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綱恐怕也不會想到，自己隨口說的相聲段子，居然能給考古界帶來“蝴蝶效應”。

事情是這樣的，2009年12月，國家文物局認定安陽高陵墓主為曹操，但因諸多疑問沒有得到合理解釋，頓時引發了一眾爭論和質疑之聲，有人指出安陽高陵其實是曹操“七十二疑冢”之一，并非真墓。

除了一眾考古工作者和歷史愛好者外，相聲藝人郭德綱也敏銳地從考古新聞中發掘相聲素材，在2010年2月的天津相聲專場中，郭德綱說“曹操墓里發現了一大一小兩個頭蓋骨，大的是曹操的，小的是曹操小時候的”。

但這個段子經過網友傳播后，演變成了出自某劉姓考古專家之口，以至于還引起不小輿論風波，很多不明所以的網友對考古專家口誅筆伐，吐槽他們說出如此不專業的話，這更是加劇了對曹操墓真偽之辯的質疑，給考古界帶來信任危機。

雖然經過十余年的持續論證，曹操墓真偽之爭已經趨于沉寂，但郭德綱段子對考古的意外“影響”卻還在繼續，因為郭氏“哲學”又在陶寺和石峁遺址中應驗了。

位于山西臨汾的陶寺遺址和位于陜西神木的石峁遺址是龍山文化時期晉陜高原兩處大型都邑，兩處遺址雖然相隔500公里，但文化面貌卻呈現高度趨同性。

兩處都邑主要存續時間均大體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之間，根據考古發掘顯示，陶寺和石峁在城市規劃、結構、彩繪圖案、祭祀、樂器等存在密切關聯性。此外，陶寺中期遺址中還出土了明顯帶有石峁文化特色的玉器、鼉鼓、彩繪陶等。

石峁文化的絕對年代上限略晚于陶寺文化，全盛時期約相當于陶寺中期偏晚，總體態勢是石峁興而陶寺廢。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對石峁族群的古基因組（古DNA）研究后發現，石峁人主體為仰韶文化群體，直到龍山文化時期仍然保持了遺傳結構的連續，石峁人群與位于黃河中游的陶寺人群的母系遺傳聯系最密切。

在還未進入夏紀年的五帝傳說時代，陶寺和石峁是黃河流域兩處國家文明的中心，學術界稱之為“陶寺—石峁”雙核心方國聯盟。

然而，到了公元前1900年前后，陶寺古國遭遇暴力入侵，表現在城墻被毀，早期和中期王墓被毀，貴族遭到凌辱，一名女性甚至被入侵者從骨盆嵌入一根牛角折磨致死。多數學者傾向于認為嫌疑群體是北方南下的石峁族群或其某一支分支，因為陶寺晚期遺址中出現了大量陶鬲。

那么原本親如兄弟的陶寺和石峁兩個古國，究竟發生了什么呢？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知道陶寺和石峁究竟對應著歷史上的哪個階段亦或者哪個國家文明。

眾所周知，在古史體系當中，早于夏朝的階段，是我國歷史上的三皇五帝時期，而山西臨汾的陶寺遺址因其所處時代、內涵、規模和地理位置均與古史記載中的堯都平陽（臨汾古稱）契合，所以，包括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在內的眾多學者都主張陶寺遺址是堯帝的都城。

在陶寺遺址發布會上，陶寺遺址發掘領隊、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何努曾強調：“經過對陶寺遺址40多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我們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考古—文獻—人類學’證據鏈，指向陶寺都城遺址為堯舜之都。”

但如果陶寺是堯都，那么它的同胞兄弟石峁又該是哪國呢？

碳十四測年數據表明，陶寺遺址前后存續時間長達400年，這表明，堯并非是某個個體，而是一個族群，這個族群的每一任首領都可稱之為堯帝。所謂的堯舜禹禪讓，并非是3位君主間的權力繼承，而是3個不同族群間最高權力的此消彼長，如此才足以支撐起400年的時間跨度。

而事實上，陶寺遺址也的確發現了堯舜族群“禪讓”的考古學遺存。

根據考古學文化分期，陶寺文化遺存被劃分為早中晚三期，其中：陶寺文化早期時典型陶器主要是釜灶、窄沿折腹盆、大口折肩罐，但到陶寺文化中期后，典型陶器卻突變為雙鋬手寬襠鬲、雙鋬手甗等，與石峁趨于一致。

不僅如此，陶寺遺址中發現了早期和中期兩處完全不同的王族墓地群，相隔300米，分屬不同的塋域，且都使用到了陶寺文化晚期。

體質人類學專家張君和王明輝在對陶寺早期、中期兩處王族墓地人群檢測后發現，兩者之間沒有血緣關系。這表明，陶寺早期王族和中期王族之間發生了權力更迭，但這種更迭并沒有暴力色彩，所以早期王族墓地得以延續到了陶寺文化晚期。

結合上文提到的陶寺文化中期時，突然出現大量石峁文化典型器物，那么這一文化突變，剛好契合了史書記載當中的堯舜禪讓。

但這里還有個問題沒有搞清楚，陶寺遺址經歷了兩次政權更迭，分別是早期和中期的“和平方式”，以及陶寺晚期時的“暴力方式”，究竟哪一次才對應的是堯舜兩族間的政權交接呢？

首先，從考古學文化序列角度觀察，在陶寺文化出現之前，晉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是廟底溝二期文化，與后來的陶寺文化并無直接的繼承關系。而在陶寺遺址出現以后，晉南地區突然出現了源自山東大汶口文化的豬骨隨葬習俗。陶寺早期遺址出土的高領折肩壺、折腹盆在山東日照堯王城遺址發現了同類器物。

這與《史記》記載的“帝堯者，放勛……初封于陶（今山東省菏澤市定陶區），又封于唐（今山西臨汾），故有天下之號為陶唐氏”十分契合。

其次，清華簡《保訓》曾提到“舜居鬲茅”的記載，上博楚簡《容成氏》也記載說“舜居鬲丘”，也就是說，舜的族源地與“鬲”密切相關。在龍山文化時期，使用“鬲”作為典型器物的族群，地理范圍在晉陜北部和內蒙古中部，這剛好也對應了陶寺文化中期出現大量石峁雙鋬手寬襠鬲的考古發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對陶寺遺址出土人骨鍶同位素比值分析后發現，陶寺中晚期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來移民。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博凱齡從陶寺動物利用變化角度進而得出結論，陶寺中晚期外來群體的方向為西北。

綜上，我們可以清晰地得出以下結論：陶寺早期文化遺存對應的是堯，而中期文化遺存則對應舜。這與何努教授所主張的“陶寺不只是‘堯都’，也是‘舜都’。陶寺早期是堯的都城，中期是舜的都城”觀點一致。

換言之，如果陶寺早期對應的是堯都，而中期時統治者更迭為來自北方石峁的舜，那么石峁古國的族屬自然就與舜帝有關。

按照堯舜禹先后成為華夏主宰這個脈絡推論，陶寺晚期時，暴力入侵陶寺古城并且無差別地搗毀早期和中期兩個不同血緣體系王族墓地的最大嫌疑人是大禹的夏后氏族群。

但奇怪是，諸多考古證據已經表明，毀滅陶寺文化的是一支來自陶寺以北且以鬲為典型器物的族群，這與大禹所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乃至后來的二里頭文化都不吻合。

上文提到，使用“鬲”作為典型器物的族群，地理范圍在晉陜北部和內蒙古中部，但這是一個十分寬泛的考古學文化概念，內蒙古老虎山文化、陜北石峁文化、晉中游邀文化族群都屬于這一文化范疇。

那么毀滅陶寺的，究竟是誰呢？

根據高江濤博士對陶寺毀墓現象的研究顯示，毀滅陶寺的群體帶有明顯的“政治報復”目的，他們并不針對整個陶寺古國，也不以掠奪財物為目的，報復的目標群體是陶寺早、中期的最高統治集團，而且能精準地找到陶寺早中期的王族大墓進行蓄意破壞。

那是不是就能首先把石峁人排除了呢？畢竟陶寺中期時以舜為代表的石峁人已經入主了陶寺，后續的石峁人沒有理由對陶寺中期以后的王族大墓也進行破壞。

事實恰恰讓人感到吃驚。

就在陶寺文化消亡之后，位于陶寺遺址西南的山西運城三里橋文化類型也被同樣一股勢力強勢入主，最終融合成為東下馮文化，并向豫西與南方漢江流域擴張，豫西一帶在河南龍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二里頭一期文化（也就是目前普遍認知的夏文化）。

后來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在石峁遺址大量出土的牙璋成為二里頭文化的典型器物，二里頭遺址二期3號宮殿建筑基址庭院內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形象與石峁龍幾乎一摸一樣。

根據二里頭人群FST值配對發現，與二里頭人群距離最近的是山東、山西漢族，遼寧、內蒙的漢族和少數民族以及陜西、青海的漢族和少數民族，這和古人類基因組專家提出的“石峁人群對現代北方漢族可能有更大的遺傳貢獻”結論吻合。

這也就意味著，摧毀陶寺的群體，極有可能就是二次南下的石峁人，并且這個群體取代了原本的堯舜聯盟群體。從族源上，石峁人反而更接近華夏的直系祖先。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得不再次搬出郭德綱那段經典的相聲段子：“你媽懷的是雙胞胎，出生的時候死了一個，死的是你，你是你哥哥”。

我們試著代入一下：公元前2300年，陶唐氏在晉南建立了陶寺古國，而陜北一帶則由仰韶文化時期北上的先民與內蒙古海生不浪文化族群融合后形成老虎山文化群體，此后，老虎山文化群體又在陜西榆林與部分來自山東龍山文化的族群融匯，最終建立了強盛的石峁古國。

到公元前2100年（陶寺文化中期）時，以舜為代表的石峁人南下入主陶寺，創立了“陶寺—石峁”雙核心方國聯盟。然而，到了公元前1900年（陶寺文化晚期）時，又一支石峁人南下，再次摧毀了本就由石峁人建立的陶寺中期政權（虞舜政權）。

所以，我們原本以為的堯舜禹的傳承順序，其實在虞舜時期，原本的“舜”就已經被另一個“舜”所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