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1日，清政府頒發上諭對日本宣戰。同一天，日本天皇下詔對中國宣戰。中日甲午戰爭全面爆發。

日本宣戰詔書

清政府在宣戰詔書中稱：“該國（日本）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釁開自彼，公論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曉然于朝廷辦理此事，實以仁至義盡，而倭人渝盟尋釁，無理已極，勢難再以姑容。”

清政府指責日本“逾盟肇釁”，是因為日本的一系列“不遵條約、不守公法”的挑釁舉動，讓中國忍無可忍才付諸武力，對日開戰。

日本則在宣戰的詔書中宣稱：“茍不違反國際公法，即宜各本權能，盡一切之手段，必期萬無遺漏。”聲稱是中國首先破壞東亞和平，所以日本才動手，要求臣民竭盡全力對中國作戰，并要求“不違反國際公法”。

為了用國際法包裝侵略，標榜“文明之師”，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日本軍方將法學教授由賀長雄在陸軍大學校授課的講義編印為《萬國戰時公法》，同時編印原敬《陸戰公法》、藤田隆三郎《海上萬國公法》等手冊指導日軍作戰。

日軍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巖指令由賀長雄擔任隨軍法律顧問，主要負責向軍隊普及戰時國際公法知識，并起草與法律相關的文件等。

在公開宣戰之前，日本秘密聘請美國《紐約論壇報》記者豪斯，擔任輿論戰方面的總指揮，豪斯熟悉西方媒體的運作方式，是個宣傳方面的行家，在他的策劃下，美國報刊發表的文章，絕大多數都是有利于日本，幫助日本塑造“文明”形象，使得美國媒體的親日傾向最為明顯，甚至把日本人稱為“東方美國佬”，而把中國人稱為“東方黑鬼和猶太人”。

在戰爭期間，日本國內共有66家報社派出隨軍記者114人、畫師11人、攝影師4人，其中以《朝日新聞》《中央新聞》記者最多。同時，日本軍隊要邀請《紐約世界》《倫敦時報》《黑白畫報》等西方有影響力的媒體記者17人隨軍采訪。

為了拉攏和利用國際輿論，日本政府不惜用金錢收買西方媒體。根據日本文獻記載，為了讓英國中央通訊社發表1次有償新聞，日本需要支付2000日元；通過路透社發布有償新聞，日本每次需要支付606英鎊。

1894年11月21日，日軍攻陷位于遼東半島的旅順，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四天三夜大屠殺，中國死難者近2萬人。英國《泰晤士報》、美國《紐約世界》相繼報道了旅順大屠殺事件，《紐約世界》先后發表以“日軍的殘虐行為”為題的社評和“旅順大屠殺”配圖報道，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引起歐美各國媒體相繼轉載。

為扭轉國際輿論，日本《時事新報》《日本》先后發表社論，對大屠殺進行辯解，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傳達應對的統一口徑，提示國內媒體不要跟歐美媒體強硬對抗，必須講究策略。同時，收買《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舊金山紀事》等歐美媒體，發表文章為日本辯護。

1895年2月12日，北洋艦隊投降后，日本軍隊在威海做了一場表演，為受傷的清軍“提供醫療服務”，并把自殺身亡的北洋艦隊司令官丁汝昌的靈柩“以禮送回”。在西方媒體記者的公開報道和軍事觀察員私下傳播下，日本人通過作秀表演扭轉了大屠殺帶來的負面形象。英國所謂的國際法泰斗胡蘭德更是宣稱“這是日本作為成熟的文明國家的標志性事件”。

與日本人積極操控現代傳媒工具，反復傳播戰爭謊言達到影響社會公眾和國際輿論相比，滿清政府幾乎毫無作為，清政府不僅不允許國內外記者隨軍采訪，甚至發生兩名西方記者因為誤闖清軍陣地被砍頭的事件，平白生出外交風波。

當西方媒體因為旅順大屠殺出現論戰時，滿清政府甚至沒有發布過任何的正式聲明，好像旅順大屠殺跟它沒有任何關系一樣，僅限于國內的譴責和謾罵，沒有向歐美媒體主動提供任何信息，眼睜睜地看著原本同情中國的西方媒體倒向日本。

日軍在旅順口拍攝掩埋尸體的宣傳照

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后，有賀長雄在法國用法語發表《日清戰役國際法論》，罔顧日軍在旅順實施四天三夜大屠殺（死難人數近2萬人）的事實，宣揚日本軍隊真的遵守了戰時國際公法，而中國軍隊卻沒有，一時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

有賀長雄利用自身的外語優勢，在國際輿論上為日本爭奪“文明戰爭”的話語權，為日軍殘暴的戰爭行為辯護，得到日本政府的褒獎，獲得“勛四等旭日章”，民國初年還被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聘請為憲法顧問。

參考資料：《甲午戰爭時期日本對國際法運用的歷史考察》，海軍陸戰學院、秦海俠、張傳江，《蘭臺世界》2015年5月下旬。

《路透社發布有償新聞：甲午戰爭中日本收買國際媒體》，闞延華，《史海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