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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冬季，在桂柳會戰中遭到慘敗，又在六寨被盟軍空軍誤炸的第4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接到了一道命令：他被改任為第2方面軍司令官了。

司令長官和司令官看似只有一字之差，只缺了個“長”字，但是所代表的含義卻截然不同。

司令長官是方面大員，不僅執掌兵權，而且有主政長官部所在地一省的權力，而司令官則只是一個帶兵打仗的角色。

這就意味著，張發奎被降級使用了。

本來，第4戰區就只轄廣西一省，其地位只和冀察戰區、蘇魯戰區相類似，屬于一個2級戰區，地位低于第5、第6、第9等一類戰區。

但不管怎樣，張發奎畢竟算是主持一方軍政的大員，也算符合他這個陸軍中將加上將銜的地位。

可這次，張發奎改任第2方面軍司令官，則是以第4戰區被撤編為代價的，其地位已經下降到與集團軍總司令平級了。

張發奎想的沒錯，這次成立的4個方面軍確實就是集團軍的級別。

如果說，1方面軍的盧漢、3方面軍的湯恩伯雖然與他相比履歷要差一些，但盧漢和湯恩伯二人畢竟都曾是擔任過一方大員的將領，都曾經有執掌2~3個集團軍的經歷，和他平級，張發奎心里倒也能接受。

可第4方面軍的王耀武，只是一個畢業于黃埔3期的后生小子，又有什么資格與他平起平坐呢？

張發奎很不滿，我竟然和一個黃埔3期生平級？

如果以1927年為時間節點的話，在這一年，張發奎已經是第四軍的軍長了；盧漢呢，則是滇軍前敵總指揮兼第2師師長。湯恩伯資歷稍差，在這一年擔任19軍中校副團長、總司令部作戰科長。

而王耀武呢？此時僅是一個憲兵連長。

在張發奎眼里，王耀武就是一個軍中晚輩、后生小子。

若以軍銜論，在1936年9月12日，張發奎就被授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這還是因為張發奎多次反蔣，遭蔣氏記恨的原因。

否則，以張發奎的資歷，別說一個陸軍中將加上將銜了，就算是被授予2級上將，甚至1級上將也是有可能的。

這并非是夸大。要知道的是，在張發奎擔任第四軍軍長的時候，陳濟棠不過是其麾下一個師長，后來還是接替了張發奎的職務，才得以出任第四軍軍長。

而那時的張發奎，已經升任第四方面軍1縱隊司令官、第2方面軍總指揮，下轄第4和11兩個軍了。

可沒料到，兜兜轉轉17年后，張發奎竟然又擔任了第2方面軍司令官。可這次，卻是被降級使用了。

盧漢呢，則是于1935年5月13日被授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

湯恩伯的軍銜低一點，在1935年4月8日被授予中將軍銜。

至于王耀武，他的軍銜就明顯低了不少，在1945年2月20日才被晉升為中將軍銜。

在張發奎、盧漢、湯恩伯成為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和陸軍中將的時候，王耀武才得以晉任陸軍少將，時間是1936年9月7日。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資歷還是軍銜，王耀武確實無法與張發奎、盧漢、湯恩伯等人比肩。

那么，面對巨大的資歷差距，蔣氏就不害怕王耀武鎮不住場子嗎？

確實，蔣氏確實是有這方面的顧慮。

在王耀武1945年2月20日被晉升為中將軍銜之后，蔣氏想要敘任王耀武為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可卻遭到了王耀武的拒絕。

晉任是要逐級選進，不得超越的。而敘任呢，是指雖然不具備授予上1級軍銜的條件，但是具有相當的經歷年資，足以擔任相當職務者。

由此可見，蔣氏對王耀武的偏愛明顯要超過湯恩伯。

可王耀武是個聰明人。

他知道，如果自己接受了陸軍中將加上將銜，那在黃埔系統內就將成為眾矢之的。那些資歷遠超于他的黃埔1期和2期生們，光是嫉妒的怒火就足以把他淹沒。

好在蔣氏很理解王耀武的為難之處，也就沒有過于強求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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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張發奎為何在抗戰勝利在即之時，突然被降級使用了呢？

兩個原因。

一是，在抗戰中，張發奎雖然參與了歷次大戰，但戰功寥寥。

淞滬會戰時，張發奎是有功的。

當時，張發奎擔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兼右翼軍總司令，鎮守浦東。

在這個時期，張發奎的功勞主要有兩個：

早在1937年8月下旬的時候，張發奎就建議統帥部對上海使用兵力的底限做出計算，如果兵力的使用超過該限度，仍不能壓制當面之敵時，就應采取長期消耗的戰略，有計劃地、及時地轉入上海外線既設陣地，憑借堅固的國防工事抗擊敵軍。

具體做法是，以10個師的兵力，先期占領蘇嘉、吳福的既設陣地作為第2抵抗線。這10個師的兵力，除非在擴大戰果時，不得為其他狀況而使用。

事后證明，張發奎的建議是非常高明的。

如果能按照張發奎的建議，提前把10個師部署在蘇嘉、吳福線，那么，即使淞滬會戰失利，退下來的大軍也不會遭到日軍的尾追而損失慘重。

可蔣氏不聽，仍然命令部隊不惜一切代價保衛上海。

雖然從戰略上講，在上海主動挑起戰事，從而起到把日軍原用于華北的部隊轉用于淞滬地區，既讓日軍陷入了兩線作戰的不利境地，又讓日軍企圖占領武漢后把中國部隊分隔為南北兩線的企圖破產的計劃是高明的，但在具體戰術安排上，卻犯了逐次增兵，也就是“添油戰術”的兵家大忌。

兵法有云：“未慮勝，先慮敗。”

淞滬三角地區本就不適合大集團化作戰，且又在日軍海陸空交叉火力的打擊之下，硬頂，除了傷亡之外，沒有多少戰略價值。

因此，提前設置好2線防御，既能在戰況不利時掩護主力大軍撤退，又可以成功的把日軍吸引在淞滬三角地帶。

可蔣氏仍然幻想著九國調停，不肯聽從張發奎的建議，以至于失去了戰機，終于釀成了淞滬會戰失利后的潰敗。

張發奎在淞滬會戰中第2個功勞是有一個“炮神營”。

這個“炮神營”作戰靈活，在整個淞滬會戰中，連續取得擊毀日軍五處倉庫碼頭、擊傷日軍第3艦隊旗艦“出云號”、襲擊日軍機場，炸毀日機5架，擊傷7架，消滅大量敵機場人員的戰績。

當時“炮神營”隱蔽在洋涇的一片竹林之內。可由于來訪的記者把“炮神營”的照片登在了報紙上，暴露了“炮神營”位置，“炮神營”一度處于危險之中。

幸好張發奎在早上看報紙的時候發現了這一隱患，立即命令“炮神營”轉移。

果然，沒過多久，日本飛機就把洋涇附近所有的竹林炸遍了，造成周邊居民傷亡慘重。

由此可見，張發奎果然不愧是宿將，反應敏捷且果斷，若反應稍慢，“炮神營”恐怕逃不過這一劫。

武漢會戰，張發奎任第2兵團總司令兼第8集團軍總司令，下轄第2、4、8、25、54、60、64、70軍，負責確保贛鄂門戶，固守九江以西至蘄春長江兩岸各要點的任務。

從這個兵力配置來看，是要超過1兵團總司令薛岳的，其中第2、8、25、54軍那可都是嫡系部隊。

而且從任務來看，也要比薛岳更為艱巨一些。

因為張發奎負責的防區是防止日軍從沿江正面攻取武漢，而薛岳的任務則是防止日軍的迂回戰術。

只要這一仗打得好，接替陳誠擔任第9戰區司令長官的，就應該是張發奎，而非薛岳了。

可在九江一戰，張發奎敗了，被蔣氏嚴令把部隊交由薛岳統一指揮，本人回武漢接受軍法審判。

若非陳誠出面攬下了責任，張發奎危矣。

嚴格來說，九江之敗并非是張發奎指揮失誤所致，而是蔣氏部署的防御策略是錯誤的。在優勢敵軍面前，部隊沿江一線配置，這豈不正好成為了占有火力優勢的日軍的靶子？

此前，張發奎就對部署提出過異議，表示要進行2線配置。

可他的提議再次遭到了蔣氏的拒絕。

蔣氏的思維仍然停留在北伐時期。

可北伐時期北洋軍的火力豈能與當下的日軍相比？

如果打北洋軍，蔣氏的沿江一線配置沒有問題。可是面對火力強勁的日軍，這種配置就是坐等挨打。

果然，戰斗打響后，沿江一線配置的守軍在日軍優勢火力的打擊下，傷亡慘重。

張發奎在無奈之下，只得命令部隊撤出1線，向2線預設陣地撤退。這自然引得蔣氏大怒，認為張發奎之所以這么做，是要保存粵軍第4軍和第64軍的實力。

由于與陳誠的擔責，張發奎才得以免于處罰，又被調到瑞昌以西地區擔任守備任務。

在此時，張發奎手中仍然握有兵權，但是他在第9戰區的重要性已經排在薛岳之后了。

客觀的說，張發奎此次擅自從九江撤退固然有其道理，但他在撤退之前并未征求蔣氏的同意，是其日后地位一落千丈的主要原因。

這其中固然有張發奎害怕即使向蔣氏建議，蔣氏也未必會同意他的請求。但這么做畢竟是違反了軍法，讓第9戰區的戰局在短時間內陷入了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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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會戰結束后，張發奎被閑置。

沒過多久，負責廣東方面事的第四戰區又出現了問題。

按照蔣氏的話來說，廣東的局勢是“情形復雜，名義慎重”。

什么意思呢？

這就是說，粵軍的軍閥，他們更在意的是誰能占據正統的地位，也就是名義。

此時的粵軍主要分成了三派，一派是以張發奎、薛岳為代表的；一派是以余漢謀為代表的；還有一派是以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為代表的。

抗戰爆發后，粵軍雖然有三個軍離粵抗戰，但剩下的部隊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余漢謀并未能全部控制住部隊。

第四戰區的轄區分為廣東和廣西，余漢謀和桂系的關系很差，粵軍和桂軍談不上沒有任何配合。

尤其是以夏威為司令官的16集團軍，根本就不聽余漢謀的招呼。

相對于余漢謀，張發奎和桂系的關系相對較好。蔣氏在苦思多時之后，決定重新啟用張發奎，把張發奎派到第四戰區擔任司令長官。

出于安撫桂系的需要，同時又在桂林設置行營，由白崇禧擔任主任。

余漢謀由于沒能當上戰區司令長官，對張發奎自然是不理不睬，而廣西那邊由于有白崇禧這個“大老虎”做靠山，夏威對張發奎的命令同樣是陽奉陰違。

兩個省都不配合，張發奎陷入尷尬之中，這直接造成了桂南會戰的失利。

桂南會戰的失利，蔣氏其實也明白這其中的道理，因此，在桂南會戰失利之后，張發奎并沒有負實際責任，板子打在了負責直接指揮的白崇禧和陳誠身上。

桂南會戰結束之后，張發奎算是想明白了。他主動向蔣氏提出，“廣東人事復雜，任何政令的實施均難離開現實環境”，請求辭去第四戰區長官職務，由余漢謀接任。

蔣氏把張發奎派到第4戰區，就是讓他去解決問題的，又豈能這么輕易就同意他辭職？

可幾個月之后，張發奎再次請求蔣氏，理由是第四戰區地域遼闊，指揮不方便，應在廣西方面另設一新戰區。

這次，蔣氏同意了張發奎的意見，把廣東、廣西一分為二。廣東方面由余漢謀擔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移住廣西柳州，繼續擔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轄區由兩省變成了一省。

在1944年的桂柳會戰中，張發奎有一次絕好的打殲滅戰的機會，可卻被一心想保存桂軍實力的白崇禧破壞了。

當時，日軍兵分兩路，橫山勇指揮的十一軍進攻桂林、華南的日軍第23軍進攻柳州。

戰斗打響后，由于獨混第23旅團冒進，在占領桂平之后，已經成孤軍。

張發奎發現機會來了。

他在求得征得白崇禧的同意后，以粵軍第64軍和桂軍第46軍兵分兩路，夾河而下，意欲攻占桂平，全殲獨混第23旅團。

其余部隊向平南一線集結，阻斷日軍第23軍的退路。待到全殲獨混第23旅團后，大軍向平南一帶集結，圍殲第23軍。

白崇禧本已同意該計劃。

可在具體實施時，白崇禧突然改變計劃，把原為分路進攻的第46軍部署在第64軍之后，美其名曰“增加正面進攻力量”。

如此一來，困守桂平的獨混第23旅團正面受到攻擊的壓力變小，得以收縮防線，守住了桂平。

再加上北線的日軍11軍攻下了桂林，張發奎圍殲第23旅團的意圖破產，只能解圍撤往柳州。

此次機會，是張發奎在抗戰時期殲敵時機尤其好的一次。可這僅有的一次機會，也被白崇禧破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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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發奎雖然官拜戰區司令長官，可由于蔣氏不肯聽從正確的建議和過多的戰場之外因素的干擾，雖然迭經大戰，卻戰功寥寥。

這也是張發奎在抗戰后期被降級使用為第2方面軍司令官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反觀王耀武，雖然資歷尚淺，但在抗戰中屢立戰功，其職務由淞滬會戰時期的一個師長，已經晉升為集團軍總司令了。

在蔣氏眼里，王耀武的重要性已經遠超張發奎了。

二是，由戰區-集團軍為指揮的兩個主要層次的架構已經滿足不了抗戰后期反擊的需要了。

抗戰時期的戰區，雖然是根據作戰的需要而組建起來的，但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弊端，那就是一個戰區的司令長官由哪一個派系的首領擔任，那么其派系中主要的作戰力量，往往都要被安置在這個戰區之內。如閻錫山的第2戰區、李宗仁的第5戰區、劉湘的第7戰區。

從實質上講，這就是一個地方實力派獲得地盤的翻版。

抗戰中期，蔣氏心中已經打定了要借抗戰之機，從根本上解決地方實力派割據地盤的現狀。

在陳誠的建議下，蔣氏萌生了把戰區-集團軍為兩個指揮主要層次的架構變為綏靖區-兵團為兩個主要指揮層次的架構。

另外，從抗戰的大局考慮，把部隊由集團軍制變為兵團制，更是為了反擊的需要。

換句話說，集團軍和兵團根本上的區別是，兵團是不需要地盤作為依托的，其兵員、裝備、訓練等等一切均由國家負責，而非由地方自籌，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部隊依賴于地方的現狀，為部隊國家化奠定了基礎。

當然，要想實現以上目的，遍布全國的聯勤補給區是前置條件。

1944年末，陸軍總司令部成立，由何應欽擔任陸軍總司令。

這個任命固然是要把何應欽排除出統帥部核心的目的，但也存著要進行戰區-集團軍制向綏靖區-兵團制試點的考慮。

如果冒然從各大地方實力派身上入手推行綏靖區-兵團制，蔣氏害怕引起老資格地方實力派們的反對，因此就把目光放在了盧漢、湯恩伯、張發奎和王耀武身上。

滇軍在抗戰時期雖然說實力得到了大發展，已經擁有60、93、58和新編第3軍四個軍。但魯道源的第58軍已經被白崇禧控制，新編第3軍只有3個暫編師，戰力孱弱。滇軍能拿得出手的，只有第60軍和93軍了。

而云南周邊，嫡系部隊環伺，即使龍云和盧漢有心反對，但也無力反抗。

湯恩伯部和王耀武不自不必說，他們是蔣氏嫡系中的嫡系，自然不會反對蔣氏的的試點。

稍微麻煩的一點的就是張發奎的第四戰區。

張發奎，雖然已經靠邊站了，但畢竟是資歷深厚的戰區司令長官。若讓他出任方面軍司令官，是否會引起他的強烈不滿呢？

但蔣氏認為這不必擔心，因為張發奎的第四戰區看似是一個戰區的架構有4個軍的番號，但其實能夠由張發奎直接指揮的只有一個第64軍。

況且，張發奎雖然執掌第四戰區，但第四戰區現有的廣西地盤卻非為他所有。張發奎又豈會為了桂系的地盤兒而與蔣氏翻臉呢？

事后證明，由綏靖區-兵團制替代戰區-集團軍制取得了成功。這也是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所見到的都是綏靖區-兵團制，而非戰區-集團軍制的原因。

至此，蔣氏借抗戰之機削除地方實力派的目的已經基本達成，還能保留下來的，只有閻錫山的晉軍和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了。

而張發奎呢？

在被利用的價值已盡的情況下，張發奎于1945年10月3日被晉任為陸軍2級上將，出任廣州行營主任，沒了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