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抗戰的主力中,74軍絕對可以說是戰功累累,和同為五大主力的第5軍是被寵出來的不同,74軍的王牌身份完全是靠自己掙出來的。從淞滬會戰開始該軍就一直位于抗戰的第一線,萬家嶺、上高、長沙等會戰更是屢次創造大捷。
在抗戰勝利后,更是以御林軍的身份直接拱衛南京,成為老蔣手上最強的底牌之一。
而作為這樣一支強大王牌軍的指揮官,74軍的軍長勢必由老蔣最信任之人擔任,比如首任軍長俞濟時,除了是嫡系的黃埔一期生之外,更是老蔣的親戚,第二任軍長王耀武是黃埔三期,第四任軍軍長張靈甫則是黃埔四期。
唯獨第三任軍長是施中誠卻是雜牌將領出身,那施中誠又是如何獲老蔣的信賴,成為國軍關內抗日第一軍——74軍的軍長呢?
其最終結局又是如何?
老蔣和施中誠
雜牌出身的鐵血軍長
施中誠出生于安徽桐城,父親施從禮在家排行老二,因為父親早逝,施中誠便被大伯施從濱撫養長大。施從濱在民國也算是一個赫赫有名的虎將,從北洋學堂畢業后奔赴山東,一直在山東王張宗昌手下任職,官至第2軍中將軍長。
因此從小施中誠就一直跟隨伯父在軍旅中鍛煉,并在大伯的鼓勵下,毅然決定從軍。
1923年,26歲的他從保定軍校第九期畢業,進入施從濱部擔任連長。
大伯施從濱
1925年,張宗昌和北上的五省聯軍司令孫傳芳爆發火拼,當時擔任軍長的施從濱兵敗被孫傳芳俘虜,按理來說民國軍閥之間打仗,孫傳芳應該不會趕盡殺絕,但孫卻一反常態處決可施從濱。
待自己如生父般的大伯被害,施中誠一下子失去了人生路上的依靠。
期間堂姐施劍翹雖多次找上他為父(伯)報仇,但自知只是個尉官的他實力太弱,壓根就沒法接近孫傳芳,更別提報仇,于是拒絕了堂姐,轉而發奮圖強,只有實力強大了才能替自己大伯討回公道。
而在以后得時間里,施中誠也確實成長了很多,先后擔任了任師、旅參謀和干部教導隊隊長。特別是在制定作戰計劃以及地圖作業上得到了張宗昌的賞識,得張保舉成為了一個團長。
施中誠夫妻和堂姐施劍翹(后)
都說張宗昌的部隊是兵匪,軍紀渙散,所到之處劫掠地方,民不聊生,但施中誠治之下的部隊卻軍紀嚴明,他本人以身作則,約束部隊,獲得了山東百姓的極大稱贊。
而在張宗昌敗走后,老蔣掌管了山東,施中誠部被編入國民政府山東省警備第1旅。
1934年加入到中央軍后,施中誠以及手下的營、團軍官被調到了南京的陸軍中央軍校(黃埔軍校)高教班進修,完成了從雜牌軍到中央軍的轉化。
在畢業后,施中誠部被改編為57師169旅,在這里遇見了自己的貴人——師長阮肇昌。
這位北洋出身,擔任過濟南市長的云南人,對于同樣出身雜牌的施中誠極為重視。在1933年日軍進逼華北后,深知抗日迫在眉睫的施中誠師長的支持下積極練兵和備戰,在1935年國軍的校閱中大放異彩,也因為這個原因57軍成為了少數非黃埔系出身,卻獲得第一期編練的10個調整師(德械師)之一。
德械調整師
抗戰爆發后,57師作為補充部隊,與其他中央軍一起,南下淞滬與日軍決戰。
部隊抵達戰場后,施中誠立即命令第337團團長楊宗鼎率部配合友軍對位于浦東日軍并接管了友軍陣地的,在作戰中施中誠作為旅長,一直在指揮崗位和一線陣地間來回奔走,積極組織火力反擊日軍,在浦東長達1個月的拉鋸戰中始終堅守陣地,其戰役的表現要比同區的第一軍好很多,作為雜牌軍更是讓很多黃埔嫡系部隊汗顏。
在淞滬會戰后施中誠以戰功升任57師師長,拜少將軍銜。
在宋會戰時的74軍
在武漢會戰中,57師的表現英勇而又壯烈。
1938年6月,57師被調入的守衛武漢最后的防線——長江邊上的田家鎮,如果田家鎮失守,那就意味著武漢淪陷,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而把這個任務交由57師這個雜牌師防守,可見軍委會對施中誠的信任,以及能力的認可。
在開戰之后,57師正面陣地遭受日軍海空火力的襲擊,一頓炮火之后,日軍11軍司令官,派來了日軍精銳的熊本第6師團今村旅團,同樣是精銳對精銳,施中誠屢次擊敗今村旅團的進攻,當然自身傷亡也很慘烈,十幾天的激戰下來,57師團2個旅長全部負傷,4名團長1人殉國,3人重傷。
主力339團的百余傷兵,為了不當俘虜,堅決引爆彈藥殉國。
守衛田家鎮的國軍
戰役結束后,57師萬余人的部隊僅剩下9個連不足千余人了,不得已退入湖南境內休整。而對面的今村旅團同樣損失慘重,傷亡過半的他們同樣撤離戰場調整。
戰后施中誠和第57師再次成為焦點,民眾和輿論爭相報道,將其稱為“抗日鐵軍”。
而帶著這個榮耀,施中誠和57師一起被編入同樣在武漢會戰中表現出色的74軍里面,成為“嫡系中的嫡系”。“三五鐵軍(51、57和58師)”的74軍也正式迎來自己最后一塊拼圖。
在74軍,施中誠和57師再立戰功。
在國軍內部的,雜牌和地方軍從來都是中央系欺負的對象,剛進入74軍的57師和施中誠同樣也不被友軍信任。因此剛開始那段時間,施中誠表現都是小心翼翼,行事盡可能到額低調。
但低調并不意味著平庸,在其后的南昌和第一次長沙會戰中,57師作為74軍一員同樣表現出色,在南昌失守后,57師率先展開反擊,一度攻擊到南昌城下,直接打亂了日軍的部署。在長沙會戰,優勢57師在上富鎮,將增援長沙的日軍第106師團攔腰截斷,從而讓岡村兵力不足,不得已撤退,扭轉了戰局。
第一次長沙會長
57師的一系列戰績,讓他們成功融入到了74軍這個大家庭中,施中誠的能力也得到了兩任軍長俞濟時和王耀武的大力贊揚。不過即使同僚之間關系再好,畢竟是雜牌軍出身,而國軍高層為了徹底掌握57師,將黃埔一期的余程萬調到57師擔任師長,而施中誠則是被調到了100軍擔任軍長。
可以說這個調整對于施中誠來說,只能算一個能接受的結果,從師長升軍長,但卻離開了自己起家部隊。到了100軍的施中誠很快進入角色,在常德會戰中,面對被圍57師8000殘軍,作為老師長的施中誠表現很賣力,試圖挽救這支殘軍。
雖然常德會戰以悲壯慘烈的結局告終,施中誠卻因在會戰中的積極表現而被授予四等寶鼎勛章。但即使是收獲軍功,但依然未能挽救57師。
在會戰結束后不久,施中誠就收到了一個讓他欣喜的消息:
他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74軍軍長。
升任軍長的施中誠
王牌74軍軍長
在1944年3月,參加過得萬家嶺、上高和3次長沙會戰勝利,戰功卓著的74軍軍長王耀武被擢升為升任第24集團軍總司令后,第74軍軍長一職空了出來。
而對于這個空出來的香餑餑,各方人士都展開了激烈的爭奪。
而到底由誰來繼任軍長也是國軍高層頭疼的事情,特別是很多黃埔系高材生都想將其的收入囊中,畢竟74軍可是校長最信任的部隊,升任軍長可就是真正的飛黃騰達了。
在當時的主要候選人中,主要以3個74軍老人為主,分別是:
副軍長李天霞,57師師長李琰以及58師師長張靈甫。
74軍第三任軍長三大候選人
但這三個人都不是軍長最合適的人選。
先說呼聲最大的李天霞,當時李天霞兼任74軍副軍長,黃埔三期出身的他和王耀武也是同學,相互之間知根知底,本來王耀武也想讓他上位。不過李天霞這個人小毛病還是很多的,雖然51師戰功頗大,但李天霞在擔任副副軍長的時候,早已脫離一線部隊,主要負責后方的培訓和新兵招募工作,在這個反攻的節骨眼上,更是需要一個能打的大將帶隊。
脫離部隊只是一個因素,關鍵是還在于李天霞這個人喜歡搞小派系,王耀武在擔任軍長期間就經常有人向他投訴這著位老同學。
因此王耀武擔心李天霞接任軍長后會引起非議,從而引發第74軍內部長久存在的小派系之爭。
而接下來則是張靈甫,此君是王耀武一手帶出來的,早在王耀武還是58師師長的時候,張就在其手下擔任團長、旅長。但張更適合充當先鋒,而非運籌帷幄的帥才,將最精銳的部隊交給他,其性格原因可能會導致更多不確定因素。
前57師師長余程萬是一個最好的選擇,黃埔一期的老資歷,可此君因為手下幾個士兵在常德會戰中舉白旗被老蔣下獄了,能安全出來就不錯了,此次保舉他并不合適,而接任者李琰打仗是猛,但資歷太淺,用他可能引起其他兩個師的不滿。
思前想后的王耀武,決定選擇了一個折中的方式:
既要安撫其其他師長也要是自己74軍出去的,而且本人還公正嚴明沒有派系色彩。
而正好滿足條件的施中誠則成為接任軍長的合適人選。
王耀武為了安撫李天霞,還將其調到100軍擔任軍長和施中誠正好對調。
有一說一,他當74軍軍長也是實至名歸。
當年還沒并入74軍的時候,施中誠就是一員虎將,淞滬、武漢和長沙等會戰,已經說明其指揮能力之強,就算接手了羸弱100軍后,也將其鍛造成9戰區的一把利刃。
再說性格,施中誠為人謙卑和謹慎,做事強調執行力,且參謀出身的他,有著其他師長們不具備的戰略和統籌能力,特別是在1944年這個反攻的節點,王耀武需要的是個綜合能力強,又能團結各師的領導,因此74軍軍長非施中誠不可。
在接任74軍軍長后,施中誠就迎來考驗。
在長衡會戰中,74軍一直處于主攻的角色,并沒能作為主力與日軍決戰。直到1945年的湘西會戰74軍才得以對日進行正面決戰,在作戰中,施中誠居中指揮手下各師與日軍決戰。
在雪峰山作戰中一直跟隨自己老部下李琰面對日軍甲等師團116師團的進攻,沉著應戰,牢牢守衛了這個,湘西門戶,借助炮火和空軍不斷殺傷日軍。第51師和58師作在中線江口一帶阻擊日軍。
戰后74軍的 “江口阻擊戰”也得到美軍聯絡官的贊賞。
抗戰結束后,換裝美式的74軍開入南京城施中誠又奉命兼任首都警備司令,使第74軍又因此得到了“御林軍”的名聲。1946年施中誠被任命為20集團軍副司令官,離開了74軍在后方擔任閑職一直到解放戰爭國軍戰敗,跟隨老蔣一起去寶島。
而之所以施中誠在解放戰爭期間被老蔣棄用,雨田君認為不外乎這一點:
雖然一度被老蔣信任,但其總歸是雜牌將領出身,如果讓其擔任一個軍長或者師長,影響不會太大,此時的他是已經是集團軍副司令了,再往上就是兵團司令級別的,而讓一個沒有黃埔嫡系背景出身的人當司令,萬一倒戈我軍咋整。
另一方面,黃埔系在抗戰的練級后,也開始擔當軍事主官,這些雜牌的將領自然也被被逐步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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