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抗日戰爭最大的戰略損失，肯定非“皖南事變”莫屬。探討“皖南事變”，新四軍其實有很多次機會可以避免這一歷史悲劇的發生。特別是陳毅、粟裕曾力促項英將皖南軍部盡速東移蘇南，為此粟裕還曾親自制定了三個團接應的作戰計劃。以粟裕的縝密與精算，這個計劃無疑是周密可行的。那么，為什么粟裕接應軍部東移的計劃最終不得不擱淺，未能付諸實施呢？

第一，陳毅粟裕認為蘇南戰略環境遠好于皖南，力請項英和軍部來蘇南共同發展。

1940年，為了對付皖南和蘇南的新四軍，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調集了約18個團的兵力，首先切斷新四軍皖南與蘇南的戰略聯系，其次擺出圍殲皖南、威逼蘇南的架式。顧祝同等人還這樣分析道：“葉（挺）、項（英）在皖南，如甕中之鱉，手到擒來；陳（毅）、粟（裕）在蘇南，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

面對嚴峻的戰略形勢，陳毅、粟裕研究認為：“皖南、蘇南分則力弱，合作可以開展局面”，為此，“應先放棄皖南，集中全力發展蘇南，直到海邊”。如果我在皖南和蘇南兩處分別應敵，則只能是疲于應付，根本不是明智之舉。最主要的是，蘇南的敵情與皖南有很大的不同，蘇南是敵后地區，國民黨軍隊一般不敢去，至少是不敢大規模派兵前往。如果去少量部隊的話，一旦摩擦起來，新四軍并不怕，完全能夠應付。

然而，項英此時的主張是：皖南與江南組成兩個獨立的作戰單位，在不影響爭取蘇北的條件下，主要還是由江南加強皖南的力量。在國民黨大舉進攻皖南新四軍軍部時，先打破其進攻，隨即“向浙閩發展”。

顯然，項英與陳毅、粟裕的意見相左。

第二，粟裕制定了三個團接應軍部東移計劃，如果項英下決心雙方對接沒問題。

對于項英主張向浙閩發展，陳毅、粟裕堅決反對。他們甚至這樣發電向項英表示：“皖南部隊企圖于頑方進攻時長征閩浙，不可輕試”。

為了迎接項英和新四軍軍部來蘇南，陳毅、粟裕一方面多次打電報力請項英東移，另一方面在軍事上做好迎接軍部東移的有關準備。

一是考慮到電報畢竟受文字和篇幅所限，不一定能詳細地、原原本本地反映陳粟的意圖和想法，于是陳粟主動派人到軍部聯系，匯報他們的想法，以更好的說服軍部來蘇南。

二是考慮到雙方能夠快速對接、取捷徑對接，粟裕命江南指揮部作戰科長吳肅率領偵察組，與軍部作戰科長李志高率領的偵察組，分別從江南和皖南對進勘察行軍路線，從中選取合適可行的軍部東移路線。為使吳肅更好地遂行勘察任務，粟裕在他出發前還做了特別的交待，叮囑吳肅一定要關注好山川、河流，以及當地的民社情等重點科目的勘察。吳肅受領任務后，與李志高的對接勘察進展得比較順利。任務完成后，吳肅即向粟裕作了詳細的匯報。

三是考慮到軍部東移可能遇到的敵情，粟裕制定了詳細的對接兵力使用計劃。經粟裕與參謀人員測算，從江南指揮部控制的水陽、貍頭橋到軍部駐地皖南涇縣云嶺，最遠不到150公里的路程。粟裕最終擬定了“派三個團接應軍部東移的作戰計劃”。按照這一計劃實施，雙方互相對進的話，只需一晝夜便可對接上。

第三，項英遲遲就是不來蘇南，陳毅、粟裕沒辦法只好渡江開辟江北抗日根據地。

1940年5月4日，中央連發兩電給項英：要求“新四軍軍部、后方機關及皖南主力移至蘇南”，“新四軍主力發展方向是在蘇南、蘇北廣大敵人后方直至海邊之數十個縣，尤其是長江以北地區”。

對于中央的明確指示，對于陳粟的力請軍部東移，項英仍不為所動，仍堅持自己的觀點。

此時，大江南北反共風云日緊，反共摩擦愈演愈烈。特別是江南的新四軍戰略環境越來越嚴峻。國民黨已從南、北、西三個方向對新四軍布好了進攻的陣勢。

形勢的發展已到了最后抉擇的關鍵時刻。陳毅、粟裕分析認為：此時如果不跨江北上，江南新四軍勢必陷入國民黨軍的戰略包圍之中，這樣下去后果不堪設想。

1940年6月15日，陳毅、粟裕急電中央、項英和胡服（劉少奇）：“目前只有集中蘇北攻擊韓（德勤）或者集中蘇南打冷欣兩個途徑。一切應付已到窮盡之時，再不決定必致蘇北蘇南兩方受損”，“我決心布置移往蘇北”，“皖南軍部方面宜速部署”。

遲遲等不來軍部東移，面對嚴峻的戰略形勢，陳毅、粟裕最終不得不放棄對接軍部東移作戰計劃。陳毅于6月28日先行過江北上。粟裕于7月8日率江南指揮部主力勝利渡過長江。

最終，陳毅、粟裕在江北得以大發展。而新四軍軍部這邊卻留了歷史遺憾，軍部共9千余人遭受了痛心疾首的“皖南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