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文明初曙 探究“三交”源流

——河北考察記

文 | 馮 楨 來源 | 大同日報

河北與山西以太行山為分界線，和山西的大同、忻州、陽泉、晉中、長治等市接壤。雖有太行山脈相隔，但山間陘道眾多，道路相通，兩省山水相連、人文相近、語言相通，歷史上往來密切，彼此不分。

市委統戰部日前組織我市專家學者赴河北省張家口、保定、衡水、邯鄲、石家莊等地考察調研，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題，以桑干河、長城、云岡、恒山等民族融合歷史見證和文化地標為坐標開展學術考察，走進當地博物館、古城址尋找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實證，并與當地專家學者座談交流，尋找大同與兄弟城市之間的關聯性、傳承性，推動我市“三交”史研究向縱深發展。

冀州古城遺址考察

行走河北 從古冀州到“三岔口”

　　山西大同與河北地緣相連，歷史相關、人文相近，有著講不完說不盡的話題。《尚書·禹貢》載，上古時期，禹分九州，冀州為首，大同乃屬冀州之域。冀州包括現在河北、山西等廣大的地域。

　　春秋戰國時期，襄子滅代、三家分晉，趙國滅中山、掃林胡、驅樓煩、掃韓魏、退齊楚，在北方設置了云中、雁門、代三郡，其中代郡大部分、雁門郡的一部分就在今天的大同地區。時至今日，靈丘還有趙武靈王的衣冠冢，靈丘的固城村還流傳著趙武靈王練兵的傳說。趙國都城先是晉陽，也就是如今的太原，后來遷都到邯鄲。

邯鄲市博物館展品

　　北魏定都平城，都城建設學習曹魏鄴城布局，平城百廢待興。崔浩、高允等河北名門望族出仕平城，對北魏的社會文化發展產生重要影響，而坐鎮平城指點江山的“千古一后”北魏馮太后為長樂信都人（今河北冀州）。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西北的大茂山為古北岳，清初，北岳國家祭祀逐漸由曲陽移至大同渾源恒山。云岡石窟對始鑿于北齊時期的河北響堂山石窟佛像造像影響頗深。遼金時期，大同為西京，河北蔚縣為西京所轄。

　　明代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很多河北人的祖先都是從山西過來，可謂是同根同源。移民，將三晉文化流播到河北的廣大地區，形成富有濃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兩地漸漸地融合成了一體，尤其是河北張家口、保定等地的居民與山西人來往更是緊密，兩地人互相嫁娶到對方省區的很多。

邯鄲市博物館考察

　　考察中發現，很多河北人認祖歸根，都將山西當作祖居之地，河北有很多人講晉語，以至于很多外地人聽到河北人講方言還以為是山西人，同樣也會有人把山西人誤以為是河北人，語言溝通無障礙，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很多河北人喜歡聽晉劇，《打金枝》、《金沙灘》、《見皇姑》等晉劇名段甚至也能哼唱幾句。

　　桑干河兩岸和支流繁衍生息過各種早期人類，朔州峙峪人、大同許家窯人、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這些古人類遺址都是人類文明的初曙。其中許家窯人是周口店北京人的后裔，距今約10萬年，向西遷徙，足跡遍布大同、烏蘭察布、張家口一帶。

張家口蔚州博物館展品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有個很有名的“三岔口”論斷，所謂“三岔口”，指的是蔚縣東北方向的遼西地區“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為一方；它西南方向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夏商文化”為一方；它西北方向的“河套地區新石器文化——青銅文化”為一方，三方的文化因素在這里“碰頭”，“幾種特征的文化因素交匯在了一起”——中原文化、東北文化、河套文化三種文化元素在張家口市的蔚縣融合分布。由此可以證實“張家口是中原與北方古文化接觸的‘三岔口’，又是北方與中原文化交流的雙向通道”。

　　大同，就在這個“三岔口”與雙向通道區域。這個從“戰”與“和”中走來的城市，以她包容大氣的胸襟和氣度，在長達4個世紀的時間里，強烈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走向。

北岳移祀 從大茂山到恒山

　　古人認為，國必依山川。秦一統天下后，建立了全國山川祭祀制度。漢朝于神爵元年（前61年）確立了五岳尊于眾山的祭祀地位，五岳元素從此融入各個朝代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

曲陽北岳廟

　　五岳祭祀是大一統王朝的產物，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價值。儒家經典《左傳》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報群神之功。”每逢改朝換代或太平盛世，皇帝都要舉行封禪大典，告成于天，以彰顯王朝統治的正統性與合法性。

　　古北岳在河北保定大茂山，自從后晉的兒皇帝石敬瑭將燕云十六州拱手送給北方的契丹，古北岳大茂山也有一大半被劃入了遼國版圖，定都中原的北宋王朝只好將祭祀北岳的廟宇遷移到大茂山以南七十公里的曲陽縣，民間遂有“先有北岳廟，后有曲陽城”的說法。“大茂維岳古帝孫，太樸未散真巧存。乾坤自有靈境在，奠位豈合他山尊。”可惜，幾番戰亂讓古北岳大茂山的尊崇地位從此不在。

曲陽北岳廟

　　考察組的專家學者們走進曲陽北岳廟，一座誠樸雄偉的巍巍大殿忽然正襟危坐地出現在眼前。面闊七間、進深四間的德寧殿是北岳廟的正殿，也是中國現存最高大的元代木構建筑。出檐下的宋元斗拱種類繁復，正中懸掛的青色牌匾上用金書寫著“德寧之殿”四個大字。德寧之名，相傳是出自《莊子》里的“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天清地寧，風調雨順，五谷豐登，是農業社會先民最大的愿望。

　　北岳廟是北岳安天玄圣大帝的道場，德寧殿內供奉的主神自然也是坐鎮地方的北岳大帝。北方屬水，與黑色對應，所以作為神格化存在的北岳大帝也被賦予了司水之神的功能。在道教典籍的描述中，主管江河湖海的北岳帝君常以身披君服元流之袍，頭戴太真冥冥之冠，腰佩長津悟真之印的形象出現，他的坐騎是黑色的飛龍，他的隨從有七千仙人和玉女。

曲陽北岳廟

　　清代起，北岳從河北曲陽大茂山移祀到渾源恒山。北岳移祀其實在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便由兵部尚書馬文升提出。清順治十七年（1660），刑科都給事中粘本盛條奏，請移祀北岳于渾源州。直至清康熙皇帝即位后，遣工部右侍郎李呈祥致祭北岳恒山之神，標志著渾源恒山的祭祀，正式上升為國家祀典。

　　北岳為什么移祀？說法多多，粘本盛條奏的移祀理由是，“夫辨方正位，渾源于四岳為正北，曲陽稍在其東。國家建都于燕，曲陽在神京之南，渾源在神京之北，為國家藩屏。”渾源學者李向奎認為，今北岳地處太行山西側、大同市之南，誠如順治《恒岳志·序》云：“（恒山）外阻沙漠，內連紫塞，峙中華之坊表，鞏神京之翊衛”，地理位置至關重要。隨著明朝軍事力量在大同的發展，渾源州境內的恒山亦是威靈丕著。有明一代，馬文升、陳棐、胡來貢等人的移祀請求，雖未獲批準，但清代北岳祭祀由曲陽移至渾源，自然與明代軍事力量的持續推動及諸人在朝中的廣泛影響密不可分，更是國家一統意志的體現。

都城模范 曹魏鄴城與魏都平城

　　此次河北之行，考察組夜訪燕下都，探訪正定古城，深入趙邯鄲故城遺址、曹魏鄴城遺址實地調研，旨在探尋歷史線索，了解故城面目。此行考察的重點是曹魏鄴城遺址，北魏平城“模鄴、雒、長安之制”，都城建設脫胎于鄴城、洛陽和長安，但它又對中原故都形制作出成功的修改與創新，其影響及于隋大興（唐代改稱長安），明清季北京和朝鮮乃至日本的平壤、漢城、藤原京和平城京。

鄴城考古遺址

　　鄴城位于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20公里的三臺村附近，由鄴北城和鄴南城組成。鄴北城曾是曹魏、后趙、冉魏、前燕的都城，東魏在鄴北城南部加筑鄴南城，兩城共同作為東魏都城，北齊繼續沿用，前后達370余年。

　　鄴北城平面大致呈長方形，東、北、南三面仍保存有墻基。雖為曹魏時期的魏王之城，卻第一次出現了中軸線布局，在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鄴北城南面3門，東、西面各1門，北面2門。1條東西向大道，連接建春門與金明門，把城內分為南、北兩部分。東西向大道以北，中央為宮殿區，西部為苑囿和后宮，東部為戚里和衙署；東西向大道以南為官署和一般居民區。南部中央大道南起中陽門，北對宮殿區，是城內最寬的道路，也是城市的中軸線。

鄴城博物館鄴城復原沙盤

　　三國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城市建設更加重視防御功能。鄴北城西北部的銅雀三臺就是防御設施之一。三臺分別為銅雀（爵）、金虎（鳳）和冰井臺，西依城墻，東鄰銅爵園，銅爵園內置武庫、馬廄、倉庫，既是游宴之所，又提高了防御能力。鄴北城南墻下還發現一個潛伏門，是內外交通的秘密通道，始筑于曹魏時期，一直使用至十六國。

　　文史專家宋志強認為，鄴城“中軸對稱、分區布局”的建筑格局和“先規劃、后建設”的設計理念，為東亞地區古代都城建設提供了一個典型樣本，對魏都平城的建設有著重大影響。

趙王城遺址

　　文獻中記載道武帝建都平城“規立外城，方二十里”，根據推測，北魏平城東邊界的南北延長線恰好北到方山、南到六棱山西端大頭頂，這是一條山川定位的軸線，體現出了將區域山川軸線作為都城控制邊界的設計思路，繼承了秦漢以來都城大尺度設計的規劃傳統。

　　魏都平城是充分體現帝王意志，內涵豐富、規模壯闊的中世紀封建禮制建筑群落。其有郊有甸有塞圍，三重防護；設有三城，即宮城、都城、廓城，宮城在北，廓城在南，都城在廓城中，由北向南一字排開，城城套疊；敕造前市后朝，左祖右社，明堂圓丘，理圓義備；城內中軸對稱，棋盤交錯，里坊規整，九衢通達。而且“胡人善水”，鑿引武周川水北上，使平城“二龍”戲珠水環繞，淡煙宮闕聞鐘聲。

正定古城

　　文史學者馬志強認為，平城的都城空間形態和規劃思想是北魏國家和制度確立的空間投射，不是簡單的胡漢雜糅，而是民族融合的產物，都城規劃建設在自然山水利用、禮制空間組織和社會治理等多方面探索創新，對平城后期的空間形態和遷都后北魏洛陽的規劃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進而影響了隋唐長安和后世都城。

佛教造像 “北齊造像模式”與“云岡模式”

　　響堂山石窟與云岡、龍門并稱中國三大皇家石窟。出峰峰城不遠，便是響堂山石窟了。響堂山石窟是以北齊石刻為主的石窟群，分南北兩處，相距15公里。

　　北齊取代東魏之后，有兩個政治中心，一是國都鄴城（河北臨漳縣境內），一是別都晉陽（山西太原）。地扼太行山東西交通要隘的鼓山，是兩都來往必經之地。這里山清水秀，風景美麗，石質優良，北齊皇帝高洋篤信佛教，將佛教奉為國教，故選擇此處鑿窟建寺，營造宮苑，作為他來往于兩都之間的休憩、避暑和禮佛之地。中國藝術史上一部分最精致的佛教造像就此誕生。

響堂山石窟

　　兩處響堂山石窟均始鑿于北齊時代（550—577），隋、唐、宋、元、明各代均有增鑿。東魏武定末年，北齊文宣帝高洋命人在鼓山之腰，開鑿石窟，雕刻佛像。之所以稱為“響堂山”，據說是因在石窟幽深的洞中，人們擊掌、甩袖等動作都能發出洪亮的回聲。南北響堂山石窟現存石窟16座，摩崖造像450余龕，大小造像5000余尊，還有大量刻經、題記。響堂山石窟是1961年經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北齊是一個政治動蕩、戰事連連的朝代，然而這個短命的王朝卻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下，創造了藝術的高峰。鮮卑貴族與武士，漢族官吏和藝匠，漢族或非漢族的佛教僧侶，外族商人、樂伎以及官方使節都活躍于當時的文化、宗教、商業乃至政治舞臺。不同文明、文化彼此影響而后交融，創造了嶄新的藝術樣式。在中國石窟藝術發展史上，響堂山石窟留下了與眾不同的一筆，它也因為吸收了源于不同民族的文化精華和鑿刻成就，被學界稱為“北齊造像模式”。

鄴城考古博物館展品

　　考察組一行從魏都平城而來，很想了解云岡石窟對響堂山石窟的影響。北魏時期，僧徒大統領法果提出“帝即是當今如來”主張，拜天子就是拜佛，使得佛教造像上出現了佛與皇帝的合身像，這既體現在了云岡石窟、龍門石窟上，也體現在了響堂山石窟中。據說大佛洞是北齊開國皇帝高洋為其父、東魏權臣高歡所建造的，不僅佛像是同高歡的合體，中心柱頂部還有所謂“高歡陵穴”。但據實地考察，頂部的洞窟并沒有葬具之類，也沒有發現人骨。

　　考察中發現，以云岡石窟為濫觴的中國佛教石窟藝術，隨著北魏遷都洛陽，龍門石窟繼承并發展了云岡的藝術特征，再由高歡將東魏遷都鄴城，按理說，響堂山石窟應該承接云岡和龍門藝術傳統并繼續發揚光大。可是，它卻展現出與前兩者都不盡相同的個性。

鄴城考古博物館展品

　　云岡石窟早期開鑿的石窟，有個典型的洞窟形式——中心立方柱，四面開佛龕。無論云岡還是龍門，所有早期洞窟中的大小造像均琳瑯滿目，布滿石窟。但響堂山石窟具有頗多留白，有些洞窟是三面開佛龕，有些只有單面，一些墻壁并無雕刻，而是空在了那里。例如北響堂最重要的大佛洞，中心方柱就只有三面開龕。石窟內的主角是高3.5米的大佛，大佛結跏趺坐（亦稱“金剛坐”）于帷幕帳形龕內，身著雙肩式袈裟，衣紋疏宕，均向腹部平緩中垂。大佛體態圓闊，面容豐滿，高鼻長目，面帶微笑，這種渾圓敦實的體態造像與北魏時期“褒衣博帶、瘦骨清像”的風格大為不同，整體造型給人一種厚重有力之感。

響堂山石窟數字展示中心展品

　　響堂山的佛像，表現出北齊民族的強健和豪邁，形體敦厚結實，面稍豐滿，高鼻長目。結跏趺坐或半結跏趺坐于圓形蓮座上，衣紋疏宕，成不規則階梯狀布于全身，下擺鋪于座面。菩薩的體態也是渾圓敦實，其造型給人一種厚重之感。北響堂大佛洞左龕內的菩薩扭軀斜胯鼓腹、重心落于一腳的特點，應是開啟了隋唐造像那種“濃艷豐肥”“細腰斜軀三道彎”的先河。佛弟子面型與菩薩相同，體態渾圓，衣式簡潔明快，下身也與菩薩相似，有“曹衣出水”之風。“曹衣出水”這種薄衣貼體、襞褶稠疊、如出水中的西域樣式，在4世紀前開始沿著絲綢之路逐步向內地傳播。

鄴城考古博物館展品

　　文史學者谷敏說，響堂山北齊造像的雕刻技法在繼承北魏風格的同時，又有新創，在吸收北魏時期的直平刀法的同時，又使用圓刀法進行混合處理，尤其表現在衣紋轉折處更為明顯，從而使造像的服飾趨于圓潤，更加真實；在表現造像的肌體上更多地使用圓刀法，使造像增加了無限的生命力，并表現出鮮明的個性。石窟雕刻與壁畫彩繪相結合，也是響堂山的獨創。

　　響堂山石窟既保留了早期佛教造像的特征，又創造出三大石窟中沒有的新式樣，是響堂山石窟獨有的魅力，著名考古學家宿白先生認為：“中國石窟藝術的縮影在響堂。”

文 | 馮 楨 圖 | 任蘇亮 殷 鑫 視頻 | 新大同
來源 | 大同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