是言出必行的戰略家。高效是他行為的突出特點，比如，他每天必須參加數十次會議，但一般都不超過15分鐘所有會議均是為了問題解決而設，而非務虛。特朗普在20世紀90年代遭受巨大債務危機，他憑自身積極作為，走出危機，成為紐約地產大商人，名列《福布斯》雜志2015年美國富豪榜第121位。進軍娛樂業，他主持的《學徒》一度成為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

特朗普精干有為的人格特質，表現在他對于商業和政治的抱負，尤其是自身的行動力和執行力的追求。特朗普在競選中的政治口號雖出于選舉的需要但他所提出的各種反傳統的政策理念，諸如美國戰略收縮或重新布局，限制移民等等，均非虛張聲勢，對此他都有加以推行的意愿。他想通過推行這些政策措施重塑美國的內外戰略格局，或將這些主張作為博弈和談判籌碼，尋求美國在其他領域要價的杠桿。他最重要的目標是“讓美國重新偉大”這種宏觀遠景，實質上是服務于美國國家利益的需求。在某種意義上，特朗普的美國國家認同和愛國情感是真實的和強烈的。基于特朗普精干有為的人格特質，可以判斷出他對美國傳統的政治規范和內外政策理念很可能做出顛覆性修改。

特朗普的外在非理性展現，與他內在的理性、能干和機智的特質并不矛盾。他善于運用各種極端情緒和策略進行博弈和談判，而這又是基于他非常理性的情感激發策略。特朗普對執政團隊的選擇，也體現其精干有為的特性，即軍方和商業背景人士大量入閣，凸顯了強硬、精干和高效的特點。但特朗普愿意有所作為對于傳統政策及雙邊關系來說，可能帶來較大的破壞性。

逐利自我的特質及政策偏好

在行為導向特性方面特朗普人格可用冒險的、投機的和唯我等詞形容，并可概括為“逐利自我”。特朗普對于利益的追求，構成了他行為的核心動機，同時他特別看重別人對他的尊重，面子對他來說非常重要。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對于利益的無限追求是其利益觀最為核心的內容。如上文所述，特朗普自進入商界以來以其雄心壯志頂住破產的風險而不后退，最終成為了美國著名的房地產大亨。特朗普的利益觀展現出如下特性。

一是精于算計利益和成本。雖然特朗普是美國成功人士的代表家境富裕，生活奢華，但他對生意的利益計算卻是斤斤計較，力求控制成本，絕不隨意開支，哪怕是很小的錢，他都仔細計算。可以說，節約成本成為他致富經的核心理念。而對于婚姻生活，簽訂婚前協議是他告誡世人的心靈雞湯。

二是特朗普的逐利有雙面特性。特朗普講究排場，生活奢華，一旦看準商機，投資闊綽，在媒體電視、自述以及影視中，他都是不循陳規的大資本家典型。這種外在表現，給世人形成特朗普樂于冒險和投機的形象，但他又具有較高的風險決策意識。在自述中，特朗普強調從不過沒有把握的生活，他的每一個決策都是敏銳捕捉到現實的商機和時機，他的投資哲學是，要進行謹慎投資，多樣化投資，從不進行冒險以及將投資方案限定在某一類。

整體來看，外界往往關注特朗普投機和冒險的個性，而他則強調自己其實很理性，明白自身的成本收益，在理性計算的基礎上形成直覺決策。特朗普使用的政治話語極為簡單直接，雖然主張中的實質政策處方較少，但迎合了美國社會中下層民粹主義的情緒，也體現了他善于投機和理性的策略思維。

逐利特質的重要基礎是自私，在特朗普的自我人格結構中，占主要成分的是本我和自我，而非超我。自戀成為特朗普突出的性格特點，這一點從他的言行中表露無疑。特朗普對自己充滿信心自我特別強大，也特別看重別人對他的態度，尤為關注尊重和回報。他認為人際基本的準則就是要感恩，他幫助的人要記得感謝他，否則他絕不輕易原諒。特朗普在任何場合都將自己放在最核心的位置。比如在父親的葬禮上，他的一番言論突出的是對自己而非父親的稱頌。在勝選后與《紐約時報》工作人員的座談會上他沉浸于自我表揚當中，力陳大選獲勝的榮耀。特朗普明顯自戀而較少考慮他人感受，也是他宜人性差的重要原因。特朗普有自己核心的工作和人際圈子，并非是獨自一人創業。但他的自我和自信在決策中顯露無疑，比如，在進行方案選擇時，他最為強調的是直覺的重要性有時候完全忽視周圍幕僚的參考意見。而一旦在力排眾議，按自己意志行事獲得成功后，他更將自身獨裁直覺決策奉為圭臬。

在行為導向方面逐利自我的特質，展現了特朗普的利益觀以及決策背后的深層動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很大程度上由他對于利益的判斷所主導，這對其內外政策將產生深刻影響。比如在外交上，特朗普可能會斤斤計較地計算美國對外戰略布局的成本和收益。在地緣戰略領域，特朗普可能重新思考美國在東亞、中東等地戰略布局的代價，通過各種方式減輕美國的成本，轉而按商業買賣原則要求美國的盟友和當事國承擔更多，以換取美國的軍事安全保護和承諾。在經貿領域，特朗普在全球問題上將更加“自私”，即以美國自身利益作為政策出發點，而不顧及國際義務和責任；同時，對于相關存在重大貿易摩擦的國家，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可能更具進攻性，由此導致中美關系中的經貿逆差、匯率等問題的碰撞更加激烈。

自戀是特朗普深層的行為動機之一，決定了他對于面子、地位尊重的強烈需求。他一方面將更加以自己的“直覺”和“榮耀”作為政策考慮出發點，缺少政治家通盤全局式的大局觀。另一方面他的自我也體現為對于美國自我私利或利益的維護，而不是貢獻更多的國際責任和義務。

好勝執著的特質及政策偏好

在對外在反應方面，特朗普的特質主要表現是倔強的、競爭的和好勝的稱為“好勝執著”的人格特質。持這種特質的特朗普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一方面，特朗普在面對事業上的阻礙能夠充滿斗志，擁有極強的抗壓能力；另一方面，當這種風格與社會規范和人際關系發生沖突時，特朗普好斗、記仇、低道德感的一面便會表露無遺。

克服挑戰獲得的滿足感和他人的贊賞是特朗普生活和工作的動力之一。在特朗普眼中，工作不是一份沒有溫度的差事，而是一種因不斷克服難題而獲得滿足感的生活方式，他經常以自己視工作中的挑戰為享受而自豪，勸導他人努力工作。特朗普是一個典型的“工作狂”，他不像大多數美國上流社會人士一樣熱衷于度假，工作中“表現出色”是他快樂的第一來源。經商期間，特朗普喜歡繞過代理人直接與最高權力者面談，表現出一種強烈的追求成功的愿望。特朗普著書多次提到收購華爾街40號的成功商業案例。當時，得知這棟大樓的相關事宜由代理人負責，他當即決定繞過代理人，直接飛往德國拜訪擁有該產業的家族的掌權者，并順利達成協議，大大節約了達成目標的時間和談判成本。在特朗普看來，獲取真相的最佳方式就是和真正掌握權力的人直接接觸，而與代理人或者經理人的接觸往往是缺乏效率的。

當與社會規范相悖，或在人際關系中發生沖突時，特朗普的好勝在一定程度上發展為好斗，甚至睚眥必報。2005年，《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篇書評對特朗普的暢銷書做了較為消極的評價，特朗普立即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回擊作者，不是從書評本身出發進行回應而是對書評作者進行了一番尖酸刻薄的嘲諷，充滿著強烈的人身攻擊色彩。當好勝心受到打擊時特朗普經常表現出強烈的羞憤之情把“懷恨在心”視為理所當然，并從與自己交惡的人身上找缺點，將這種缺點放大以示人。而對自己的過錯，他會視而不見至多抱怨自己因察人不明而“吃虧”。

無論在生意場還是大選過程中，特朗普能夠獲得成功得益于執著這一重要的素質。

一是特朗普面對低潮和困難很少放棄，具有極強的抗壓能力和忍耐力。20世紀90年代，特朗普的生意遭受了一次幾近破產的經歷，資產負債超過了90億美元。在一個凌晨3點的雨夜，他被傳喚到花旗銀行參加與銀行家(特朗普的債主)的電話會議，沒有打到出租車，在走過15個街區到達銀行的時候“被完全淋成了落湯雞”，感覺“跌到了人生的谷底”，但他仍然選擇鼓起勇氣，直面困難，最終成功度過了這次危機。另外，特朗普善于耐心等待，抓住時機。比如，他在1974年買下一塊地產，立志在其上建立特朗普廣場(TrumpPlace)，直到30年后時機成熟才建成，對于這30年的等待，他認為盡管漫長，但是非常值得。

二是在對外界事物的關注點上，特朗普最關注事物的解決之道而經常忽視外在制約，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的道德底線。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熟諳各種談判技巧，其著作《做生意的藝術》一度成為美國暢銷書。在生意中，如果覺得有必要，他可能會使用一些非道德的技巧。比如，在建造特朗普大廈期間，為了競爭購得杰納斯科公司(Genesco)的地皮，特朗普兩三年間不斷向公司老板寄信，表示如果不達成協議，他將通過上訴的方式使這塊地皮的售賣拖上幾年；另一方面，他在報紙上放風說自己已經與杰納斯科公司達成協議(實際上沒有)，造成了對方公司內部員工的恐慌。特朗普通過這種方式最終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面對外在客觀持有好勝執著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特朗普具有很強的政策執行力。因此，不能低估特朗普面向公眾發出的政策宣言的真實性，一旦條件允許看似為了博得眼球而發出的“離譜”言論，很可能被他付諸實踐。特朗普大選中的一些基本政策主張，包括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大規模減稅、與俄羅斯發展關系、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在美墨邊境建墻、推翻奧巴馬醫改、在控槍和墮胎等議題上堅持共和黨的保守立場等等，均應嚴肅對待。

三是特朗普尖刻的情緒往往是在其感受到輕視和侮辱之后產生羞憤而爆發，這種“執著的羞憤”可能會強化他對對手進行報復的動機。在與特朗普打交道時，一方面要非常注意對其優越感和自尊感的“關照”，另一方面，即使發生不快，在國際場合的批評也應更多針對機構而非個人。特朗普關注事務的解決之道而經常忽視外在制約，國際道德可能對特朗普不起作用，因此要提高對特朗普在具體領域行為方式的警惕。

積極外向的特質及政策偏好

特朗普為人處世的風格取向，主要可用健談的、積極的和外向的等詞加以形容，可將此特質稱為“積極外向”。具備這種處世風格的特朗普，一方面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必然是積極進取的，他善于從紛亂的事實中找出積極的一面并加以利用，另外，基于高參與度的需要，他需要把控全局，樂于學習新的知識；另一方面，特朗普具有較高的說服能力，具體表現為愿以電話指揮的工作方式，有高超的演講鼓動技巧，愿意展現自己的人格魅力。

第一，特朗普非常重視積極心態對工作生活的重要性，善于調節自己的心態，從消極情緒中走出來。他認為整日怨天尤人是一種偷懶的方法，而遠離這些“偷懶者”是獲得積極心態的途徑之一。在多本自著的勵志型書籍中，他不僅向讀者表明積極心態的重要性，還從自身經驗出發總結獲得積極心態的方法，尤其強調要“與抱怨者割席而坐”。另外，在遇到較大挑戰時，特朗普比常人能看到更多的積極因素。他曾坦言:“在決定主持《誰是接班人》節目的決策過程中，樂觀心態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當時大多數人認為選擇主持這個節目會給特朗普的公眾形象帶來不利影響，但是他更傾向于從積極方面看待，并列出了一長串積極因素的清單，通過對比，認為積極因素大于負面因素，最終決定接手這項工作。

第二，在行事時，特朗普具有較高的開放性對新知識有較高的接受度，這決定其對具體事務有很高的參與度，從大選中比希拉里緊密得多的事務安排中可以發現這一點。特朗普的思維圖式具有很強的開放性，他對周圍世界的認識突出體現了這一點。他把世界看作“一個成長型市場”，要獲得成功，必須要做到“世事通明和具有世界范圍的歷史觀”。特朗普對周圍世界具有很強的好奇心對新知識有強烈渴望，每當做一件新的事情時，他都會表現得異常興奮。為了獲得對一個全新領域的深入理解，他主張要進行一定的調查和挖掘，并將獲取的信息融匯貫通。

麥克亞當斯從“大五”(Big Five)人格分析框架出發分析特朗普的人格特質，發現他具有遠高于美國歷屆總統的外傾性(Extraversion)。這一研究支持了本文關于特朗普具有較高外向特質的判斷。特朗普演員天賦很高，善于抓住聽眾心理，愿意展現自己的人格魅力，并在其中獲得成就感。他的大多數演講富有感染力和煽動力，這與其善于抓住聽眾的心理有很大關系。他知道無論面對幾個人的辦公室，還是有成千上萬聽眾的場合，讀懂說服對象的心理至關重要。不僅如此，特朗普也善于把演員的天賦運用到具體事務中去，在談判中，為了迷惑對手，向對手施加壓力，給自己贏得考慮時間，他“常用到的一個小花招就是表現得更加放松，更加從容不迫，似乎并不確定是否想要做成這筆交易”。可以說，在特朗普身上，“放煙霧彈”的做法不僅是一種策略考慮，也是一種天賦和性格特質的表現。

特朗普善于講故事，并在其中引導聽眾和營銷自己。在大選中，他不斷強調美國民眾受到了移民、犯罪率上升等各種社會問題的威脅，引發民眾的恐懼心理，進一步將原因歸結為奧巴馬政府的無能，同時推銷自己的富有和能力，向美國民眾傳達只有特朗普才能“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神話。在工作中，特朗普很健談，能抓住要害迅速解決問題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其傾向于電話指揮的工作方式上。特朗普能夠通過電話交談“把生意信息匯總起來，然后再處理最為重要的生意”，電話指令是他工作時的一大特色，他也認為自己的很多成就“都是通過打電話來實現的”。

特朗普積極外向的個人風格很可能塑造一種積極進取的執政風格一是可以推測特朗普是一個對政治事務參與度很高的總統。他此前并無執政經驗，但從大選表現以及之前的經商經歷可看出，他將是典型的積極－肯定(active－positive)類型的總統，這類總統希望把自己的許多精力直接用于獲得成就，具有高自尊心且心情愉快，靈活多變且善于從錯誤中學習。特朗普如何處理自己政治知識薄弱與政治參與愿望較高之間的落差，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二是特朗普積極外向的個人風格可能降低白宮行政中的官僚化程度，尤其是其在做生意時形成的簡潔高效習慣可能會體現在美國的外交中，因此要注意美外交中溝通方式的調整。

三是特朗普的樂觀心態使他更愿意解決而非擱置現存問題。對中國來說，這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一方面有可能促成中美現存問題的迅速解決；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激化雙方矛盾。

四是特朗普對新知識的接受程度高，思維圖式呈現開放化，因此可通過適當方式讓他增加對中國的理解，降低其對中國誤解和敵意。

03

總結

作為一個不合傳統的政治領導人，特朗普既無政治履歷，又在言行上與眾不同。如何認識這樣一位美國新任總統，成為理解美國并開展中美關系交往的重要基礎。基于相關的專家問卷測試數據分析，總結出特朗普的五個人格特質，并認為不羈善變和精干有為是特朗普最為核心的特質，在此強調幾點對特朗普人格特質的核心認識。

第一，最值得關注的是他不羈善變的特質，這意味著特朗普對于傳統的顛覆、改造和重塑的意愿及其行動將是空前的。盡管會受到國內政治和國際大局的制約，特朗普仍將具有打破常規的意愿，因此要全面評估其在不同領域的各種政策可能。需要注意的是，通過特朗普的組閣來看，他對既有政策決策和執行團隊的塑造作用很強，所以，未來美國對外政策是更多體現他個人的特質和特點。

第二，特朗普的人格特質并非是消極的。美國和國內媒體的大量報道，塑造了一個不符合積極公眾人物標準的特朗普形象，他的各種奇怪言論和行為都不同于傳統的美國政治領導人。但是研究發現，特朗普展現的不羈善變、精干有為、逐利自我、好勝執著和積極外向的人格特質，并不是非常消極負面的特質，相反，這些特質可能造就一個具有行動力和執行力的政治領導人。

第三，特朗普執政風格將呈雙面特性。在美國歷屆總統中，特朗普的個性表達屬于較為極端的一類，但這并不意味其執政風格也是極端的。相反，特朗普的執政風格可能表現出明顯的雙面性。比如，不羈善變展現了特朗普最為典型的打破傳統、不按常理出牌的特點，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是極端非理性，毫無戰略和策略方略。實際上，他又展現出執著的品質，在很多政策偏好上體現出恒定不變的特點。對特朗普的人格特質需要從兩方面來理解，這樣才能更加全面和理性地理解他的未來政策偏好。

04

講座現場問答環節

提問一：您剛才聽到關于專家評定的研究方法，您還有沒有其它的研究方法作為佐證？

尹繼武：關于研究方法我提了四種也是對應不同的研究路徑，今天沒有給出具體詳細的文獻，每種文獻都有些比較經典的中國、美國學者的研究作品。比如精神分析，在傳統上六七十年代比較流行，科學性弱一些，但是好處是可讀性強，講故事一樣，類似于領導人為什么是成為這種性格，在某一些問題上為什么這樣的特別固執或者其他獨特的地方，其追溯到小時候跟父母的關系，如在家里得到的關愛不夠，自尊心比較低，因而需要受全國人民的愛戴。這一路徑邏輯可行，但是很難證實（最經典的是喬治夫婦關于威爾遜總統的研究）。

還有我們用的是專家評定，專家評定是一種外在觀察，專家評定數據是需要進行有效分析，理想狀態一般是四五百份專家數據比較好，但是因為一個是沒有經費支持，另外也很難操作，沒有那么多專家，盡管可能每個人談起美國來都頭頭是道，但問題不是嚴肅的專家。

還有一種對于他一年、兩年關于某個具體問題或者關于對外政策研究進行定量的編碼分析，這在歐美是比較流行的，也是一種比較好的方法。上述都可以嘗試，嘗試之后會發現不同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不一樣，比較這之間的差異，是有助于我們理解這個領導人。剛才我舉的英文文獻里有一篇是運用美國媒體對特朗普的描述作為分析文本，但是那篇分析對特朗普很多描述是比較負面，因為美國媒體所展現出特朗普的形象是特別負面的。我后來感覺我們做的研究，再加上那個研究或者再加上其它代表性的學者的分析判斷，在這樣一個整體框架或者圖景下，會有助于認識一個比較客觀的特朗普。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嘗試，但是沒有一種研究方法可以得出完全接近真實的領導人，所以我用的詞是怎么樣“認識”特朗普。

提問二：特朗普所在的美國社會是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所以個性特征非常明顯，而且很容易觀察。但是對于別的國家，比如日本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前輩、后輩、上下級，比如對安倍要做認知分析，還需要考慮別的什么因素，比如文化心理或者社會思潮，您認為要怎么展開呢？

尹繼武：關于日本領導人問題，任何領導人都是處于特定的社會文化成長背景之下，不同國家領導人背后都有文化印跡，首腦外交相互溝通也有這樣的問題，比如相互的情感表達，利益判定的方式，人際關系等等都存在不一樣。對領導人的理解背后肯定要加入到社會文化背景，但大體上這個東西只是一種文化差異的存在，這種差異的存在并不表示我們不能認識它，你也知道日本跟中國不一樣，可能中國跟美國也不一樣，這個差異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通過文化心理學、跨文化心理學進行更加直觀的測試或者了解。但是回歸到這些年我對文化差異的理解，可能在中國學者某些觀念之中，我們對文化差異的理解有時候過于強調我們是不一樣的或者諸如此類的“特殊論”。回到文化心理學里，這背后基本的命題或者基本的判斷是，人性是相通的，只不過表達方式、行為規范存在不一樣，要不然如果不是相通的話，人跟人，不同社會的人根本無法溝通和理解，現實只是一些方式或者其它的行為習慣或者外在的一些東西，比如情感表達方式、中國人表示友好的方式或者等等的存在不一樣。

還有一個問題考慮到測試背后基本的輿論變化或者整體環境的變化。普通老百姓或者社會輿論的看法、或者情緒的穩定性、或者對于領導人的變化比較大。但作為專業的嚴肅的學者，我們的認識，比如我的認識會有變化，但不至于像特朗普一樣整天捉摸不定、變來變去。專家測試在某種意義上不是最為理想的一種測試方式，因為我們測試某一個特定的專家群體對某一個人的看法，就是專家群體認為他這個人是什么樣的人，一個大的集體或群體的認知。最理想的方式是測他本人，但對領導人是永遠不能解決的問題，因為我們無法接近領導人。

提問三：在目前國際政治環境中，中美兩個世界主要大國領導人的個性特點對于兩國在國際政治博弈合作會有什么樣的影響？

尹繼武：我們需要從更大的背景理解特朗普，他不僅僅是個人，是一種現象，代表美國背后社會政治思潮的變化。之前也看到了相關的研究，包括國內相關優秀的美國政治研究學者，提出從美國社會經濟，政治思潮的變化，全球地位等等大的背景來討論特朗普出現，理解他為何能夠獲得美國政治上的認可。但是從社會文化來說對特朗普的分歧是比較大，部分人對這樣與眾不同的領導人可能難以接受。國家領導人的個性，可能影響到首腦外交、戰略溝通等雙方意圖判定、關系交往的確定性，但國際關系的戰略博弈更取決于更為宏觀的國家間實力對比、對于力量的有效使用以及國內發展的可持續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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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向中國人民大學捐贈并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4個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系、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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