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阿克薩洪水行動”以來，以色列在與伊朗支持的反以武裝力量的對抗中占據優勢，反以武裝力量接連遭受重創。除了依靠以色列自身的軍事和科技實力，這與來自美國的包括情報支持在內的各種支持是分不開的。幾十年來，美國和以色列一保持著高度機密的情報共享安排，其中包括處理為暗殺(定點清除)提供援助的“框架”。美國情報機構前職員愛德華·斯諾登曾經泄露過一份文件，是在2006年以色列與真主黨的戰爭期間，一位臨時派往以色列情報單位(ISNU，簡稱8200部隊)的國家安全局聯絡官寫的。文件表明以色列人可能可以進入美國間諜機構共享的高度機密的計算機網絡。這位官員說：“ISNU深度嵌入了USIC(美國情報界)，(美國)有時很難領先他們(以色列)一步。”

(一)以色列情報系統的局限性分析

以色列是一個對外患保持高度警惕的國家，他們自認為是處于敵對國家和勢力包圍中的一座孤島。在這種憂患意識下，以色列擁形成了全球公認的高效情報系統，摩薩德(Mossad)、阿曼(Aman, 國防軍情報部門)和辛貝特(Shin Bet, 國家安全總局)等機構各司其職，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的情報網絡。這些機構具備強大的人力情報(HUMINT)收集能力，同時在信號情報(SIGINT)和電子情報(ELINT)方面也頗具實力，能夠迅速獲取并分析大量情報信息。同時，以色列在網絡安全、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領域的技術優勢為其情報活動提供了有力支撐。高科技手段的應用提升了情報收集的效率和準確性，還增強了情報分析的深度和廣度。

但是，與生死存亡攸關的情報獲取任務相比，以色列的情報系統存在明顯的局限性。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起的突襲行動，以色列情報部門集體“失靈”，未能提前發出警告，導致防范不力、遭受重創。從以色列與其對手長期博弈的角度來看，類似事件的出現有其必然性。作為中東地區的一個小國，以色列在情報收集網絡的地理分布上受到一定限制，難以覆蓋全球所有重要區域。由于國力相對有限，以色列在情報資源分配上需權衡國內安全與國際情報需求，導致在某些領域投入不足。以色列的情報活動往往涉及敏感的政治和軍事議題，容易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和爭議。尤其是在與阿拉伯國家及伊朗等敵對勢力的對抗中，以色列情報機構的一舉一動都可能成為外交爭端的導火索，限制了其行動自由度。

自身的局限在導致以色列對外部情報支持具有一定的依賴，特別是依賴于美國的情報合作。雖然這為以色列提供了強大的后盾和支持，但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過度依賴特定合作伙伴可能使以色列在情報戰中失去靈活性和自主性。

(二)美以情報合作的運行機制

在公開的權威文件中，1999年美以簽訂的《美以軍事情報合作協議》相對全面且詳細展示了美以情報合作的運行機制。根據該文件， 美以確定的情報交流范圍包括：

美國與以色列的情報合作體現在情報共享、技術支持和聯合行動等多種形式。

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情報共享是合作的核心。美國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情報資源，包括地理定位信息和人力情報，這些都極大地增強了以色列的情報能力。

美國在技術上對以色列的支持也是情報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通過《U.S.-Israel Cybersecurity Cooperation Enhancement Act》加強了與以色列在網絡安全領域的合作。此外，美國還向以色列提供了先進的情報收集技術和武器系統，這些都是情報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許多情況下，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會聯合進行行動。例如，在針對伊朗核設施的監視和評估中，兩國情報機構密切合作，確保對潛在威脅的及時響應。這種聯合行動不僅提高了情報的有效性，也增強了兩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合作。

(三)美以情報合作的脆弱性

美國與以色列的緊密合作改變了中東地區的力量平衡。以色列在獲得美國情報支持后，能夠在與鄰國的沖突中占據優勢。這種優勢不僅體現在軍事層面，也體現在政治和外交層面，使以色列在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中更具主動權。

美以情報合作的基礎是美以兩國的共同利益，但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兩國的利益分歧也是廣泛的。隨著全球和地區政治格局的演變，兩國在戰略利益和政策目標上可能出現分歧和差異。這種分歧可能導致情報合作的動力減弱或合作內容調整。例如，在伊朗核問題、敘利亞內戰等熱點問題上，美以兩國的立場存在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情報合作的深入發展。

美以情報合作可能涉及侵犯人權和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這使得合作面臨法律和道德的風險。美國國內對美以情報合作的批評聲音不斷增強。一些美國和以色列的民主派議員及非政府組織對兩國的情報合作表示擔憂。

通過借助外部大國力量來構建的防御體系，經不起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動。就以色列所面對的局勢之復雜程度，任何精密的協作系統都會充分地暴露出脆弱性。(北京藍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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