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基于數智文明的興起及其特征,探討智能化、網絡化和虛擬化對人類社會的深遠影響。傳統的二元對立跨文化傳播范式在數智變革的技術語境下面臨巨大挑戰和傳播失效的風險。雜糅共生范式作為跨文化傳播的新路徑,借助于數智技術可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打造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化百花園。
【關鍵詞】國際傳播 跨文化傳播 智能傳播
一、引言:數智文明的興起及對跨文化傳播的挑戰
伴隨著數智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社會正由工業文明升級為信息文明,進而加速邁向數智文明。數智文明是以數智技術為基礎設施,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人工智能為核心驅動力的新型文明形態。與以往文明形態相比,數智文明呈現出智能化、網絡化、虛擬化等新特征。
首先,數智文明以智能化為標志。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越來越多的社會活動實現了自動化、智能化,人類在各個領域得到智能助手的協助和賦能。從智能客服到無人駕駛,從精準醫療到智慧城市,智能化應用正深刻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在文化傳播領域,智能算法主導信息分發,AI創作生成虛擬形象、音樂、繪畫等內容,智能推薦實現千人千面的個性化服務。
其次,數智文明高度依賴網絡連接。互聯網打破了時空限制,將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連接起來,構建起覆蓋全球的數智神經網絡。萬物互聯成為可能。人類在信息獲取、社交娛樂、經濟活動等方面高度依賴網絡。斷網意味著與世界失聯。網絡使得文化傳播突破地域藩籬,信息實現便捷共享,個人可直接參與全球傳播。文化身份日趨游移,全球文化格局加速重組。
最后,數智文明以虛擬化為重要特征。數智分身、虛擬/增強現實等技術營造出超越物理限制的虛擬空間,使人類獲得超越現實的體驗。電子游戲、社交平臺、虛擬社區構建起現實之外的“第二人生”。在許多領域,虛擬已成為現實的鏡像和延伸。文化生產和消費越來越多地在虛擬空間展開,“網紅”虛擬形象、數智藏品風靡全球。元宇宙構想更勾勒出未來現實與虛擬高度融合的圖景。
面對數智化帶來的諸多變局,學界開始重新審視跨文化傳播的理論前提和實踐邏輯。一些學者提出“數智化轉向”的主張,呼吁從數智媒體的技術特性、傳播機制、社會影響等方面重新理解跨文化傳播。還有學者關注數據資本主義語境下跨國數據流動對文化主權和多樣性的影響。可以說,數智時代為跨文化傳播研究開辟了諸多新領域,提出了很多新問題,亟需理論創新來回應。
數智技術深刻重塑了文化生產、傳播和消費的方式,但相關的跨文化傳播理論卻滯后于實踐變革。民族國家視角、媒介中心主義、線性傳播模型等傳統跨文化理論預設,難以有效地回應數智傳播生態中文化認同的流動性、主體的多元性、傳播的交互性特征。因此,跨文化傳播研究需要轉換視角,從數智化、智能化的技術語境出發,重新審視文化交往的主體、客體、中介和環境,探尋數智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新范式。
二、跨文化傳播的理論轉向:從二元對立到雜糅共生范式轉換
(一)超越二元對立的局限性
縱觀跨文化傳播研究歷程,一個突出特點是二元對立長期占據主導。然而,面對數智技術帶來的巨大機遇,跨文化傳播領域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卻遠遠滯后。長期以來,無論是“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還是“文化休克”理論,都建立在傳統的民族國家和媒介中心主義范式之上,強調文化差異與沖突,主張通過宏大敘事和制度化途徑來實現文化話語權的爭奪。在歷經幾十年的對外傳播實踐過程中,上述策略在良好的國際環境和地緣環境中能夠取得一定的效果。但面對后真相時代,“烏卡時代”(VUCA)的階段節點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國際形式,在全球格局的跨文化傳播策略中面臨諸多新型挑戰:
首先,它預設了文化身份的本質屬性,忽視了認同建構的動態性。網絡時空中,個體在多元文化場域中自由游走,文化認同呈現出越來越流動、混雜的特點。對立的文化政治難以涵攝復雜的文化現實。
其次,二元對立采用非黑即白的思維定式,強化“自我”與“他者”的邊界。但在數智傳播生態中,文化邊界變得模糊,不同文化元素相互交融,產生新的雜合形態。文化二元對立的邏輯逐漸失效。
最后,數智傳播生態中的算法推薦、信息繭房等現象對文化多樣性構成挑戰。算法推薦往往強化個體原有的文化偏好,加劇了文化隔閡和群體極化。虛假信息的快速傳播帶來文化誤讀風險。文化霸權與數據霸權交織,使得弱勢群體和邊緣文化在數智鴻溝中進一步被邊緣化。
值得注意的是,未來一定時間內意識形態斗爭是不可避免的主線,但除了民族國家層面的論述外,也應該結合民間個體的敘事和認同以獲得微觀層面的策略制勝,從而形成宏觀、微觀的雙渠道輸出模式。
隨著數智平臺主義的發展,網絡部落、亞文化群體、跨國虛擬社區不斷涌現,次國家、跨國家的文化認同大行其道,在國際輿論中宏大敘事失去了一定的主導地位。后現代語境下,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ois Lyotard)宣告了宏大敘事的終結,主張以“小敘事”抵抗單一化、普遍主義的宏大話語。數智傳播時代,個體話語獲得空前張揚,通過碎片化的文化實踐對主流意識形態形成消解,體現出利奧塔所言的后現代狀況。
(二)雜糅共生:跨文化傳播的新范式
面對上述傳統范式的困境,本文提出“雜糅共生”作為一種新的跨文化傳播理念。“雜糅”“共生”概念源自生態學,強調不同物種在共同生存空間中的互利共存關系。文化研究學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借用此概念闡釋文化雜糅狀態,著重指出在跨文化互動中形成“第三空間”,生成新的文化認同。數智時代的雜糅共生范式強調不同文化身份群體在網絡空間中超越隔閡,通過交互對話、協商認同,實現在差異中共存、在共生中創新的過程。具體而言,雜糅共生理念包含以下四重內涵:
首先,它強調在數智傳播語境中超越本質主義的文化觀,主張文化認同是開放的、流動的建構過程。人與技術、內容生產者與消費者、不同文化身份主體之間通過網狀化的互動建構文化意義。
其次,它倡導通過對話和互釋建立跨文化共識。對話是釋放交往理性、達致文化共識的理想途徑。跨文化傳播正是通過創造性的誤讀和轉譯,促進不同群體之間達成共識。
再次,它強調跨文化傳播要關注普遍的人性共鳴。數智網絡將個體連接成為地球村,跨國界的人文關懷和普世情感在網絡空間獲得廣泛傳播。圍繞真善美等永恒主題的跨文化對話有助于增進不同群體的共情。
最后,雜糅共生理念強調創新是跨文化傳播的生命力所在。不同文化元素在網絡空間的混雜組合,通過流行文化、亞文化等形式不斷迸發出創造力。
簡言之,雜糅共生理念試圖整合傳播學、文化研究、科技社會學等跨學科視角,為數智時代的跨文化傳播研究提供一種新的理論想象,強調在差異中對話、在共生中創新,為不同文化在數智空間中的平等互鑒提供啟發。
三、數智時代跨文化傳播實踐探索與路徑轉型
(一)日常生活的政治:微觀文化實踐對宏大敘事的顛覆
個體敘事是數智共生型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實踐路徑。與傳統跨文化傳播聚焦國家形象塑造不同,數智時代的個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話語表達空間。社交媒體、短視頻平臺等為普通人講述自己的故事提供了舞臺。從微觀視角展現文化,正成為跨文化傳播的新趨勢。這種轉向的理論基礎在于敘事范式。人類本質上是講故事的動物,敘事是人類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個體敘事對于消解刻板印象、拉近心理距離具有獨特優勢。跨文化傳播的奠基人愛德華·霍爾(Edward T. Hall)指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人們的無意識中。個體行為往往比抽象的文化概念更能體現一種文化的特質。“文化網紅”(COL)李子柒和德國UP主“德國小哥”(German Boy)都是以人格化方式提升跨文化傳播效果的典型案例。
2024年6月體育界最出圈的人物莫過于41歲河南重量級選手“大爆炸”張志磊,擊敗曾經10次衛冕世界拳擊理事會(WBC)重量級冠軍的“青銅轟炸機”維爾德。他通過社交媒體向全球拳迷展示訓練日常和比賽準備,用流利的河南話分享心路歷程,真實接地氣的表達方式使他的故事更加親切。在社交媒體上,他積累了數百萬TikTok和抖音粉絲,數萬名外國拳迷對他的毅力和技術贊賞有加,認為他是“拳擊界的傳奇”,他登頂世界拳王之路近在咫尺。這也是歷史上唯一最接近世界重量級拳王的黃種人。
張志磊的個人敘事成為跨文化傳播的重要路徑,通過真實和感染力強的故事,展示了中國力量和堅韌文化,消解了文化差異,拉近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心理距離,促進了文化間的理解與交流。
(二)文化互嵌:跨文化符號的創造性融合
文化互嵌是數智共生型跨文化傳播的另一重要路徑。它強調在傳播中創造性地融合不同文化元素,產生新的文化表達形式。這種混雜實踐超越了文化間的二元對立,在互動中實現文化創新,由此產生出一個混雜的“第三空間”,新的文化認同在張力中生成。
跨文化挪用/移接一方面展現了文化創造力,另一方面也成為了連接不同群體情感的紐帶。在數智傳播時代,任何人都可以參與文化混雜的創意實踐,用想象力點亮人類智慧的火花。
近年來阿里巴巴達摩院與故宮博物院合作開發的AI藝術創作平臺文化基因,實現了中國傳統藝術與全球當代藝術風格的創造性融合。例如,該系統能將清明上河圖中的元素與梵高的星空風格結合,創造出一幅融合東西方美學的新作品。這種跨文化符號的融合不僅展現了AI的創造力,也為傳統文化在全球語境下的創新表達開辟了新途徑。
(三)情感共鳴:從信息說服到情感動員
在跨文化傳播中喚起普世情感,是化解隔閡、達成共識的重要路徑。人性深處,不同群體有著共通的情感體驗和價值追求。在數智時代,更應著眼挖掘全人類共同價值,以情感為紐帶促進心靈溝通。
2024年爆紅的自媒體博主“湖遠行”7年共騎行32個國家,吸引了大量國內外粉絲的關注和喜愛。截至2024年4月10日,其抖音粉絲數達2144萬人,在抖音發布作品715個,獲贊量達1.1億人次。2024年1月挪威主流媒體挪威國家廣播公司(NRK)對“湖遠行”的騎行故事進行了長篇報道。這組報道獲得了挪威民眾的廣泛好評。許多人被“湖遠行”的經歷深深打動,在報道下方留言,贊美他的勇氣和堅韌,感慨人性之美無處不在。
(四)跨文化信任:數智化促進的互動機制
信任是跨文化交流的潤滑劑。只有建立起相互信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才能敞開心扉,用包容的心態看待彼此,化解矛盾,達成共識。在數智時代,互聯網和社交平臺通過跨文化傳播構建信任提供了有力的技術保障。
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信任是現代社會的基石。他提出“脫嵌—再嵌入”機制,認為現代社會中,信任從具體情境中抽離出來,通過抽象系統的中介得以重建。在全球化語境下,面對面互動讓位于空間延展的信任關系。互聯網可以視為這種抽象系統的集中體現。網絡平臺將不同地域的人連接起來,信任在虛擬互動中萌生、強化。
近年來,在華“洋網紅”作為“文化輸出的他者樣本”在國內外走紅,成為聯通中外、產生信任與共鳴的重要“橋接社群”。2024年4月,在TikTok和抖音擁有百萬粉絲的英國哈欽森家族(Hutchinsons)的中國行引發了國內外受眾的廣泛討論。他們一家五口從廣東到杭州,由西安到上海,最終游遍北京,體驗了中國便捷的支付、神奇的高鐵、各種菜系的美食、中國無處不在的恢弘的城建、古老的中華文化以及善良、樸實、友好的當地人民。通過全網的多平臺發布,以西方民眾的第一視角為中國正名,讓其英國和海外受眾大為震撼和觸動。
數智平臺為跨國民間交往提供了便利條件。地域阻隔不再是障礙,普通民眾可以直接對話,建立情感紐帶。網絡互動強化了跨文化交流的儀式感,信任在頻繁互動中潛移默化地積累。數智平臺發揮民間外交的獨特功能,為構建跨文化信任提供了新路徑。在互聯網上,草根表達獲得更大話語空間,普通民眾用真誠的情感打動彼此,心與心的溝通勝過冰冷的外交辭令。信任感在日常交往中悄然萌生,跨文化關系網在點點滴滴中構建。
四、討論與結論
本文提出雜糅共生范式,旨在為數智時代跨文化傳播研究開辟新的理論視角。該理念立足于數智傳播生態,強調在差異中對話、在共生中創新,為不同文化在數智空間中的平等互鑒提供了啟示。個體敘事、文化互嵌、情感共鳴、跨文化信任等維度的實踐案例,共同勾勒出數智共生型跨文化傳播的多元圖景。
理論上,雜糅共生范式力圖整合傳播學、文化研究、科技社會學等跨學科資源,為捕捉數智時代跨文化傳播現象的復雜性提供新的解釋框架。與傳統理論相比,該理念強調身份的建構性和流動性,倡導在互動中達成共識,彰顯互聯網時代個體話語的能動性,試圖超越民族國家視角、二元對立思維的局限。這一理論視角為深入理解數智語境中文化互動模式的轉變提供了新思路。
在實踐探索方面,個體敘事案例揭示了日常生活的政治意涵,彰顯了普通個體對宏大敘事的消解力量。在李子柒、張志磊等數智創作者的敘事中,邊緣群體獲得了話語表達空間,刻板印象被打破,文化表征呈現多元態勢。這啟示我們,在數智傳播時代,跨文化互動要下沉到個體生活,用更加貼近日常的視角展現文化圖景。
文化互嵌案例則體現了跨文化傳播的創造性轉化功能。從不同國家數智創作者的本土化表達,到中外網民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追尋,無不折射出不同文化元素在互動中交織融合的諸多可能。跨文化傳播不應停留在簡單的信息交換,而是要著眼于文化雜交的創造性潛力,鼓勵不同文化在交往中實現創新性重組。這是構建多元包容的全球文化傳播格局的關鍵所在。
跨文化信任的塑造是數智共生理念的題中應有之義。從“文化網紅”走紅海內外,到挪威媒體對中國騎行者的報道引發共情,一系列案例說明,在數智傳播時代,信任感正在由官方渠道向民間互動遷移。草根力量的跨國連結成為跨文化信任的新型社會基礎。互聯網為普通民眾搭建了直接對話的平臺,真誠的情感表達和頻繁互動成為信任積累的重要機制。應充分利用數智平臺的連接功能,在交互儀式中培育跨文化信任的深厚土壤。
在數字文明語境下踐行雜糅共生理念,通過智能算法和數據分析,可以更精準地捕捉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個體需求和情感共鳴,從而促進更深層次的文化互動。同時,也必須警惕算法偏見和數據壟斷對文化多樣性的威脅,確保在數智時代不同文化的平等和諧共生。
史安斌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鄭恩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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