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體操運動員吳柳芳在其自媒體發布多條性感熱舞視頻，體操奧運冠軍管晨辰在吳柳芳社交賬號下留言： 前輩姐姐，擦邊就擦邊，但不要給體操扣屎盆子。

　　 11月24日，吳柳芳的社交平臺賬號被平臺設置為“禁止關注”，她身著運動員服裝拍攝的置頂視頻也不見了。

　　 我一直不喜歡擦邊這個詞，它意味著不斷模糊原有的邊界，并不斷蠶食自由。

　　 但曾經，擦邊這個詞，意味著自由在擴展。

　　 不妨沿著時間回溯，回顧一下中國文藝圈的幾個關鍵性的、源頭性的“擦邊時刻”吧。

　　 （太長不看版，不妨直接拉到第七部分。）

　　 一、“女特務”時代

　　 五六十年代的電影，受題材限制，人物多以工農兵、革命戰士為主。那個時代，沒有最帥兵哥哥，也沒有最美女警，只有刻板的“工農兵”形象。所以，眾多40年代叱咤風云的影星轉型的方法，是把精致的臉，用造型、化妝等手段，改造為勞苦大眾的相貌。

　　“50年代最漂亮的女演員”王丹鳳，出演“生產能手”。這張臉仍然太精致了。

　　 再往后，就是八個樣板戲的年代。

　　 在這個時代，文藝圈的擦邊，主要通過“女特務”實現，因為只有女特務，才能有口紅、燙發、高跟鞋與旗袍。

　　 1958年拍攝的《永不消逝的電波》、《英雄虎膽》中的女特務，深刻的印刻在了當年無數男青年的記憶中。

　　 從1979年開始，中國的文藝圈開始了道德上的“瘋狂擦邊”。

　　 二、媒體上的第一次接吻

　　 在中國公眾場合出現的第一次接吻，不是中國人，也不是電影，而是雜志封面。

　　 1979年第5期《大眾電影》封底刊登了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劇照。《大眾電影》是當時最火的刊物，曾創下過單期銷量940萬冊的記錄，用現在的話來說，是頂級大號。這張圖片，自然也引發了軒然大波。

　　 當時有位宣傳干事給編輯部寫信，表達了自己的憤怒：

　　 “社會主義中國，當前最重要的是擁抱和接吻嗎？”

　　 “萬沒想到在毛主席締造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還會出現這樣的事情。你們竟然墮落到和資產階級雜志沒有什么區別的程度！”

　　 “實在遺憾！我不禁要問，你們在干什么？……純粹是為了毒害我們的青少年一代。”

　　 ——聲討擦邊的理由，從來都是一樣的。

　　 一個任何時候、任何場景，都以孩子為標準的社會，不是純潔的，而是異常的。以孩子為理由，不斷侵蝕成年社會的自由，失去的絕不僅僅是跳舞的人。

　　 在信件最后，這位讀者挑戰式地說，“你們有膽量，請在《大眾電影》讀者來信欄，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讓全國九億人民鑒別一下”。

　　 編輯部還真“有膽量”，全文刊發了這封信，在雜志上開展討論。在這場大討論中，《大眾電影》的編輯將“接吻”上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當年可以這樣聯系，如今，這樣的意義聯系，仍然是存在的。

　　 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共收到來信和來稿11200多件。事實證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渴望自由，反對保守，所有信件與來稿中，贊同這位宣傳干事的還不到3%。

　　 誰能代表所有中國所有音樂愛好者呢？

　　 進入90年代，《大眾電影》的封面云集了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演員。現在回看那時的封面照，其香艷程度似乎超過了今天吳柳芳的擦邊。

　　 不要和短視頻里看到的擦邊相比。 這是正式雜志的封面。

　　 二、封面上的接吻，為真人出演撐開了擦邊空間

　　 影視圈也在“瘋狂的”開拓擦邊的新前沿。

　　 1979年，國產電影《生活的顫音》首次出現接吻鏡頭。雖然據說男女主角接吻時嘴上還貼了層膜，但電影院仍然爆棚，許多地方還臨時增派消防官兵到影院駐守，以防意外。男女主人公蜻蜓點水般的接吻，注定會被破門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斷，電影院里響起一片失望的嘩然。

　　 女演員變美了

　　 很多人喜歡用單純、純真、純潔等詞形容以前的社會，但用這些詞來形容一個成年人社會，本身就意味著極大的壓抑。

　　 其實，說到銀幕上的吻，《廬山戀》的影響更大。

　　 這部拍攝于1980年的影片中，張瑜扮演的女主角主動在男主角臉頰上印上“蜻蜓點水”的一吻，給了一代人震撼，成為那個時代年輕男女的戀愛教科書。

　　 《廬山戀》影響更大的原因，除了那一吻，還因為泳裝。

　　 到了1986年，吻戲不再是一個問題了。謝晉導演的《芙蓉鎮》中，劉曉慶和姜文的創下了中國電影最長接吻紀錄。

　　 姜文在1995年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共計5000萬人次觀看。寧靜飾演的米蘭，有過一兩秒的露點鏡頭，在當時寬松的大環境下，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了公映版里。

　　 三、藝術領域也在做出各種擦邊

　　 1979年，畫家袁運生參加了新中國第一次大規模壁畫創作——首都機場壁畫的繪制。這幅壁畫中，有三位裸浴的少女。

　　 事后他回憶：“那個畫面當初是過不了畫審的，為了能夠通過文藝審核，我就在少女的胸部那里多加了一條線，（從視覺上）讓審核人員以為下面是一條裙子，剩下的到時候再畫。”

　　 后來，袁運生最后悄悄擦去了少女胸部的那條黑線，也立刻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

　　 據袁運生回憶，當時機場建設總指揮李瑞環看了，他很開明，沒有吱聲。不久之后，有高層領導找到袁運生，態度溫和的商討：“壁畫能否修改一下？我們這里的壓力太大，希望你能讓畫面之中的傣族少女起碼穿上短褲。”

　　 袁運生很生氣，當面說：“絕對不能改，在世界歷史上，改畫是一件丑聞，比如教皇讓米開朗琪羅改畫，就是丑聞一件，如果改掉的話，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是極大的損害。”

　　 鄧小平同志從李瑞環那里得知《潑水節》這幅畫有爭議之后，連招呼都沒打，就在李先念等同志的陪同之下前往參觀。他看了后說：“這有啥好爭議的？藝術表現很正常，我看沒問題，甚至還應該多印，賣給外國人。”而旁邊的李先念也說：“我看中國有的人就是少見多怪。”

　　 此后，不斷有人來參觀，想一睹究竟，機場每天應接不暇。海外評價：“中國在公共場所的墻壁上出現了女人體，預示了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

　　 當時,大家都以為,這么多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都給予了肯定,不會再有什么事兒了。

　　 然而，保守是如此頑強，自由是如此的艱難。很多時候，保守往往以更純潔、更革命的方式呈現出來，即便面對政策、領導人的表態，都敢于盛氣凌人。就像如今社交媒體上的某些人，只要持著道德的大棒，就可以不管法律與政策。

　　 有人在讀者來信中質問：“我知道海關查私，也把裸體像片作為一個目標去搜索。貴刊承認社會主義文藝同資本主義文藝沒有區別？難道欣賞屁股、乳房就是貴刊的‘現代化’嗎?”

　　 1982年，《潑水節》壁畫部分被布簾遮住，釘上三合板封死。

　　 這一封，就是8年。

　　 四、音樂界也在做出嘗試，探索藝術得擦邊新邊界。

　　 1979年，鄧麗君的《甜蜜蜜》唱響大陸。聽了幾十年激昂樣板歌曲的中國人，喜歡上了這類柔美的歌曲。但鄧麗君也受到“靡靡之音”“黃色歌曲”之類的指責。

　　 1980年初，中央電視臺制作并播放了一部旅游風光片電視劇《三峽傳說》，《鄉戀》就是配唱的一支曲子。反應了王昭君對長安的依戀。歌曲充滿了低回凄婉、如泣如訴、纏綿悱惻的鄉思之情。

　　 歌曲播出后，很受廣大群眾的喜愛，紅遍了街頭巷尾。批判、討伐的聲音隨之而來。

　　 “趣味不高，格調很低，在氣質、情趣、人物的品德和性格等方面都不夠健康。”

　　 “這首歌是灰暗的、頹廢的、低沉纏綿的靡靡之音”

　　 “讓一位古代的巾幗英雄唱這樣靡靡之音，有損于人物的形象”

　　 群眾批評看歌詞，專業人士則批評李谷一所采用的“氣聲唱法”，不正經、離經叛道，不符合社會主義藝術規律。

　　 “嬌聲嗲氣呀，矯揉造作，完全是迎合少數觀眾的低級趣味，亦步亦趨地模仿某些港臺歌星的庸俗風格”

　　 “同那里的咖啡館、酒吧間、歌舞廳、夜總會等等資本主義社會的娛樂生活是一個味道”。

　　 “不僅污染了我們的樂壇，也會使被捧者誤入歧途。”

　　 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部門，搞了一個群眾評選活動，《鄉戀》雖得到了十幾萬張選票，但由于激烈的爭議，未能入選。有人說：投票的都是流氓，這是流氓喜歡的歌。

　　 1980年春，中國音協在北京召開了一個音樂創作會，叫“西山會議”。會上，當時受到群眾歡迎的《絨花》（就是韓紅翻唱的那一首）、《鄉戀》等當時十分流行的多首歌曲都遭遇了點名批判，其中李谷一的演唱風格是重點。音樂界一高層人士勸李谷一：把《鄉戀》用“健康”的唱法重新再唱過。

　　 帶著“黃色歌女”、“格調低下”，甚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李谷一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甚至可能在中央樂團待不下去。

　　 鄉戀所遭到的批評，并不是孤例。1980年的《軍港之夜》， 也因為歌詞中有一句“讓我們的水兵好好睡覺”遭到非議。質疑者認為：我們的士兵都睡著了，誰來站崗保衛祖國呢？這些理由現在看起來如此荒誕，但在當年，卻是理直氣壯——就像現在，把自己的孩子的前途，與吳柳芳聯系起來。

　　 轉機出現在1983年的第一屆春晚。

　　 當天晚上的四部熱線電話，接到了無數要求演唱《鄉戀》的來電。冥冥之中自有聯系，30年后，人們用“瘋狂打CALL”來形容對事，對人的支持。

　　 晚會總導演非常為難，無法定奪，找到臺長請示，臺長也不敢拍板。當時的廣電部部長吳冷西正在現場坐鎮。面對堆積如山的點播單，吳冷西幾經猶豫，冒著風險，拍板上《鄉戀》。

　　 于是，1983年春晚舞臺上，曾被批為“靡靡之音”的熟悉旋律緩緩響起，中國通俗音樂的前行之門就這樣無比艱難地被“擦”了

　　 ——哪怕你今天隨意聽一場演唱會，都來得十分不容易。

　　 不要以為穿高跟鞋、擦口紅、穿短裙、練瑜伽，是天經地義的。

　　 五、他們是為了什么？

　　 從李谷一到袁運生，從王蒙到吳冷西，從李先念到鄧小平，他們撐開這些空間，是為了什么呢？

　　 是為了中國人的經濟自由。

　　 正所謂“見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睹瓶中冰，而知天下寒”。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回憶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1980年，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其中一個少女是裸體的，這在內地引起了很大一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知道從何處來，才能知道往何處去。

　　 不管是經濟的，還是文藝的；不管是明星的，還是普通人的。所有的自由，都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文藝圈的自由，是其他自由的風向標，而所謂經濟自由，正是市場經濟。

　　 事實也正是如此，伴隨文藝圈的擦邊，整個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潮風起云涌，小崗村分田到戶，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開始實施，年廣久雇工超過八人，個體戶成為市場的重要主體，集體經濟出現并朝著私營經濟轉化。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最終，塑造了今天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這些改革者的努力，歸根到底，是為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文革”期間，跳交誼舞是不被允許的，因為是資產階級情調。1978年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開拓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氛圍。這一年除夕，消失多年的交誼舞第一次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聯歡會上。舞會由國務院管理局組織，一些領導干部和一些文藝團體的青年參加。舞會上，舞伴同性組合要比異性組合多，女子與男伴的距離謹慎的保持在20厘米開外。

　　 也就是在這一年，貶斥為“扭屁股”的迪斯科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大城市里時髦的青年男女，西服，蛤蟆鏡，腳蹬懶漢鞋，板磚錄音機里放的音樂是“阿里巴巴是個快樂的青年”。

　　 到了1980年6月，時風陡轉。穿著時髦就有流氓嫌疑，跳交誼舞被指第三者插足。

　　 公安部和文化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取締營業性舞會和公共場所自發舞會的通知》，通知表示，交際舞“舞姿低級庸俗、傷風敗俗”，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堅決要求取締。營業性舞會的主辦者，將被給予治安處罰，甚至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責任。

　　 1983年“嚴打”期間，西安中年婦女馬燕秦，因為“長期不務正業，把自己家作為主要地點，糾集流氓分子多次舉辦流氓舞會，以及經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場所、教唆、引誘多種形式的流氓犯罪，并通過亂搞男女關系盈利”被收審，判死緩。案件牽涉300余人，多次參加馬燕秦家庭舞會的都被判了無期徒刑，甚至連為舞會伴奏的樂隊成員，也被判無期徒刑。

　　 1984年10月，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舞會管理問題的通知》，語氣略微松動，改禁為限。當年，北京市批準了四家舞廳的開放，但只允許四類人進入：外國人、留學生、華僑和華僑帶進來的中國人。

　　 在改禁為限之后，需要自下而上的嘗試。當時的天津市長李瑞環，領風氣之先，搞起了舞廳試點。之后，文化部、公安部以《天津市舞會辦得比較健康》為文，向全國各地下發通知，進一步開禁。全國開始爭相效仿，交誼舞開始從小眾的圈子向大眾蔓延，一場旋風，一夜而起。

　　 1986年，王蒙復出，任文化部長，這個酷愛交誼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讓交誼舞解禁。

　　 六、自由從不是一帆風順

　　 總體看來，這一時期，從高層到底層，整體上都是向著更寬松，更自由的方向發展。所謂歷史規律，從來都不是從天而降，靜水深流背后，是那些改革者、先行者的努力、爭取。

　　 自由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勞永逸的。

　　 1983年，反精神污染開始。

　　 前幾年寬松的氛圍突然之間發生了變化。在這一時期，女青年燙發、搽雪花膏，穿款式新穎的衣服，跳健康的集體舞，甚至養花都被加以非難，說成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當作‘精神污染’的表現來反對。

　　 當時，《馬克思傳》因有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頸胸的傳統歐洲裝束的照片，被視作“黃色書籍”沒收；《瞭望》封面因刊登獲女子體操高低杠上的照片，而被當作“黃色照片”；戰士隨身帶著對象的照片，便受到嚴厲指責；有的大城市黨政機關，不準留燙發和披肩發的女同志進大門；許多工廠門口有人站崗，留長發、穿奇裝異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準入內。甚至，有些地方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在大街上見到有人穿喇叭褲，上去便剪……

　　 在胡耀邦的干預下，這一波風潮并沒有持續太久。

　　 道德寬松度從來都與經濟自由息息相關。正是在這一年，安徽“傻子瓜子”年廣久因為雇工140多人，引起各方責難，甚至有人主張采取措施“動一動”。鄧小平得知后，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

　　 保守與自由就這么反復博弈。直到9年之后，1992年，鄧小平以88歲高齡南巡，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點上了一把火。改革開放之下，中國人的自由擴展，才進入了快車道。

　　 時代當然總會不斷前進，但它打個盹，就是一個人的一輩子。

　　 當年，一定有一個豆蔻年華的少女，看著姐姐們化了妝，穿著高跟鞋、旗袍去跳舞，心中羨慕，想著自長大了也這樣。但待到1986年，王蒙解禁交誼舞，她已經50多歲了。

　　 現在，你打開手機，選擇一首外國歌曲；

　　 你和朋友約著下班去學跳舞；

　　 你打開微信，朋友給你發來一張熱辣的圖片；

　　 你和女朋友在學校宿舍下擁抱；

　　 你覺得這一切稀疏平常，理所當然，但即便我知道這段歷史，寫完這篇時，我仍覺得步步驚心，來之不易，應當珍惜。

　　 知道何處來，才知道往何處去。

　　 社會不是由我們對自己的寬容構成的，而是由我們對他人的苛刻決定的。你不能只要自己的自由，而藐視別人的自由。對他人的苛刻，最終會塑造出對自身的苛刻。

　　 七，大熊貓和中華蛩蠊

　　 憨態可掬得 大熊貓是 旗艦種。

　　 旗艦種是保護生物學中的一個概念，簡單的說，它未必是生態上最重要的，但可愛、賣萌，能夠吸引公眾關注，進而號召起公眾保護動物的意識，保護那些影響力較小的物種，進而保護生物多樣性。所以，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選擇大熊貓作為自己的logo。

　　 大熊貓人人都喜歡，但你知道這種動物嗎？

　　 中華蛩（qiong）蠊，長這個樣子的。

　　 這種小蟲子，只有12毫米長，僅產于長白山頂部海拔約2000米處，是古老殘遺類群，昆蟲綱的活化石，屬于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它白天躲在泥土里或者洞穴里，晚上才出來覓食，不起眼，甚至顯得惡心、猥瑣。

　　 但是，它們仍然是自然造化漫長的杰作，歷盡數億年而掙扎生存至今。他們的生存，仍然是地球生物多樣性的一環。

　　 熊貓是國寶，是最耀眼的動物，但熊貓作為旗艦種號召起來的熱情，也是為了保護中華蛩蠊。

　　 奧運冠軍榮譽凝結的共同體意識，不僅僅是為了給冠軍榮耀，而是為了讓這個共同體的人，過得更好，更自由。

　　 冠軍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塔底是早早的就在篩選中被淘汰的運動員；往上是市隊、省隊、國家隊默默無聞的人，再往上，才是小有名氣的獲得過榮譽的；再到塔尖，才是奧運冠軍。

　　 管晨辰是奧運冠軍，吳柳芳只是世界冠軍，退役后，前者的路要寬廣得多。

　　 奧運冠軍的頭銜，不該傷害另一個退役運動員自由的理由，而應是寬容、保護一個退役運動員自由的能力——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集體榮譽感，不是碾壓個人自由的理由。為國爭光的凝聚力正在于，國家以法律公平的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哪怕這些自由不那么高尚。

　　 八，老祖宗的智慧

　　 我們不僅僅是在討論跳舞和穿衣的自由，我們討論的是經濟自由、創新能力。

　　 有一句話叫做“中國經濟，水大魚大”。

　　 能養魚的水，一定不是純凈水。豐饒的水體，下面是污泥、是各種植物的尸體、微生物、水藻、各種不起眼的小蟲。這樣的活水，才能養魚。而如今，我們更需要的是活水養魚，提振中國經濟。

　　 星球大戰中，盧克放棄了絕地武器的身份，因為他發現，自己在原力光明的一面越強，原力黑暗的一面就越強。

　　 原力，其實源于中國古老的智慧：太極。

　　看看太極圖案，曲線分隔出兩個半圓，黑者為陰，白者為陽。黑色半圓中有白色小圓，白色半圓中有黑色小圓。

　　 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有陰就有陽，有光明有陰暗，陰陽共生，光明與陰暗共存，社會才能繁榮生息。這是中國老祖宗的智慧。

　　 水大魚大。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友。

　　 所以，負面的東西，往往和最正面的東西共存。 中國互聯網最鼎盛的時期，蒼老師和世界最頂級的互聯網大佬，齊聚中國。

　　 鄧小平力挺《潑水節》，也正是這個道理。

　　 今天，屏幕上的接吻不再是稀奇事，我們的自由比四十年前更多，但還不夠，我們需要更多。因為，我們不再是一個落后國家，不再僅僅是一個需要外商投資，來料加工的國家。我們需要自主創新，需要成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國家，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得到全世界頂級的創新力。

　　 自由是弱小的、不起眼的，但它在漫長的歷史中，會顯現出自己的力量。幾十年前，美國人的游戲自由，讓他們獲得了GPU和人工智能。馬斯克、喬布斯、蓋茨這些人的離經叛道，是創新中最底層的驅動力。

　　 不可能用一個低自由度的社會，撐起一個高創新力的經濟體。

　　 所以，擦邊，決不僅僅在于那跳舞之人。

　　擦邊，曾經是我們的過去，也預示著我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