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27年6月2日晚，清華大學南城府街的剛秉廟，夜色凝重，一代大儒王國維的靈柩停放于此，一群年輕的學生站在靈前，含淚行三鞠躬禮。

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教師來到門口，眉頭緊蹙，一言不發，對圍攏過來的學生點頭致意后，便撥開人群，緩緩走到靈前，“咚”的一聲跪下，手心向上，額頭觸地，行起了三跪九叩大禮。

整個靈堂的人瞬間被震驚，當時在場的姜亮夫回憶說，那樣一幕鏡頭讓他和他的同學永生難忘。

這位中年教授叫陳寅恪，和王國維一樣，也是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被傅斯年稱之為“三百年來唯一人”。這也是陳寅恪一生之中第一次當眾下跪。

兩年之后的夏天，清華國學院停辦，為了紀念王國維，該院募款為其修建了一座紀念碑，碑面由梁思成設計，碑文則由陳寅恪撰寫，文中寫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既是對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蓋棺定論，也是對陳寅恪自身治學旨趣的堅守與獨白，而陳寅恪一生的風骨與悲愴也將與這句話緊密相連。

02

1890年7月4日，陳寅恪出生于湖南長沙。他的祖父陳寶箴，是少見的實干型政治家，眼界開闊，敢于變革，未出道時就被曾國藩稱之為“海內奇士”，官拜湖南巡撫，是維新變法時，唯一響應中央的地方巡撫。

他的父親陳三立，則是晚清著名詩人，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號稱“晚清四公子”，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稱之為魯迅之前中國近代文學成就最高者。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陳三立已85歲，卻仍在夢中狂呼“殺日本人”，最后憂憤絕食斷藥而死。

在一個重血緣、重門第、重傳承、重淵源的國度里，這樣的出身足以讓人望而卻步、肅然起敬了。

然而，作為官三代的陳寅恪來說，卻依舊是光彩照人、風流絲毫不輸先人。

陳寶箴領諸孫及重孫合影于南昌（1899年）。左二為陳寅恪。

03

由于家學淵源藏書豐富，陳寅恪自小就得到了良好的古典訓練，舊學根基很早就已確立。雖然出身于官宦家庭，陳寅恪的父親卻不主張兒子科舉應試，求取功名，而要他們受西式教育，接受西洋知識。

從1910年開始，陳寅恪開始了斷斷續續的留學生涯，先后求學于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等，前后十六載，僅語言就掌握近20種。

曾有學生問唐筼（陳寅恪的妻子）：外傳陳老師懂三十多種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筼說：其實沒有這么多，也就十七種而已。

是啊，也就十七種而已。

最令人驚嘆的是，陳寅恪留學十六年，卻沒有考取一個學位。陳寅恪不以為然，“考博士并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并不重要。”

他是為學問而來，不是為學位而來。

每天一早，陳寅恪買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整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餐。在飯店吃飯時，每次都叫最便宜的炒腰花，別人以為他愛吃腰花，后來才知道，不過是為了省錢而已。

以陳寅恪的家境而言，是不用愁吃愁喝的，他卻用省下來的錢都拿去買書了。常常是“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已充櫥盈笥”，不但自個買，還勸別人買，結果身邊的同學也按捺不住，跟著出大血本從書店搬了幾櫥回來。

其用功可想而知。

難怪楊步偉說：“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得亂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和寅恪兩個人是寧國府門前的一對獅子。”

04

1925年秋，清華由留美預備學校進行大學改制，決定設立國學研究院，并聽取胡適建議，采用宋、元書院時期的導師制度，由吳宓擔任研究院主任，聘請大師，主持籌備事宜。

第一位延聘的導師是王國維，清帝國最后一位帝師，左手叔本華，右手甲骨文，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世界級學者，這第一把交椅，王國維當之無愧。

第二位導師是梁啟超，掀起巨浪滔天的時代風云人物，學界有言：“太炎為南方學術泰斗，任公（梁啟超）為北方學術界的泰斗。”其影響自不用說了。

第三位到校的是趙元任，哈佛大學的博士生，號稱“漢語言文學之父”，也是不錯。

還差一位，梁啟超推薦陳寅恪。

校長曹云祥不知陳寅恪，問梁啟超：“他是哪一國博士？”

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

梁答：“也沒有著作。”

曹又問：“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

梁啟超火了：“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價值。”

曹一聽，不再猶豫，請。于是就有了后來清華園“四大導師”的傳奇。

是年隆冬，陳寅恪冒著凜冽的寒風踏上了駛往東方故國的郵輪，來到了這所浸潤著歐風美雨的大師之園，開始了他傳道、授業、解惑的傳奇人生。

這一年，陳寅恪37歲。

05

陳寅恪上課非常有特色，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書上有的我不講，別人講過的我不講，自己講過的我不講。”人們稱之為“三不講”教授。

有人不信，后來發現陳寅恪確實是縱橫古今、貫通中西，在課余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時，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都講得一清二楚。

于是，就有不少教授慕名前來聽課，包括朱自清、馮友蘭、吳宓等。

吳宓更是陳寅恪的忠實粉絲，幾乎是風雨無阻，每當陳寅恪上課的時候，他就拿個小本子，坐到教室的最后排，像個小學生，抬頭看老師，低頭做筆記。

上完課后，陳寅恪問吳宓，我講得對不對，吳宓連忙點頭應答，對的對的。

連遠在城內沙灘的北大學生也成群結隊，穿過西直門，慕名跑去偷聽。那時沿途幾十里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常有土匪出沒打劫，甚至不惜殺人越貨，鋌而走險。

即便如此，北大師生也愿意冒險出城，常常是人手操著木棍鐵器成群結隊而行。于是，就有了這樣奇特的一幕：在陳寅恪上課的教室里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兵器”。

這才是真正的求知年代。

聽過陳先生課的季羨林回憶說：“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光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

所以鄭天挺稱陳寅恪為“教授中的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

06

就連民國狂人劉文典也對陳寅恪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清華大學里，沈從文只配拿四毛錢的工資，朱自清可以拿四塊，他劉文典可以拿四十塊，而陳寅恪可以拿四百塊。

1932年夏，清華大學國文系招收新生。陳寅恪應系主任劉文典之邀出考題。

陳寅恪的題目卻非常的“簡單”：除了一篇命題作文之外，只要求考生對一個對子，對子的上聯卻只有三個字：“孫行者”。

陳寅恪的試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爭論，絕大多數的報刊認為，時代如此進步卻還用這種傳統古老的方式，簡直就是食古不化，開歷史的倒車。

陳寅恪不以為然，對對子才是中國傳統語言特色的精髓，是中文區別于其他語言的獨特之處，哪怕學問再高，不懂本國語言的精髓，也不過是隔靴搔癢罷了。

而陳寅恪游學國外十多載，精通外語十多種，可終其一生，都堅持用文言寫作。

事實似乎也印證了陳寅恪的先見。

看似“簡單”的問題，絕大部分的考生卻都交了白卷，只有一個考生的“祖沖之”得了滿分，他叫周祖謨，后來成了著名的語言學家。

而陳寅恪心目中的最佳答案是：“胡適之”。

07

只是，命運之神卻并不喜歡眷顧這樣的英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淪陷。中國的知識分子進入了另一個時代，再沒有幾凈窗明的書齋，也容不下從容縝密的研究。

此時，陳寅恪正奔波于父親的喪事之中，國恨、家愁交疊而來。他的右眼也因急火攻心而導致視網膜剝離，必須及時手術，不可延誤。

但做了手術，就必須修養一段時間，一修養就恐難逃出日本人之手。

幾經思慮，陳寅恪放棄手術，決心用唯一的左眼繼續工作，待“七七”守孝期滿，便拖家帶口，離開北平。

最后還是友人幫忙，將陳氏一家從火車的窗戶口拖將上去，才有幸趕上南下的火車。

到達西南聯大后，陳寅恪右眼已失明，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視物，而托運的書籍也在長沙悉數毀于戰火。

即便如此，陳寅恪依舊通宵達旦、備課寫作。在沒有任何參考書的情況下，陳寅恪在一間透風的茅草屋里，就著小板凳，對著一口大箱子，寫下了著名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字字珠璣，足以藏之于深山。

08

1939年春，英國皇家學會授予陳寅恪研究院的職稱，牛津大學亦聘請其為該校歷史上第一位中國籍專職教授，并為其配好副手，虛席以待。

陳寅恪兩度辭謝，但考慮到英國先進的醫療技術或許能為其眼睛提供一絲希望，陳寅恪才答應就聘。

這年暑假，陳寅恪攜家人前往香港，準備渡海趕赴倫敦，卻不料歐洲戰火突起，航海中斷，英國之行遂為泡影。

在給傅斯年的信中，陳寅恪這樣寫道：“天意、人事、家愁、國難俱如此，真令人憂悶不住，不知兄何以教我？”

1940年暑假，陳寅恪再次赴香港等待機會，剛到香港，中國駐英大使卻發來電報，因時局關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

恰在此時，日軍切斷了廣西與越南的國際交通線，昆侖關失守，回去的希望也被打破，陳寅恪被阻香港，進退維谷。

第二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同日，日軍進攻香港，香港失守。

為搶救困于香港的政府要員和學界名流，國民政府派飛機抵達香港。按照國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議，國學大師陳寅恪當之無愧地排在了“搶運之列”。

當陳氏一家于兵荒馬亂中趕赴機場時，卻被一大批保鏢無情地擋在了圈外。

阻擋者乃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和二小姐孔令俊，仗著權勢滔天、人多勢眾，正從容地指揮隨從將自家的洋狗、家私，甚至私人用過的馬桶全部裝入機艙，然后強行起飛，消失于煙霧彌漫的天空。

甩下一群學術名流于凄風寒雨中悲憤交加、捶胸頓足。

兩小時后，日軍進駐機場。

被困香港的陳氏一家，生活狀況堪憂，“食粥不飽，臥床難起”，而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交通、書信、電傳、票匯等全部斷絕。

比這更可怕的是，還有陳璧君之流派人前往陳家，威逼利誘，企圖說服陳寅恪到日偽區任大學教授，被陳寅恪冷冷拒絕。偽港督還拿出20萬的軍票讓陳寅恪在香港籌辦東亞文化刊物，陳寅恪再次拒絕。

威逼利誘不行，就大獻殷勤。

日軍知道陳家生活艱苦，便立馬派憲兵隊給陳家送去多袋面粉。憲兵往里搬，陳寅恪就往外拖，寧可餓死，也絕不摧眉折腰。

最后多虧了劉文典、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為陳寅恪籌集經費，又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打通各環節，才讓陳寅恪一家逃出香港，九死一生，終于返回大陸。

1944年12月12日的清晨，陳寅恪睜開雙眼，卻發現什么也看不見了。

09

1948年北平的冬天，陰云密布，寒風蕭瑟，一場改朝換代的世局嬗變正在進行。12月15日，一架直升機冒險在北平南苑機場降落，游走于政學兩界的北大校長胡適匆忙登機，從而拉開了國民黨“搶救學人”運動的序幕。

和胡適一同登機抵達南京的，還有陳寅恪以及他的一家，以陳的學術造詣和地位，足有資望成為第一批離開北平的學人，這一年他五十八歲。

飛機在南京降落時，蔣介石親自接機慰問，并勸說陳寅恪去臺灣。

陳寅恪婉言拒絕，對于國民黨抗戰時期意欲控制學界的做法，他深惡痛絕。1949年1月20日，陳寅恪接受了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的盛情邀請，來到了潮濕熱情的南國校園。

第二天，嶺大學報刊出重要消息：“本校聘請到名教授陳寅恪”“精通十余國文字”“牛津大學聘為正教授”“馳名海內外……”評價之高，甚為少見。

國民黨卻一直都沒有放棄勸說陳寅恪離開大陸的想法，9月份，時任國民黨教育部部長的杭立武甚至拉著財政部長徐堪，親自向陳序經攤牌，要陳序經勸說陳寅恪去香港，并許諾：“如果陳寅恪答應去香港，他馬上給陳寅恪十萬港元及新洋房。”

陳序經當即回答：“你給十萬我給十五萬，我蓋房子給他住。”

陳序經的話并非一時沖動，對于“三百年一出的人才”，陳序經看的比什么都重，陳寅恪在嶺大的薪水無疑是最高的，甚至比很多教授高出兩三倍。

在后來的中山大學，還流傳著這樣一件軼聞：

某次陳序經于陳寅恪同乘一輛小車進城。恰逢走到某處司機要倒車才能繞行，陳寅恪忽與陳序經打趣：“陳校長，快捷如小車有時要倒到車才能跑得快，你的全盤西化怕也要倒到車嘍。”陳序經聞言只是笑笑。

只是，這樣的好日子卻并不長久。

10

1953年，中國科學院決定成立歷史研究所，包括上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擬任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為三所的所長，此時的陳寅恪已在潮濕熱烈的嶺南重新構建起獨立自由的學術世界。

陳寅恪的學生汪篯主動請纓，以“使者”的身份，帶著滿腔的熱情以及接受了新思想的喜悅，南下勸說陳寅恪重返北京就職，汪篯以為他的這次行動志在必得。

11月21日晚，汪篯將郭沫若、李四光的兩封信轉交給陳寅恪，并說明來意，還用一種“黨員的口吻”、“教育開導的口吻”與老師談話，勸說陳寅恪跟上時代的步伐，北上就職。

陳寅恪不敢相信這個自己曾經十分欣賞的學生，竟會用這種充滿了“時俗”的口吻來“教育”自己。于是勃然大怒，對著汪篯吼道：“你不是我的學生！”

第二天早上，陳寅恪作出了答復，由唐筼執筆書寫，讓汪篯帶回北京，答復中提出了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兩個條件：

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

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對當時來說，這樣的話簡直就是驚世駭俗！

陳寅恪的助手勸他沒有必要這樣提，陳寅恪倔強地說：“我沒有必要說假話。”

助手問：“如果答應你的條件你又怎么辦？”

陳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犧牲也可以”，“我要為學術爭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余年而不變。”

汪篯的談話顯然激怒了陳寅恪，原本寡言少語的陳寅恪卻意外地連續兩天，“怒罵”那些與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黨派的朋友，稱之為“無氣節”，“可恥”，比喻為“自投羅網”。罵得是恣意酣暢，痛快淋漓。

而歷史似乎也證明，那些陳寅恪所評點的一些學人在以后痛苦不堪地人生道路上，似乎越走越遠，原本的堅守與初衷早已淡然無存。

11

陳寅恪以為：“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奸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沉淪不遇。”

陳寅恪屬于后一類，既是賢者，也是拙者，這樣的人，注定是沉淪不遇，難為時代所容。

從1966年冬開始，陳寅恪便多次被迫作書面檢查交代，因其對“反對人民、反對馬列主義的罪行交代不徹底”，被“造反派”和校方屢屢勒令重新補充交代。

1967年4月2日陳寅恪遞交了一份聲明，聲明中寫

“一，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二，陳序經和我的關系，只是一個校長對一個老病教授的關系。并無密切的往來。我雙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斷腿已六年，我從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早已向中大的組織交代。”

從始至終，陳寅恪都沒有詆毀過任何一個人。

然而，如此“頑固惡劣”“不合作”的態度，顯然是要引起“群眾”“憤恨之極”的，在當時編寫的一份形勢報告中，是這樣描述陳寅恪的：

“雖然年紀老到皮包骨了，但還不愿死，要看國家怎樣滅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拋在海里，不留在大陸。簡直是反動透頂，惡毒至極。在無產階級革命中，革命群眾對他卻是憤恨至極……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巖腦袋見上帝去吧。”

一張張大字報很快貼滿了陳寅恪的室內，門、床、墻、衣柜，甚至陳寅恪的衣服和頭上都被白紙黑墨所包裹，難辨人形，并將屋內可拿之物全部拿走，拿不走的統統搗碎。

造反派甚至想把已經癱瘓在床的陳氏抬到學校大禮堂上，讓群眾公開批斗，多虧歷史系前主任劉節看到，冒死勸阻，以自己代替老師挨斗。

站在批斗臺上的劉節，被各種羞辱折磨一番后，有人問他有何感想，劉慨然道：“我能代表老師挨斗，感到很光榮！”

如此“有種”的話，顯然激怒了群眾，接下來便是一頓耳光加毒打。

陳寅恪雖免此一辱，但造反派覺得這樣“不過癮”，知道他雖然看不見，但可以“聽”，便別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以聽覺達到摧殘目的的手段，每當召開大型批斗會，便將幾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陳宅的屋前屋后，有時甚至將小喇叭吊到陳寅恪地床前。

美其名曰“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書中回憶道：

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

一個連牛津大學都愿意虛位以待的大學者，在最后的日子里，卻連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尊嚴都沒有，只得茍延殘踹，屈辱地等待著死亡之神的降臨。

陳寅恪的妻子唐筼也在這年夏天因為過度折磨而心臟病發作，瀕臨死亡，兩人陷入“生不如死”的境地。

1969年，春節剛過，陳寅恪被勒令搬出住了十六年的家，因為“工宣隊”看中了這座樓房，要用來作指揮部。一位對陳寅恪晚年甚為了解的朋友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如果陳寅恪不搬家，也許還可以多活幾年。

陳氏夫婦被迫搬到了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此時陳氏已病得連吃一點兒湯水類的“流食”都已困難，瘦得不成人形，有少數親友偷偷登門看望，見他躺在病榻上說不出話，也哭不出聲，只是眼角不斷流淚。

1969年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于凄風苦雨中溘然長逝。

陳寅恪墓

11月21日晚，陳寅恪的妻子唐筼也追隨九泉之下的丈夫而去。

當陳寅恪寫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或許已想到，他也將同王國維一樣，為守護這一永恒的信念將付出一生的代價。

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菱，三百年乃得一見得史學大師就此遠去。而先生之精神，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