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國將帥里，彭德懷與黃克誠個性非常鮮明，他們都屬于鐵骨錚錚之人，都屬于剛正不阿之人，都屬于堅持真理之人。而這樣極富性格的兩個人，卻有著令人叫絕的交集傳奇，有著令人稱道的崇高友誼。

他們有著過命的交情

這種過命的交情，主要就是彭德懷曾救過黃克誠的命。

那是在中央蘇區開展肅清“AB團”分子時，當時作為紅3軍團3師政委的黃克誠，因為抵制肅反委員會到師里亂抓人，因而被懷疑是“AB團”分子，就這樣黃克誠被抓了起來。要知道，肅反委員會奉行的是極“左”的一套，被他們抓走意味著性命難保。而令人悲催的是，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大家都處于人人自危的狀態，敢怒而不敢言，都是束手無策。但就在這關鍵的時刻，軍團長彭德懷挺身而出，他要求肅反委員會必須拿出黃克誠是“AB團”的證據來。彭德懷的這一“軍”，還真把肅反委員會給“將”住了。最終他們在沒有拿出證據的情況下，只好給黃克誠扣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

但不管怎么說，黃克誠終于能夠免于殺頭。

有意思的是，彭德懷的這個救命之恩黃克誠當時并不知道。而在此后的28年里，彭德懷對此也只字不提。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黃克誠時，有人翻歷史老賬，提及彭德懷對于黃克誠有救命之恩。黃克誠才得知當年事情的原委。

另外，這種過命的交情，還源自廬山會議上黃克誠在政見上對彭德懷的支持。

原本上，黃克誠是在會議期間被叫到廬山參加會議的。他在明知彭德懷被“打倒”的情況下，明知支持彭德懷勢必影響他政治命運甚至生命的情況下，依然敢于堅持真理，敢于替彭德懷說話。并錚錚表示：“落井下石也得有石頭，可我一塊石頭也沒有。我決不做誣陷別人的事”。

在那種大環境之下，這種替彭德懷說話的錚錚之言，完全可視為兩人的另一種過命的交情與行為。

他們有著激烈的爭論

彭德懷與黃克誠雖有過命交情，給人的印象也是二人非常合得來。但實際上，二人并不乏爭論。甚至彭德懷在與眾多將帥的交往中，由于與黃克誠工作中共事與合作的機會較多，因此，爭論最多的也是與黃克誠的爭論。

1932年10月紅軍打贛州時，黃克誠時任紅3軍團第1師政委。對于臨時中央推行的“左”傾冒險主義，黃克誠極力反對。而在一些問題上，黃克誠甚至與軍團長彭德懷持有嚴重的不同看法。他甚至表示彭德懷“是半個立三路線”。贛州戰役結束后，紅3軍團政治部專門召開了廣昌會議，主題就是集中批判黃克誠的錯誤。但黃克誠據理力爭，就是不服，就是不檢討。最終結果是黃克誠被撤銷師政委之職。會后，彭德懷曾找黃克誠談話，并提醒他說：“如果再提意見，你就要被攆出紅軍了”。但黃克誠則反問說：“我又不是啞巴，怎么能有話不說”。

在建國后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幾年里，由于黃克誠作為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經常甚至天天與彭德懷打交道，兩人因一些國防和軍隊建設問題難免有不同觀點和看法，同樣也有過不少的爭論。

不過，他們都是共產黨人，都是對革命事業負責，爭論之中并不帶有個人色彩。黃克誠曾形象地回憶說：他和彭德懷幾乎爭論了半輩子。但他們之間的爭論從不傷及感情，他們之間誰輸理，誰就會口服心服地表示接受。

他們有著彼此的欣賞

彭德懷作為一個純粹的軍人，他對勇敢不怕死的軍人總是高看一眼。而黃克誠戴著一副眼鏡，看上去也很文弱，但這并不使他缺乏勇敢、并不使他缺乏鐵血。

1930年5月，紅5軍攻打修水縣城的戰斗中，作為8大隊政委的黃克誠，帶頭沖在前面。激戰正酣時，黃克誠親自上陣掄大刀與敵進行拼殺。后來彭德懷得知此事，對黃克誠說：“老黃，下次作戰不許你也跟著掄大刀。要知道，你戴著那么大一對眼鏡片子，一看就是個官，很容易遭槍子”。

顯然，彭德懷的警告中更多地是帶有關切、帶有愛護、帶有欣賞。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彭德懷作為軍委副主席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黃克誠先是任副總長兼總后勤部部長，后來任軍委秘書長。作為彭德懷最主要的助手，協助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這足見彭德懷對黃克誠有多么的信任、多么的厚愛、多么的欣賞。

而同樣，黃克誠對彭德懷的欽佩贊賞也是與日俱增。

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后，彭德懷的志愿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的身份正式向全世界公開。時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的黃克誠，在給彭德懷的慰問信中這樣寫道：“敬愛的彭總：每當哪里最危險，哪里最艱苦，哪里最困難。你就在哪里出現，你真不愧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我黨的優秀黨員，中華民族的英雄兒子”。

上世紀六十年代彭德懷到“大三線”工作時，黃克誠曾連夜填成了《江城子》一詞：

江城子 憶彭德懷
久共患難自難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無從話短長。兩地關懷當一樣，太行頂，峨眉崗。猶得相逢在夢鄉，宛當年，上戰場，軍號頻吹，聲震山河壯。富國強兵愿必償，且共勉，莫憂傷。

黃克誠在晚年時，曾這樣說道：“我和彭德懷言不及私，相待以誠，相爭以理，性格作風比較合得來，如此而已”。

黃老的話雖是簡單樸素，但卻深深地折射出了兩人的崇高人格與崇高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