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彥林先生把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本人新著《齊風淄火》送給我，我幾乎是用一個白天加一個晚上，一氣呵成讀完了這部23萬字的報告文學。此書之所以吸引了我，主要是因為它與以前讀過的有關齊文化的書有所區別。一是作者不是大量引用文言文的經典語句去解讀齊文化，而是用現代視覺和接地氣的語言去闡述齊文化的內涵和精髓，使人讀來感覺作者是在讀懂、讀通、讀精了文言文的經典，才敢于用自己的理解和感悟發表見解的，既不失真、不走板、不離譜，又能讓一般讀者看得懂、愿意看、受啟迪。二是作者的站立點高，能夠從“根脈”與“魂脈”、理論與實踐、傳統文化與先進文化的結合上，論述齊文化的形成、發展和傳承。尤其是在分析齊文化與魯文化的關系上，圍繞“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這一經典名句，得出“齊、魯文化同根同源、同生共存，相互融合，互認、包容、賦能，逐步走向‘尚一統、求大同’，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脈”的結論。三是作者在浩瀚的有關齊文化的經典和著作中，用優選法、透視法、畫龍點睛法、吸引眼球法、以小見大法，等等，概括選擇了九章39個題目，每個題目簡明易記、風趣幽默。作者告訴我，為了寫好這部報告文學，他閱讀了幾百本有關齊文化的書籍，僅在本書后面列出的“參考文獻”就有46部。這種獨具匠心的立題方式，既能體現齊文化的本質，又能引領讀者對齊文化的深入思考。四是作者是在對齊文化遺址、遺物、遺存、遺跡和淄博對齊文化的現代傳承物品，實施調研、采風、親自觀看的基礎上，帶著對齊文化和淄博的真情實感寫出了這部作品。作者說，2023年，他先后五次到淄博，“努力做到親眼見，親耳聽，直接到現場，自己辨認和判斷。”作者是沂蒙山人，淄博沂源縣是沂河的源頭，淄博和臨沂兩地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臨沂是東夷文化的發祥地，齊、魯文化皆是源于東夷文化，從這個角度講，臨沂和淄博是一家人，作者是帶著對家鄉的深厚感情，來撰寫和抒發東夷文化、齊文化、魯文化和沂蒙精神、焦裕祿精神的。尤其是書中對焦裕祿在預感自己患病、生命有限之際，冬季穿著套筒棉衣，借錢帶妻兒回博山老家探親，雪地里向母親和家鄉告別下跪等情節的描寫，不僅讓讀者動容，也充分體現出作者的內心情感。

《齊風淄火》鮮明地給讀者指出兩個范疇的文化現象。一個是“齊風”，就是對齊國文化的經典概述和描寫；一個是“淄火”，就是對淄博傳承和發展齊文化的典型文學報告。在我看來，“齊風”大致是“舉賢尚功”之風，“管鮑相交”之風，“稷下學宮”之風，“大商無算”之風，“有備無患”之風；“淄火”大致是“陶琉傳承”之火，“聊齋再熱”之火，“周村旱碼頭”之火，“焦裕祿精神”之火，“海岱書樓”之火，“馬踏湖生態”之火和“肉串燒烤”之火。“齊風”是“淄火”的前提和源泉，“淄火”是“齊風”的傳承和發展。

先說“齊風”五個方面的文化精髓：

所謂“舉賢尚功”之風，其實質在于“法”。這是姜太公創立的齊文化“底座”，是支撐齊國八百余年的思想積淀和組織基礎，這種“唯才是舉”“任人唯賢”的治國方略，看似是個用人、獎懲機制問題，實際上關系到齊國變革、進取、擴張乃至政治、經濟、軍事、法治、文化的立國之策和強國之法。從對姜太公封齊的創建，到齊桓公起用管仲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再到田齊開創稷下學宮成為戰國七雄之冠，都閃爍著舉賢尚功文化的光芒；從齊國兵學《六韜》到《司馬法》，再到《孫子兵法》所提出的兵學理念，尤其是孫武的“五事”——“道、天、地、將、法”和“將”——“智、信、仁、勇、嚴”的舉賢尚功標準，更是顯示了這一文化在齊國軍事領域的運用。

所謂“管鮑相交”之風，其實質在于“容”。管仲和鮑叔牙本來是各為其主的兩位謀士。管仲是齊襄公的公子“糾”的師傅，鮑叔牙是齊襄公另一個公子“小白”的師傅。在齊襄公政局混亂時，公子糾跟著師傅管仲到魯國避難，公子小白則跟著師傅鮑叔牙到莒國避難。齊國內亂后，兩位公子都想回來爭奪君位。在分別回齊國的路上，管仲為讓公子糾獨霸君位，便在半路上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小白裝死，先行到達齊國，并當上國君為齊桓公。齊桓公即位后詢問鮑叔牙如何安定社稷，鮑叔牙卻力薦管仲。桓公說，我與管仲有“一箭之仇”怎能用他？鮑叔牙說，他是為主子出力，他的能力遠超于我，你若用他，則“一匡天下”。管仲果真輔佐齊桓公成就春秋大業。從“一箭之仇”到“一匡天下”，體現的是“包容”“寬恕”“理解”和“信任”。這一文化現象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習近平總書記講：“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越包容，就越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延綿不斷。”“管鮑相交”，首先是政治需要，管、鮑都是為了國家利益和長遠大業而包容、寬恕；其次是各自找準定位，鮑叔牙對齊桓公說，治理國家不是我的擅長，若論治國之才、富國強兵，大概只有管仲了。孔子評價管仲：“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再次是君主對管、鮑的理解和信任。歷史證明，“管鮑相交”文化成就了齊國的發展壯大和強盛。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地球村經濟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凝聚人類命運共同體，更需要這種包容文化。

所謂“稷下學宮”之風，其實質在于“鳴”。稷下學宮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推陳出新、守正創新”思想的發源地，稷下文化是多元文化的象征。稷下學宮之風，營造了招賢納士、廣開言路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濃厚氛圍。司馬光《稷下賦》曰:“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稷下之“鳴”，正如齊威王虛懷納諫，勵精圖治，“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吸引儒、道、法、農、名、兵等各家云集而來，涌現出孟子、荀子、鄒子、慎子等諸子百家，使稷下學宮延續了一百五十余年。如果這一文化現象一直延續下來，中國的文化繁榮和民主進程不知要少走多少彎路。遺憾的是，稷下文化被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所替代，成為兩千多年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神化專制王權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及主流思想。稷下學宮開創的一百二十多年前，是孔子不辭勞苦、周游列國在講學。這兩種弘揚文化、傳授學術的方式也可能是當時齊、魯文化傳播、傳承的殊途同歸，也可能是今天的“論壇”形式與“課堂”形式的不謀而合。因此說，在中國歷史上，稷下之“鳴”與“子曰”同等重要。我們挖掘、保護、傳承兩千多年前的稷下文化，并不意味著“復古”，而是鑒古知今、彰往察來。我們可以把稷下之“鳴”，與“五四”運動相聯系，看到促進思想啟蒙和新文化傳播，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的重要；可以把稷下之“鳴”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改革的思想解放相媲美，營造又一個堅持理性和深邃，具有社會朝氣和活力，敢于突破和創新，體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可以把稷下之“鳴”與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融合，從根本上確立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形成中國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諧格局，顯示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

所謂“大商無算”之風，其實質在于“信”。大商無算，是商業智慧，是思想境界，是政治信念。真正的大商與大家、大國一樣，在他們的命運、生涯和一切活動中，沒有算計而又無所不算，他們算的是大帳而不是小賬；算的是長遠利益而不是急功近利。正如《易經》所云：“于己有利而于人無利者，小商也；于己有利而于人亦有利者，大商也。”“大商之為商者，非以聚財富家為目的，而已經世濟民為己任。”“大商無算”雖說是淄博周村瑞蚨祥創始人孟洛川在登泰山時傳授給兒子的“經商之道”。但早在齊桓公起用管仲時就顯示出其大家風范了。他不計較“一箭之仇”，“算”的是齊國的長久之利——“一匡天下”；管仲胸襟宏闊曠達，以天下之利為利，不貪圖一時一己私利，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我國在外交上與南方國家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并給予一定的物質支持，有人對此不理解，認為是花錢買“友誼”，豈不知這正是從國家的長遠利益著想而“算”出的戰略決策。支撐大商無算的文化基礎是“信”。孟洛川當年面對八國聯軍焚燒北京大珊欄連同瑞蚨祥店一同化為灰燼時，他首先想到的是對顧客的誠信，于是第一個寫下告示承諾：“凡本店所欠客戶的款項和實物（有憑證）一律奉還，凡客戶所欠本店的款項一筆勾銷，本店永不歇業！”。孟洛川這一主動讓利的舉措，實際上是延續了常年踐履的“誠信至上，貨真價實，言不二價，童叟無欺”的經營理念，很快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收獲：欠款的客戶紛紛介紹親朋好友成為瑞蚨祥的忠實顧客。“信”之文化，從根子上說，也是齊桓公信守與魯國簽訂的盟約創立的。本來這個盟約是齊桓公在威逼下簽的，回國后想撕毀，管仲勸說他不要失信于諸侯，失信于天下，應該如約歸還占領的魯國領土。齊桓公遵從了管仲的意見。各諸侯見齊桓公言而有信，恪守承諾，都紛紛臣服齊國，從此齊桓公開始成為出春秋霸主。齊國之“信”與魯國之“信”如出一轍。孔子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國不立。齊、魯都把“信”提升到治國理政的地位。由此可見，誠信是中國傳統文化精華所在，更是構建整個社會道德體系的基礎。這就是“大商無算”之風能夠賡續傳承的本質所在。

所謂“有備無患”之風，其實質在于“備”。“有備無患”是齊國兵學的一大特色。《司馬法》認為：“國雖大，好戰必危；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表明既反對戰爭，又不忘戰爭準備。《六韜》卷一《文韜》篇內分《文師》《守土》《守國》《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論述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家實力，在物質和精神上做好戰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兵，對人民教育訓練，使之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注意保守秘密，這樣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孫子兵法》“十三篇”中可以說篇篇都體現了“有備無患”的思想，尤其“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戰而屈人之兵”“以虞待不虞者勝”等名言警句，更是具體形象地告訴我們：“知勝（信息情報準備無誤）方能全勝”“威加于敵（對敵有威脅的戰爭準備）方能不戰而勝”“備戰方能止戰”。任何的作戰平臺和機遇，都是給予有準備的人。“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實際上是姜太公早已做好了被周文王重用的準備。早于秦國東長城一百五十年多年修建的齊長城，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備戰、防御、贏得戰爭主動的一道屏障。新中國建國以來我們始終堅持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方針，在很大程度上與傳承“有備無患”的傳統兵學文化有很大關系。“有備無患”思想實際上是中國兵學文化的“和平”底色。在現代戰爭中，所謂的“空城計”是不存在的。所說的“不戰而勝”“伐謀伐交”等等，要真正取得成功，主要靠實力，既要看綜合國力，也要看軍事武裝的戰斗力。我們國家從領導人到老百姓，都希望與美國搞好關系，但為什么美國根本不領情，總是想著法的整我們。說到底，就是我們的實力不如他們。要想和平必須有止戰的實力和準備。所以，我們非常希望人民解放軍做到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希望官兵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建設世界一流的軍隊，發展具有積極防御功能的、能與強敵抗衡的武器裝備。只有戰無不勝才有不戰而勝。

“法、容、鳴、信、備”蘊含了齊文化的精髓，反映出齊文化的個性特征，表明了齊、魯文化的融合、滲透和共生共存，體現了齊文化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尤其顯示出中華優秀傳統兵學文化的“根脈”特質。

再說“淄火”七個方面的文化要素：

“陶琉傳承”之火——從八千年前的后李文化開始，到宋金時期技藝提升，直至發展為今天淄博陶瓷業成為一張“中國文化名片”，泱泱齊文化孕育火紅的“陶琉之鄉”。

“聊齋再熱”之火——蒲松齡為民執筆的《聊齋志異》，“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聊齋文化沉寂多年不鳴，刀郎的新歌《羅剎海市》一鳴驚人，不僅帶火了聊齋文化，還帶火了淄博城。

“周村旱碼頭”之火——在商周時期就有散宜生搭救周文王故事的周村（當時為於陵），自古以來以商業聞名，成為魯商文化的起源地，傳承的是“左手捧《論語》，右手撥算盤”，以“見利思義”“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的“大商之道”，續寫“旱碼頭”“金周村”“天下第一村”的新篇章。

“焦裕祿精神”之火——齊地從不乏英雄和時代先鋒。出生在淄博，出名在蘭考的焦裕祿，作為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精神的核心是為民，這與齊魯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一脈相承。淄博的山水和人民養育了焦裕祿，偉大的焦裕祿精神在淄博賡續傳承，英雄輩出。

“海岱書樓”之火——“稷下學宮”文化傳承至新時代，淄博“海岱樓鐘書閣”閃亮登場，它以《史記》“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語句而冠名“海岱”，以敬仰錢鐘書先生而取名“鐘書閣”。這里以圖書為媒介，以讀紙書為樂趣，以“海岱講堂”“稷下學堂”等為文化賦能，以打造圖書銷售、文創活動等為文化服務，迅速成為淄博市民和外地游客的打卡地。這是《勸學》和“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之火，是“稷下學宮”的接力、傳承之火。

“馬踏湖生態”之火——處于淄博桓臺的馬踏湖區，傳說是春秋時期齊桓公會諸侯和屯兵、練兵、備戰的地方。齊國兵強馬壯，萬馬奔馳、眾馬踐踏，平地成湖。公元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為“有備無患”，在湖區中心，人工開挖一條東西向冠名為“預備河”的防洪排澇河道。如今馬踏湖一掃前些年嚴重污染的“生態赤字”和“環境透支”，評為全國首批美麗河湖優秀案例第一名。馬踏湖“火”了，火在貫徹“有備無患”思想和“綠水青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

最后說“肉串燒烤”之火。新冠疫情過后，“進淄趕烤”“火”的不僅僅是肉、串、味和物流人流，而是“火”的齊文化精髓。“淄博燒烤”這么大的動靜，首先要考慮的是管理、規范、秩序和法治，淄博市黨政機關和相關部門齊抓共管，把燒烤市場管理得井井有條，這就是齊文化“法”的力量在傳承，在發展，在起作用；淄博從接納大學生的那時起，彼此就視為一家人，相互間的包容、寬恕、體諒、理解和支持，有著枚不勝舉的故事，至于燒烤火了之后，淄博人民對外來顧客的包容之情，更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這就是齊文化的“容”，這種包容性越深入和持久，對齊文化的發展就更進一步；來自不同地域、不同風俗、不同層次的“趕烤者”，面對面地坐在低矮的小方桌前，有交流、有研討、有爭論，這雖然是無主題的“稷下講座”，但“鳴”的文化默默地在傳遞、轉化和發展，這也正是齊文化“鳴”的特質；“淄博燒烤”中最令人難忘的，就是淄博政府的三封公開信，一封給山大學子，一封給全體市民，一封給游客朋友，每一封信都體現出誠心、愛心和責任心，充滿了誠信、守信和彼此信，而且他們說到做到，經得起監督，經得起試探，經得起實踐的檢驗，經得起持久的考驗，使“誠信至上”形成社會互動，成為環境氛圍，這不正是齊文化大商無算精神的賡續和“信”的傳承嗎？！“淄博燒烤”這么多的攤位，這么多的顧客，它需要大量的、保鮮的、定時到貨的肉串、面餅、酒水、炭火等食物和用品，這些都需要提前準備、儲備和備份，哪一方面做不到位，都會在全局上掉鏈子。這些，“淄博燒烤”都做到了。實踐證明，“備”不僅適用于軍事和戰場上，在商業經營和日常生活中也用得上。

（作者：齊魯文化、兵學文化研究學者）

2024年11月30日于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