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反對教條主義”，致使劉伯承、粟裕、肖克、李達等我軍高級將領受到了錯誤批判。其中，關于對粟裕的錯誤批判，有一條便是說他與彭德懷“將帥不和”，而這種不和“主要責任在粟裕”。對于這段歷史，有關檔案材料已公開，《粟裕傳》等都作了相關情況披露。本文就此略作分析。

彭德懷與粟裕兩個人合作了六年。一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一個負責總參的全面工作。這兩個崗位可以說是軍隊最頂層、最重要的兩個崗位。總體上來講，他們的合作還是可以的。兩個人都是革命家、軍事家，都一心撲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上。因此，在他們兩個人的領導下，那時的軍委機關工作，包括總參謀部的工作，都是高效率的，都是卓有成效的。軍史界對這一時期的軍隊建設和軍事斗爭準備工作，給予的評價也較高。《彭德懷傳》這樣評價道：“50年代軍委機關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工作效率，令行禁止，雷厲風行，保證了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直到30年以后，1982年軍委研究領導體制改革時，還有些領導干部懷念說，30年來軍委領導體制幾經變動，還是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時期辦事比較順當，效率較高”。

軍委機關的這種高效率和卓有成效，顯然凝聚著彭德懷和粟裕的心血和智慧。試想，如果兩人嚴重不和，矛盾激化，精力用于內耗上，是不可能有這種高效率和卓有成效的。

當然，我們也毋庸諱言。彭、粟兩個人之間確實存在一些矛盾分歧。《粟裕傳》這樣記載道：

“在對未來戰爭的認識和戰爭準備問題上，粟裕與彭德懷是存在分歧的，比如根據戰略方針制訂作戰計劃和建立戰略預備隊及增建機械化師等問題上，他們都存在不同認識和處理對待上的分歧。在工作作風上他們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見《粟裕傳》第939頁）

透過這段話不難看出，彭、粟兩人之間的意見和分歧，主要是為了更好地搞好國防部及總參的工作，主要是為了把我軍軍隊建設和軍事斗爭準備搞得更好。當然，由于兩個人的經歷、性格和工作作風不同，自然也會對工作上帶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彭德懷的性格剛烈火爆，而粟裕“對上尊敬拘謹”，只有工作關系 ，而無私交來往。粟裕的這種處事和待人原則，反映在戰爭年代是“斗膽直陳”，反映在總參工作期間，他認為“自己是正確的便毫不讓步，反復提出意見，甚至當面力爭”。這樣下來，兩人之間的矛盾非但沒有得到緩解，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加重。

盡管是工作上的分歧和矛盾，盡管是兩個人的性格差異較大，但在軍委擴大會上，將這種工作上的矛盾上升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錯誤進行批判，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了粟裕身上”，一是有些無端的放大了這種矛盾，二是對粟裕確是有失公允，三是太過上綱上線，四是有些借題發揮。

《彭德懷傳》對這一段歷史這樣說道：“這次運動彭德懷雖然不是主要的發動者，但他的思想和發動者是完全一致的。加上他是這次會議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后人認為他對會議的錯誤應負更多的責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見《彭德懷傳》第556頁）

好在經過時間的沉淀，彭德懷被“罷官”后，他本人對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也進行了反思，并且認為自己“對劉伯承、肖克等人的批判是錯了，是‘言過其實’的......甚至他曾經囑托他的侄兒彭起超，在有機會時一定要代他向肖克道歉”。（見《彭德懷傳》第556頁）

彭德懷的這一做法，顯然還是體現了他的光明磊落與實事求是，體現了共產黨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高尚一面。

（帥克是作者網絡用名，軍史專家，將帥傳記特約作者。帥克品讀，堅持原創，堅持客觀，堅持公正。點擊關注，與帥克一起深耕戰爭，品讀將帥，弘揚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