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上課時分，臺灣大學的校園里就會回蕩起21響鐘聲，發出鐘聲的這口鐘叫“傅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口鐘和它獨特的21響，都是為了紀念一個人，那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不僅是臺灣大學的第四任校長，他還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干將，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

傅斯年是山東聊城人，祖上曾是朝廷大員，后家道敗落，不過畢竟是世家，文化底蘊還是比較深厚的。他的祖父傅淦文武雙全，據說“大刀王五”就曾拜在他的門下。傅斯年從小就跟祖父生活，也學了一身俠義之氣。

1916年傅斯年考上北京大學，此時正值新文化運動興起，他跟羅家倫等人組織成立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發表了大量的鼓吹新文化的文章。對此，蔡元培全力支持，特地從從學校經費中每月撥出2000元。由此，傅斯年成為了新文化運動中的名人。

毛偉人后來回憶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的經歷時提到，

“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得有幾個是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很想和他們討論關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過他們都是極忙的人，沒有時間來傾聽一個南邊口音的圖書館助理員所講的話。”

由于傅斯年的影響力，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北京十三所大學開籌備會議，傅斯年被推舉為游行總指揮。因此，學生游行開始時，傅斯年高舉大旗走在游行隊伍最前面，后面是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

到了當年夏天，五四運動逐漸平息，此時傅斯年也考上了“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他先后在英國的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學習，后到柏林大學進修語言學。

1926年，傅斯年學成回國，在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后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在此基礎上，兩年后成立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長。1929年，研究所從廣州遷往北平，遷址在北海的靜心齋。

這一期間，傅斯年組織了許多知名的專家學者，給以后中國的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民俗學、文字學等奠定了非常扎實的基礎，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作為一個專業的學者，傅斯年雖然遠離政治，不參加任何黨派，不過他作為國民參政員，兩次上書彈劾兩任行政院長，導致孔祥熙和宋子文先后下臺。

1949年1月，傅斯年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臺北，并兼臺灣大學校長。蔣介石到臺灣后，把傅斯年當作“座上賓”，時常邀請他到總統府吃飯，商議國事。

李敖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次蔣介石迎接李宗仁到臺灣，在機場的會客室里，蔣介石坐在沙發上，旁邊就是傅斯年，他翹著二郎腿，拿著煙斗，就這樣叼在嘴里，跟蔣介石指手畫腳地講話。憑這一點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臺灣的地位。

傅斯年是一個大胖子，不是一般的胖。據說一次有人請客吃飯，宴會結束時主人準備好了滑竿，結果兩個工人一見傅斯年抬起滑竿扭頭就跑，弄得大家哈哈大笑。

也正是因為身體肥胖的原因，使他患上了嚴重的高血壓。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復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導致出現腦溢血，搶救不及，病逝于會場，時年54歲。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臺灣大學校園，為了紀念他，學校建立了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后來，“傅鐘”成為了臺灣大學的象征并設計入校徽中，每節上下課鐘會響21聲。因為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五四那一代人都是為了中國的強盛努力的奮斗的，可惜傅斯年先生早逝葬在了海峽彼岸，希望兩岸早日統一，能一圓先生的家國富強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