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黃瓜汽水

編輯、題圖 | 渣渣郡

本文首發于虎嗅年輕內容公眾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里，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如果不是易烊千璽，恐怕很少有人會選擇在新年進入電影院觀看一部關于殘疾人的電影。

因為大眾之間形成了無言的默契——不要盯著殘疾人看，那樣是不禮貌的。

如果一個電影，用大量的近景鏡頭對準了一個腦癱患者扭曲的手指、抽搐的嘴角、萎縮的小腿肌肉，臺下的觀眾會是怎樣的反應。

它是在消費殘疾人的苦難，還是在喚醒我們的基礎常識？

“腦癱”是一個罵人的詞。

它通常在年輕人的對話里，被用來形容一個人智商不高，類似于“智障”的近義詞。

如果沒有走進電影院，恐怕很多人都會誤以為腦癱患者的智力確實有問題。就連易烊千璽進入《小小的我》劇組前，也是這么認為的。

腦癱的名詞解釋是腦性麻痹（Cerebral palsy），患者在幼年早期出現的永久性運動障礙，每個患者的征兆與癥狀都不相同，包括肌肉協調性差、肌肉僵直、肌無力、吞咽及說話困難，以及顫抖等癥狀；同時患者也可能會有觸覺、視覺，及聽覺等感官損失。

一句話來說：腦癱不是傻子，他們只是慢一點。

他們雙商正常，可以讀書寫字，可以考大學，可以戀愛結婚。只不過說話慢一些，吃飯慢一些，走路慢一些。我們可以用“五慢癥”來代替“腦癱”，形容這些被困在殘破軀殼里的自由人。

電影只講了一個簡單的故事：一個腦癱的20歲男孩的暑假，遇見了什么樣的人，迎上了哪些或異樣或好奇的眼光。

影片一開場，我們就能看到劉春和肌肉萎縮的小腿。

他在沒有旁人幫助的情況下，自己獨立上樓梯，上得很慢很慢，但沒停下來過。

他的每一步都是用腳掌內側靠近腳踝的位置落地的，他的脊椎彎曲成了螺旋的形狀，他的手指以一種高難度的姿勢蜷縮在一起，如果你嘗試模仿一下這種姿態，就會體會到手部抽筋的滋味。

劉春和搖搖晃晃地走向天臺，在紙上歪歪扭扭地寫了兩個字：遺囑。

一開頭，電影就向我們迎面拋來了一股淡淡的死志。這是一個20歲腦癱男孩經歷的尋常暑假，也可能是他第101次想要尋死。

然而，在劉春和與死神之間，橫亙著的是他的外婆。

和川渝街頭的大部分嬢嬢一樣，外婆是一個五顏六色的老年人。身上永遠穿得花花綠綠，腦袋上頂著細碎的卷發，聲音也很洪亮，走到哪里，空氣就快活到哪里。

每當外婆和劉春和共處一室，你就會不自覺忘記劉春和是腦癱患者這件事。外婆不阻攔他做任何事，正常孩子什么樣，劉春和就什么樣。

他會用彎曲的雙手幫外婆疊絲巾，雖然疊得很慢，但卻異常認真。外婆不催他，也不會過分關注他。

吃完飯之后，劉春和會自己端著碗去廚房洗碗，外婆也默認他自己可以做好。

劉春和過生日，外婆就領著他去和老年朋友們聚餐。即便旁人看他的眼光透露出異樣，外婆卻依舊嗓門洪亮：那咋了，他就是個普通人。

外婆甚至不會阻攔劉春和喝酒，因為喝酒是每一個成年人的自主權利。任憑他歪歪扭扭的雙手去夠桌上的吸管，插進啤酒杯，歪著嘴啜飲屬于大人的飲料。

劉春和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需要特殊關照的病人。

即便如此，整個家里的陳設都在時刻提醒觀眾，這是一個特殊的家庭。

特制勺子，家里的扶手，復建用的拉桿，床邊借力的繩子，所有場景都被歲月包漿了。看得出來，這個家庭在漫長的復建過程中，已經被磨平了傷痛。

在這個剛剛高考完的暑假，這個男孩和他的所有同齡人一樣，也有自己的愿望清單——

他想填報師范大學，他想去教育機構實習，他想去咖啡館打工攢學費，他還想談戀愛。

他有做教師的夢想，他想像正常人一樣站上講臺，更想用一份工作來證明自己和普通人沒有區別。

就算所有人投來的眼光是異樣的。這些眼光里有憐憫，有好奇，有害怕，也有躲避。唯獨沒有直視。

后來，當他站上了教育機構的講臺，選擇了一首袁枚的詩：“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其他詩人都把苔當作花朵邊緣那個不起眼的配角，只有袁枚寫的苔，本身就是花，有自己的想法、沖動、主體性。即便它沒有牡丹艷麗，也有和牡丹平等的權利。

劉春和的聲音從顫抖，到逐漸堅定，再到連貫，越來越自信。他的這次講臺授課也讓銀幕外的觀眾看懂了：除了肢體困難，他的思維像我們一樣清晰，甚至更有想法。

但現實生活就像臺下的學生一樣。

孩子們年紀太小，還無法理解這樣的癥狀意味著什么。在電影的幕后紀錄片里，我們才發現，這一幕其實根本沒有演員，甚至沒有導演引導，鏡頭記錄的是現實發生的狀況。

臺下的孩子們看著易烊千璽飾演的劉春和，并沒有認出來他，而是發出陣陣窸窸窣窣的笑聲，有個孩子直接發問：“你神經病吧。”

這其實就是這個社會未經規訓的小成員們，面對腦癱患者最真實的反應：嘲笑。

那么被規訓過的大人，面對劉春和是怎樣的態度？

大約是躲避。

在公交車上，劉春和踉踉蹌蹌地站起來給一位抱著孩子的女性讓座。孩子對著劉春和笑，女人卻把孩子的臉扭到一邊。她既感謝了他，又無法直視他。

當劉春和摔倒在公交車上，司機的第一反應也是：你都這個樣子了，就不要坐公交車了。潛臺詞我們都能想到，也是大多數人內心隱蔽的聲音——殘疾人在家里待著就好了，你出門，我該以怎樣的態度面對你？

人們在巨大的政治正確中進退維谷：不能公開嘲笑，也無法在內心正視。現代社會對于特殊群體的隱形歧視一直都存在，嘴上不說，但心里都很清楚。

在咖啡館，劉春和想要一份工作，想要一張屬于自己的工資卡。哪怕只是幾百塊，也是屬于他的尊嚴。

咖啡館老板表示“我們只想招一個普通人”，他艱難但堅定地回答“我是一個記性很好的普通人”。

為了證明自己能勝任這份工作，他在咖啡廳里咬緊牙關，大聲背誦著《報菜名》。

有人會覺得尷尬，有人會覺得心痛：他只有下定更大的決心，挑戰更難的問題，花費更大的力氣，才能證明自己也有勞動的權利。

和咖啡館中沉默不語的顧客們形成互文的是，許多觀眾表示自己被這部電影“尬”到了。大家不理解為什么要塑造這樣的形象，為什么要讓他在大銀幕上出現，為什么要用鏡頭對準他的身體細節。

就像是電影里沉默的路人甲乙丙丁。

整部電影里，唯一接納劉春和的，是外婆和她的老年合唱團。

腦癱患者和老年人，他們都是社會最邊緣的那群人，是被疾速前進的社會甩下車輪的弱者。在一個盛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地方，對弱者最大的善意，似乎就是選擇性忽視他們。

劉春和每天陪著外婆去老年合唱團排練，這些老人一開始笑他是“哈兒”（傻子），后來逐漸和他融為一體，把他當作一個正常孩子看待。

劉春和在這群老年人之中，第一次感到“被需要”。這些不會人臉識別和掃碼支付的老頭老太們，依靠這個唯一的年輕人教會他們跟上時代的步子，雖然年輕人自己都步履蹣跚。

這是邊緣人群互相依賴的故事。故事的緣起，是編劇游曉穎聽說的現實。

她的媽媽在一個老年合唱團里，遇到了一個老太太帶著她唐氏綜合征的外孫。于是，這個被主流社會排擠的唐氏孩子，每天和這群老年人在一起玩。

只有老年人不會嫌棄他。

《小小的我》是真正的“全女班底”。

編劇游曉穎寫出了這個特殊人群的故事，監制尹露在《送你一朵小紅花》時期和易烊千璽有過合作，給他看了《小我》的劇本，拉來了這位有爭議的青年演員。

再加上楊荔鈉，補足了創作者的女性視角。

如果你看過楊荔鈉的“女性三部曲”（《春夢》《春潮》《媽媽！》），你就會了解她獨一無二的作者性：她極其擅長處理中國家庭內部矛盾的親情，尤其是母女關系，那是一種“既要傷害你，又要幫你擦拭傷口”的切膚寄生關系。

《小我》最精華的部分，并不是觀看易烊千璽如何演腦癱，而是那兩位圍繞著他的女性，她們共同構成了母愛的一體兩面。

外婆烈火烹油，鮮艷濃烈，她用洶涌的愛意滋養著劉春和，讓他成為一個自尊完整的人。

而蔣勤勤飾演的暴君母親，則代表了親緣關系中的暗面。

楊荔鈉平時會看《動物世界》，她發現，母獅子既會為了幼獅戰斗至死，也會吃掉體弱多病的孩子。這就是動物性的殘酷。人也一樣。

劉春和的母親幾乎沒有笑過一次，眉間總是蹙成一團。她的青筋突兀地爬上了額頭，只要一生氣，臉上的斑點和紅血絲就更明顯。像每一個更年期的媽媽一樣，她的身上帶著真實潮熱的痕跡，腦門前總是汗津津的。

她不希望劉春和過生日。她控制著劉春和每天要吃的食物，要穿的衣服，要寫的作業，要讀的大學，她否定劉春和不切實際的教書夢。這種控制，更像是一位過度自責的母親的隱形發泄方式。

當劉春和一步一步挪向了剛出生的妹妹，想要伸手觸碰的時候，母親發瘋似的一把就推開了他，生怕腦癱會通過空氣傳播一樣。

直到最后我們才聽到母親的自白：那份帶著怨懟的愧疚，實際上出于深不可測的自責。

腦性麻痹是因腦部發育異常，或腦部用來控制移動、平衡和姿勢的部位受損所導致。這些問題最常出現在懷孕時，也可能出現在生產時，病因大多不明，但包括了分娩困難的情況。比如許多腦癱患者是因為其母親在分娩過程中發生臍帶繞頸的情況所導致。

母親不喜歡給劉春和過生日，是因為自己生產那天不會用力，影響了分娩過程。她可能無數次設想過，是不是因為自己不會正確地用力，才讓原本健康的孩子過上了特殊的人生。

劉春和小時候喜歡藏進行李箱。有一次，父母找不到他了，藏在行李箱里的劉春和聽到了父母的對話——是不是真的弄丟了他，日子會好過一點。

年幼的他默默聽著這句話。如果他真是傻子，反倒是他的幸運，但可惜他不傻，他能聽懂。

他清楚知曉自己是一個累贅，才會問出“妹妹會想要一個我這樣的哥哥嗎？”這樣的話。

這些自我詰問和人性的幽暗，砸在了所有特殊人群的家長身上。

有一個專業名詞叫做“照顧殺人”（介護殺人），意思是親屬照顧長期患病的患者，親情和耐心被漫長的時間消磨殆盡，身體疲憊，積勞成疾，而患者仍舊毫無起色，照顧者將會感到巨大的挫敗，從而對患者產生不當照顧，甚至與患者同歸于盡。

在《小我》的幕后紀錄片里，劇組走訪了許多腦癱患者的家庭。

其中一位患兒的父母，和劉春和的父母一樣，也生下了二胎。父母對著鏡頭說，很多時候，他們都因為這個特殊的孩子，自卑得抬不起頭。

當父母對著鏡頭訴說著這些年的傾家蕩產為孩子治病的疾苦時，鏡頭卻轉向了角落——沉默的腦癱患兒躲在臥室里，把自己的門悄悄打開一條縫，聽完父母的哭訴，他又輕輕閉上了門。

他的父母說了這樣一句話：“有時候寧愿他傻一點，因為他啥也不懂他就沒有痛苦。但是糟糕的是他懂。”

外婆和母親，兩個女人表面上進行的是一場關于母愛的軍備競賽，實際上暗藏的是對彼此的愛意。這種愛意彼此絞殺，彼此纏繞，令人窒息。

外婆剛生下母親便前往西藏打工賺錢，讓母親當了整整15年留守兒童。正是因為缺乏母愛的樣本，母親才無法習得正確做母親的方式。

而外婆年老之后，將虧欠母親的那份母愛，加倍奉還給自己的外孫，這讓本就不舒服的母親更加不滿：為什么不在你做母親的時候，好好去愛自己的孩子？

就像外婆也從來沒告訴母親，自己用絲巾遮蓋的傷疤，是當時打工的時候為了保住女兒的奶粉錢，被歹徒用刀架在脖子上也沒松手。

“怕她難受，又怕她不難受”。

她們二人不會開口表達，只會把對方越推越遠，這種隱秘而殘忍的愛的錯位，像許多個中國家庭一樣。

直到死亡降臨，人們仍然緊閉雙唇。

當我們拋開劇情來看，躲不開要討論一個難堪尷尬的問題——

這部電影是否是一部用來給四字沖影帝的工具片？

在他拿出了讓人忍不住倒吸一口涼氣的表演之后，爭議如約而至。

有人詼諧地調侃他面相變了，“前幾年不是還好好的嗎，在哪里捐款啊？”

有人盛贊他的演技“成了影片唯一的看點”，貢獻了“世界級的表演”。

當然，更多負面評價如約而至。

“疑似全員陪易烊千璽沖刺影帝”“殘疾人不是你們208萬（明星）拿來鍍金塑身的工具”“不是長得丑就能當演技派的”“吃相過于難看”。

當評價在一星和五星之間反復橫跳的時候，評價也就失去了它的參考意義。

只能說，這部電影“成也四字，敗也四字”。

如果沒有他巨大的流量加持，恐怕一部自帶公益性質的電影，無法引起巨大的社會關注。但是主創一旦使用了他的光環，就不可避免地被懷疑用心。就像魔戒一樣，戴上它之后，就必須做好被它灼傷的準備。

但如果拋開流量和輿論，單從表演的角度看，易烊千璽的表現如何？

僅從我個人的角度，他的表演是合格的，并且超出預期。

表演一個腦癱患者，需要嚴苛到精準的肌肉控制。具體部位的扭曲，必須保持從頭到尾的連貫一致，否則就會被人捉到馬腳：你果然在演。

既不能過度丑化，讓人感到冒犯；也不能用力太小，讓人覺得輕浮。

演員不僅需要形似，還必須讓整個軀體洗刷掉所有關于自己的特征，徹底變成角色本人。具體可以參考《萬物理論》里的小雀斑以及《綠洲》里的文素利。

其實易烊千璽也并沒有很快入戲。他看了許多患者的視頻，對著鏡子也練了很多次，都覺得自己演得不精準。直到有一天，嘴里長滿了口腔潰瘍，他才逐漸開始明白如何表演腦癱患者的說話方式。

“得有一個多星期、快兩個星期的時候，才會真的從比較獵奇的、幅度比較大的肢體的慣性，到真的找到一個日常感。包括語言、發音上面不能讓觀眾聽不清，也不能太過讓觀眾感覺不適。”

一開始劇組也試過給他化妝，但效果并不理想，他自己也不滿意。

后來就是我們在影院里看到的，他在沒有任何特效化妝的幫助下，純粹靠表演改變了面相。影片一開始拍攝他上樓的片段，能看到特殊的皮膚肌理，如果你觀察過身體功能失調的病人，小腿肌肉萎縮之后就會變成那樣。

對于他這樣本就自帶爭議的演員，想要讓觀眾忘記“易烊千璽演腦癱”這出肢體奇觀，回歸到劉春和這個角色如何面對生活，難度的層次又多了一倍。

令人意外的是，他其實做到了，雖然做得很辛苦。

那些對準身體缺陷的鏡頭，并不讓人感到對流量明星的獵奇，只有害怕劉春和下一秒就摔倒的焦慮和擔憂。

比起模仿，在保持腦癱患者肢體狀態的前提下說臺詞，并且還要把控臺詞的節奏和情緒，才是真正的挑戰。

在幾場情緒濃度很高的戲里，他在保持肢體僵直、口齒不清的同時，能準確傳遞出臺詞的起承轉合，眼神和聲音配合臺詞變化情緒——已經可以算得上一位合格的職業演員了。

而整部電影的高光場面，一定屬于那場“甜美的自殺”。

劉春和在咖啡館里，配合門店的關愛殘疾人公益宣傳，親手做了幾盒牛軋糖。

他先是想送給喜歡的女孩雅雅，結果對方被他的輕輕示愛嚇了一跳，慌張地倉皇逃走。后來他回家，想把糖送給媽媽，結果得知媽媽生完二胎血糖不穩定，不能吃糖。

這盒送不出去的牛軋糖，像一把過于甜美的匕首，扎在了劉春和的氣管上。

他默默剝開糖紙，一顆一顆塞進嘴里，直到塞了五六顆之后，他連糖紙也不剝了，直接囫圇地送進口腔。他吞咽困難，平時吃飯喝水都會不小心嗆到。他想用這盒沒人接受的糖，送走自己這條沒人接受的生命。

氣管幾次被糖嗆得干嘔，眼淚和鼻涕混作一團，臉頰慢慢變紅，青筋爬上額頭。那一坨甜蜜的牛軋糖，死死繞住了他的脖子。

如果你留心觀察，易烊千璽的選片也很有意思。

他一邊向主旋律看齊，一邊又像獎勵自己一般，去出演一些靠近底層的角色。

當然可以說，這是一種奪獎的取巧和捷徑。但是，當他的同齡人扎堆擠在爛片和古偶劇的糞坑里的時候，他至少沒有弄臟過雙手。

平心而論，沖影帝也沒有什么好指摘的，不沖影帝難道躺在地上等獎砸嗎。

即便是萊昂納多、查理茲·塞隆和克里斯蒂安·貝爾，也都有過“飾演突破性角色沖影帝影后”的嫌疑。

這份野心放在整個內娛大環境來說，反而算易烊千璽在演員的職業道路上，保留的一些可貴的職業追求，甚至超過了許多年紀比他大許多的內娛演員。

食得咸魚抵得渴。一個流量出身的藝人選擇做一名真正的演員，就要接受各個層次的評價，難聽的，好聽的，都得吞下去。

劉春和這個角色，似乎也和他本身形成互文：一個注定會被各種眼光打量的人。

他的努力也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悖論，越努力，越居心叵測，越心懷鬼胎。就連導演楊荔鈉也被觀眾質疑，明明身為女性，已經站在一個可以有所表達的位置上，卻仍然選擇給男性流量拍影帝片，簡直是另一種背叛。

最后的問題是，《小小的我》算得上一部好電影嗎？

算，也不算。

電影的敘事確實比較松散，戲劇沖突也不夠深刻。

最失敗的，就是周雨彤飾演的雅雅這一女性工具人角色。沒有人知道她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為什么對劉春和好奇。

電影想要模仿李滄東的《綠洲》對殘疾人愛欲的展現，卻終究沒有學到內核，缺乏殘酷、深刻與悲憫。

雅雅的出現和消失，更像是外界對劉春和的一次短暫的窺探。當劉春和真情實感地伸出雙手，女孩立刻便嚇跑了。我們不知道其中的沖突與糾結，只有淺淺的試探。

這也是我們對劉春和境遇的一瞥：他或許能收獲異性的好奇，但他很難收獲異性的愛情。

史鐵生的《病隙碎筆》里寫過，性功能障礙是大眾為他們設下的最堅固的隱形壁壘。

但它有獨到的人文關懷。

監制尹露說，這部電影“不能讓觀眾看得太難受，但又不能輕飄飄”，所以這個故事并不好寫，也不好拍，更不好演。

我們只有把視角還給殘疾人本身，才能避免“歧視殘疾人”。他們渴望的不是俯視，而是平視。

人們不理解他為什么求職，為什么學車，為什么想談戀愛。原因很簡單，他想“被需要”，想體會做一個普通人的感覺。

就像劉春和也有正常的性欲，也會做春夢遺精。我們看到殘疾人的時候，總會不自覺聯想到性功能的損失。但至少這部電影宣告了：殘疾人的性需求并不是一件畸形的事。

健全的人，會說這部電影用1%的幸運美化了99%殘疾人的苦難；而真正的腦癱患者，在無數個評論區里由衷地為一部看見他們的電影開心。

它不算多么偉大的電影，但至少不是煽情賣慘的爛片。

腦癱不是傻子。這句科普給全國觀眾的臺詞，重構了大多數人的基礎常識。

中國有8000萬殘疾人，但我們平時在大街上很難遇到他們。他們藏起來了嗎？躲在家里嗎？他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這就是楊荔鈉想要找的答案。

有人質疑過，劉春和連寫字都困難，怎么可能考上大學。但事實上，我自己就在大學本科見到過患有腦癱的同學。學校專門為她安排了一樓的宿舍，她的母親常年陪讀。

在映后流傳了這樣一張聊天截圖，一位腦癱患兒的媽媽說，班上很多孩子去看完電影，回來都愿意和孩子玩了，說“原來他不傻”。

腦癱患者不僅可以讀大學，可以寫論文，還可以寫詩。

我們都知道余秀華，但我們大多不知道，劉春和在影片中念出來的那幾行詩，就是腦癱詩人龔蘇的作品。

或許這部電影的出現，可以真正推動社會的轉變，哪怕只是一厘米。

在互聯網上，喜歡“地獄笑話”的年輕人經常用“糖人”“半糖人”（唐氏綜合征）來攻擊辱罵對方，意為“智力有問題”的人。就像“腦癱”這個詞一樣，另一種殘酷的疾病也被互聯網污名化，成為了網絡熱梗。

但這部電影之后，至少有人愿意改掉自己的口癖，不再罵人是“腦癱”了。

我們總是羨慕韓國有改變社會的好電影，但實際上，我們也擁有了一部這樣的電影，哪怕它做得還不夠好。

影片結尾，劉春和的手里捧著一本書，是約翰·威廉斯的《斯通納》。

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故事，一個農民的兒子變成知識分子，經歷結婚、生子、教學、退休、衰老、死亡。

這些被普通人厭惡的“庸常世俗”本身，卻是另一群人夢寐以求、一生不可企及的寶物。

如果我們對這部電影的評價還停留在流量與影帝之爭上，就太無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