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美團官微發布公告，宣布將推出八項舉措以進一步改善算法、保障騎手權益。

此次改進算法的主要舉措，包括建立算法公開常態化機制、在全國落地和完善騎手防疲勞機制、逐步取消超時扣款等等，通過增加算法透明度，兼顧各方感受與權益，讓算法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

一直以來，算法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熱詞。此次算法公開，回應了外界對騎手的關注，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使公眾能更客觀地看待算法與平臺，也是對社會訴求的一個積極回應。

企業花大力氣持續改善算法，促進算法透明性，不僅僅是回應社會與監管需要，實際上，它也是企業自身發展所需。

在改善算法、提升算法透明性的過程中，制定算法的人，能夠傾聽執行算法的人的感覺，就可以高效地改進算法，達成更大的協調，更高效地調配資源，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一方面，公示算法推薦服務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圖、主要運行機制等，可以消除不理解，彌合各界認知差距，形成基本的治理共識，進而產生主體性和主人翁意識。這對企業發展是有利的，所以企業也有動力去做。

另一方面，算法的透明化，有利于建立更好的勞資合作關系。在一個自由市場經濟中，勞資雙方并不是被動的關系，而是一種合作的關系。這幾年，外賣平臺的騎手數量迅速增長，并逐漸變成靈活就業的最大蓄水池。與之對應的，面對這份帶有“有勞有得、多勞多得”等典型零工經濟特征的職業，外賣平臺也在不斷推動算法改善，并吸納來自一線勞動者的意見，以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規則，兼顧騎手勞動保障和他們“多勞多得”的自主性選擇。

算法說到底，是一種工作制度，工作流程，它廣泛地存在于所有的工作崗位，不管是國企、機關單位都有自己的工作制度和流程。只不過，在互聯網平臺，它體現在有計算機系統來觀察、執行，這會給人一種不透明的印象。由此，在勞動者和公眾中，產生一種神秘感，滋生不理解，產生一種被動感。

比如有學者提出，圍繞騎手話題熱議的“配送算法”，只不過是上世紀“泰勒制”在數字時代的新體現，它本質是一種勞動規則條款，是消費者、商家、外賣騎手在交易市場里多方博弈的取中結果。“泰勒制”由美國企業管理者弗雷德里克·泰勒發明，通過制定工作定額、挑選培訓工人、工作流程標準化、差別計件工資等措施，改進生產組織方式，大大提升了企業生產效率。

但應該看到的是，在算法問題上，社會上流傳的一些觀念有認知偏差，不少人還停留在“算法困住騎手”的二元對立體系之中。同時，外界輿論和一線騎手的真實想法，更是存在一定認知差。比如，此前美團試點騎手防疲勞機制時，也有騎手明確表示“還想多跑幾單”的反對聲音。

對于算法，勞動者當然擁有最后的“關鍵一票”，換職業或者換平臺。但他們的意見，卻代表著這個群體的共同心聲：如前段時間美團召開的騎手懇談會上，就有騎手明確表示如果防疲勞機制時限變成八小時，那肯定會選擇跨平臺跑單，或者是“干點別的”；也有騎手表示，自己也會利用休息日時間跑單，背后是因為有生活、經濟各方面壓力推動。

這意味著，算法治理并非能夠一蹴而就，也并非完全滿足大眾的情緒，而需要客觀地考慮多方面的訴求。在保障安全的底線基礎上，兼顧勞動者主觀意愿和消費者利益，更科學、合理地探索改善配送算法。

現實遠比流行的認知復雜

從更大層面來說，算法只能解決外賣騎手的履約問題，但在他們面臨的“生活算法”中卻無能為力。 而且從就業結構來看，騎手只是就業市場的一小部分人群。 他們的權益與整個市場中勞動者的權益保護息息相關。

騎手其實是一個有互聯網紅利的崗位。騎手這個崗位，是從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的青年農民工群體中，能夠穩定獲得確定性收入的兜底選擇。雖然這個紅利，比起程序員、產品經理來說，不算什么。但對于一位普通的體力勞動者而言，要比送快遞、在電子廠打工更劃算，比如時間自由、收入穩定。

但是，他們的紅利不可能高于同等素質的其他勞動者很多，在藍領就業市場中也是處于中位數以上水平，這本身也是市場規律所決定，而不是“配送算法”所決定。同時，外賣騎手等新就業群體所面臨的城市融入性、職業發展、城鄉社會保障不均衡等一系列問題，更是一項復雜的社會治理難題。

所以，外賣騎手等新就業群體面臨的問題，不止于算法問題。技術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除了平臺在推動的算法改進、勞動者權益保障外，社會各方也要形成合力，幫助騎手背后更大的青年農民工。只有這樣，算法透明帶來的騎手權益提升，才可能真正地保持下去。

已開快捷轉載，歡迎轉載

已開過白名單的公眾號，轉載請遵循轉載規則

歡迎關注更多深度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