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位于黃河中游,陜西省關中平原東部,是關中的東大門,是中東部地區進入西北門戶的交通要道。境內有黃河、渭河、洛河穿越而過;著名的天險之地華山,也在其境內。
渭南之名,始于前秦時期,以在渭水之南而得名,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素有華夏之根,文化之源,三圣故里,將相之鄉美譽。
渭南地理位置獨特,歷史文化底蘊深厚,依山傍水,景色秀美,從古至今,名人輩出。如古代三圣三賢:字圣倉頡,酒圣杜康,史圣司馬遷,名相寇準,唐代大將張仁愿,唐代詩人白居易,以及近現代的張宗遜、楊虎城等名將都出自這里。今天我們要講述的老革命家潘自力同志,也是從渭南這塊紅色熱土上走出來一位黨的杰出領導人。他是陜西地區早期黨團組織的領導者之一;是渭華起義的重要參與者和領導者;是一位集軍事、政治、教育、外交于一身的全能型人才。
更為重要的是,他是大革命時期的第二任中共陜西省委書記,新中國開國第一任陜西省委書記。他曾兩度擔任中共陜西省委書記一職,可謂是意義非凡。下面讓我們來講一講他的傳奇故事。
潘自力,1904年出生于陜西省華縣高塘鎮棗園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盡管家境并不富裕,每天為生存而焦慮,但他的父親很富有遠見,哪怕砸鍋賣鐵,也要送他前往學校讀書,因為他認為,只有通過讀書才能為兒子在亂世的舊中國找到一條好的出路。
在父親的支持下,酷愛讀書的潘自力從小進入學校學習。17歲,他又投身軍營,在陜西督軍陳樹藩部當兵,后來他又返鄉考入咸林中學就讀,所以他不僅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而且也受到了一定的軍事知識訓練,使其在眾多的鄉村孩子中脫穎而出,成為了時代的佼佼者。
1923年,潘自力懷揣著對知識和光明的向往,來到了文化氣息和政治氛圍濃厚的北平,他倍感興奮,深感這是一片廣闊的天地。而此時的北平,恰巧剛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民主意識超前濃厚,思想甚是活躍,各種學派、團體林立。
在當前的政治背景下,他選擇加入了進步團體—共進社,并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這是他踏進革命征程的第一步。在此期間,他一面求學,一面參加共進社的社會工作,學習和革命兩不誤。
由于他文才好,頭腦靈活,很快便當上了總社的領導人和編輯,在社刊上了發表了許多文章,深刻揭露反動政府的腐敗無能,尤其是鋒芒直指北洋軍閥在陜西反動當局的罪惡活動,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應,組織上對他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隨著革命斗爭形勢的需要,他又奉命返回家鄉陜西,在白色恐怖下,冒著生命危險,頻繁往返于西安、三源、渭南等地,組建共青團組織,并且還在他就讀過的咸林中學創建共進社的地方團體,遍灑革命的火種。
之后,組織上為了更好的培養他,將其挑選為第二批學員,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接受了系統的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知識的學習和培訓,使其革命思想更加的成熟起來,并被正式轉為中國共產黨員,從此以后,開啟了他輝煌的仕途生涯。
學成回國后,他被任命為中共陜甘區委委員和宣傳部長等職,參與領導了西安市及長安縣等地的農民運動。期間,他積極開展群眾運動,促使陜西的革命群眾運動蓬勃發展,促使各個革命階級、階層都被卷入到洋溢著高漲的革命氣息中,充分顯示了陜甘黨組織廣泛發動群眾的強大威力,他功不可沒!
大革命徹底失敗之后,白色恐怖籠罩著中華大地,無數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慘死在蔣介石的屠刀下,各地的黨組織都遭到了空前的毀損,革命形勢異常嚴峻。危難面前,陜西共產黨組織沒有退縮,而是迅速組建起了中共陜西省委,他當選為省委常委和省委書記,并榮幸地參加了中共“六大”,成為了陜西地區黨組織的重要領導人。
針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屠殺,各地的共產黨員揭竿而起,拿起武器拼死反抗。在這種背景下,潘自立等人也及時在陜西地區組織策劃起義,發動了著名的渭華起義,打響了陜甘地區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渭華起義是大革命失敗后,陜西黨組織發動的三大起義之一,也是規模和影響最大的一次,是陜西第一次直接領導與發動農民群眾,并與軍隊互相配合進行的武裝斗爭。
所以這次不僅是陜西、西北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當時全國的重大事件,給予了敵人以沉重打擊,深刻教育了陜西廣大勞苦大眾,向他們指出了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正確道路。這次起義也鍛煉了一大批共產黨的優秀干部,其中的很多人都成為了后來西北游擊隊和紅軍的骨干力量。
白色恐怖籠罩的三秦大地,危機四伏,黨組織的生存異常艱難,年僅24歲的潘自力肩負起歷史的使命,勇敢地挑起沉重的擔子,他不急躁、不悲觀,謙虛、謹慎地領導黨、團員和干部,在殘酷的環境中堅持斗爭。
后他不幸被捕入獄,經過近兩年的關押,受盡了嚴刑拷打,但他始終意志堅定,沒有透露任何有關黨的秘密,經過黨組織的極力營救,他才得以出獄,總算撿回了一條性命,隨后,他又繼續奔赴在革命的征程中。
1931年,他奔赴法國留學。期間,他加入了法國反帝同盟中國支部,從事革命活動,后又輾轉赴蘇聯學習。學成回國后,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他幾經周轉,歷經磨難,終于抵達川北旺蒼壩,進入川陜革命根據地,來到紅四方面軍三十一軍出任政治部主任,及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干事等職,參與領導了多場戰斗,立下了赫赫戰功。后又跟隨紅四方面軍參加了艱苦卓絕的長征,歷經艱險、勝利到達陜北根據地。
全面抗戰爆發后,他立即奔赴抗日前線,并擔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副主任等職,參與了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斗爭,帶領根據地軍民不畏艱險,奮死拼殺,給予了日偽軍狠狠打擊,收復了大片失地,見證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
在轟轟烈烈的解放戰爭時期,他先后擔任了晉察冀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十九兵團政治部主任等職,率部參加了平津戰役、太原戰役、扶眉戰役、蘭州戰役等大型戰斗,后又率軍進軍寧夏,立下了無數戰功。
他帶領19兵團,身先士卒、不畏生死,勇猛頑強地攻打,取得了“金靈之戰”的偉大勝利。此戰役給予國民黨寧夏兵團以沉重打擊,使得寧夏馬鴻逵防線全面崩潰,首府銀川完全暴露在我軍的攻擊之下,迫使馬鴻逵父子逃往重慶,極大地動搖了敵人的軍心,銀川更是混亂不堪。
此時的國民黨寧夏兵團已經全部潰散,僅剩下毫無組織的殘部官兵。隨后,他率部浩浩蕩蕩開進銀川城,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儀式,全體軍民歡慶一堂,興高采烈地慶祝塞上古城銀川的解放。
1949年12月23日,寧夏省人民政府成立,毛澤東主席親自點將,任命他為寧夏人民政府主席、省委書記、省軍區政委,開始全面主持寧夏的黨政軍工作。因此,他也成為了新中國史上寧夏開國第一任首長,集黨政軍重任一肩挑,承擔起建設西北邊陲寧夏一省的歷史大任。
建國之初的寧夏,由于反動軍閥馬鴻逵長期以來的腐敗統治,可謂是千瘡百孔、破敗不堪、民不聊生,人們生活極其困難。尤其是一些土匪武裝,國民黨特務以及殘余勢力,隱藏在暗處,司機尋找一切機會進行破壞活動,企圖摧毀新生的人民政權,作垂死的掙扎。
面對如此困境,潘自力沒有氣餒,而是迎難而上,深感自己責任重大而光榮。他首先把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經濟和發展生產,作為全省的中心任務。圍繞這一首要任務,他號召全省人民加強民族團結,鞏固人民民主政權,安定社會秩序,為共同建設新寧夏而努力奮斗。
由于馬鴻逵在寧夏經營了很多年,雖然他已逃走,馬家軍被徹底打敗,但馬家部隊潰散各地,散兵游勇到處亂竄,大批槍支彈藥流散于社會,特別是盤踞在賀蘭山和同心一帶兩股大的政治土匪搶劫民財,禍害鄉干部。縣、區、鄉三級的民主建政工作任務緊迫。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寧夏大小土匪勢力20多股,給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的安全帶來很大的威脅,群眾強烈要求盡快削除這些土匪。面對嚴峻的形勢,潘自力親自部署剿匪計劃,親臨一線剿匪。在他的得力領導下,經過全省軍民的艱辛付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便將盤踞在寧夏地區的土匪武裝,完全徹底剿滅干凈,鞏固新生了人民政權,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贊譽。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以前,寧夏曾在很多地方大面積種植鴉片,全省共有七萬多煙民。為了實施全面禁煙,他以省政府的名義,曾三次頒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和布告,并成立禁煙禁毒委員會,制定禁煙禁毒暫行辦法,對永寧縣七區兩個鄉拒不執行政令,繼續種植鴉片的問題作出嚴肅處理,起到威懾和警示作用。
為了表明政府禁煙的決心,他在各個場合表示堅決支持禁煙,并組織力量公開燒毀舊官吏和煙民交來的三萬兩鴉片煙。群眾對此反響強烈,說道:“共產黨決心大,是真禁煙”。這一舉動,對提高共產黨的威信,促進城鄉煙民禁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寧夏的鎮反運動中,他十分注意妥善處理民族宗教問題。當時面臨的職業家庭土地出租、雇工種地等棘手問題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逮捕公審了一大批罪大惡極的地主豪紳。這樣的處理結果,既打擊了封建勢力和反革命分子,又正確貫徹了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有效地促進了寧夏的社會經濟發展。
隨后,他又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在這一關系到廣大回漢族農民根本利益和打擊封建勢力,解放農村生產力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中,他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
為了掌握指導運動的主動權,防止發生失誤,他在全省土改運動鋪開以前,親自帶領工作組,首先在安塑縣(今青銅峽市)的葉盛鎮用了40天的時間搞試點,深入到群眾家庭做細致的思想工作。通過試點,在獲得第一手經驗后,他又組織制定了具體政策,使土改工作在寧夏順利展開和完成。
主政寧夏期間,他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重要位置。為民眾造福一方,是他終生追求的目標。對于寧夏這樣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他善于從寧夏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實際出發,注重少數民族干部的選拔和培養,做好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
為此,他常常找在少數民族中有影響的上層人士座談,交換意見,安排他們到政府機關和政協任職,還挑選了兩位代表擔任了省政府副主席和省政協副主席,鼓勵他們坦誠進言,大膽工作。
同時,他還選拔各族優秀干部充實到區、縣各級政權領導班子中。在工作中,對回族、蒙古族上層人士注重團結,真誠相待,寧夏工作搞得很有生氣,群眾心情舒暢。民主人士說道:“我們寧夏人有福氣,得了這么個好領導。”
在干部任用上,潘自力不分親疏,堅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備”的原則。省委省政府機關干部來源廣泛,有來自19兵團、三邊分區、寧夏地下黨及新參加工作的少數民族上層人士、進步青年、還有舊政府留用人員等,情況十分復雜,稍有不慎,工作就會受到影響。但不管來自哪方面的干部,他都一視同仁,尤其對19兵團轉業下來的干部要求更為嚴格。
作為寧夏黨政軍的一把手,他平時的工作十分繁忙,經常通宵達旦,夜以繼日的工作。但他不管工作多么繁忙,都不忘到基層調研,心里常常掛念著人民群眾,只要能抽出點時間,他就到下邊去走訪群眾,噓寒問暖,體察民情,及時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困難,深受寧夏人民的愛戴和尊敬。
他在寧夏任職的那些年,是寧夏發展最快的時期。正是因為他為寧夏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才有今日寧夏的飛速發展。因此,他也成為了令幾代寧夏人都肅然起敬的好省委書記和省長,在寧夏人民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在寧夏創下的輝煌業績,中央領導看在眼里,人民群眾銘記在心。后來,他又被調往大西北的另一個省份—陜西省,出任省委書記、省政府副主席、省軍區政委等職,仍然主持陜西省的黨政軍工作。這是他第二次出任陜西省省委書記一職,因為在土地革命時期,他也曾擔任過中共陜西省委書記一職。
陜西省是他的故鄉,也是他參加革命的起始之地,他對這里一草一木以及這里的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為了讓家鄉人民盡快擺脫貧窮,過上溫飽的日子,他拿出十二份的熱情投入到陜西的建設中,甩開膀子加油干。
在任職陜西期間,他把治理寧夏時積累下來的寶貴經驗,全部用在了陜西的建設上。他在領導陜西的農業、手工業發展,以及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健康發展中取得了巨大勝利,極大地促進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把陜西省的各項發展帶入到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極大地提高了陜西人民的生活水平。
潘自立不僅在地方執政方面有超高的智慧,是一位理政高手,而且他還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他曾先后擔任了中國駐朝鮮、印度、泥泊爾、蘇聯等國的特命全權大使,為我國的外交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可就是這樣一位杰出的領導人物,他也沒有逃脫動亂年代的厄運。“文革”期間,他被免除一切領導職務,押送到山西霍縣“五七干校”勞動,遭到了殘酷迫害,不幸于1972年5月22日,永遠長眠在這里,68歲含冤去世。
他去世后,其夫人遵照他的遺囑,捐贈一萬元給其母校—咸林中學。他離開這個世界6年后,組織上為他平反昭雪,肯定了他為國家和人民所作出的一切貢獻。他的在天之靈也得到了安慰。
斯人已逝,風骨猶存!潘老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優秀共產黨干部,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敬仰中,我們永遠銘記他的豐功偉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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