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

《怎樣講好一個故事》

美國飛蛾故事會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當你構思好一個故事后，你該如何分享它呢？日常生活中的許多事情都不在我們的掌控之中，但在整理和講述我們的故事時，我們卻能成為強大的決策者。講述故事的行為將讓你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勝利者，比如問題得到解決、主隊贏得比賽、你媽媽允許你留下寵物狗，這樣的慶祝故事的分享對你這個講述者和聽眾來說同樣充滿樂趣。但即便在那些你遭遇挫折、被拋棄或被欺騙的故事中，只要你掌握著講述的主導權，你的感受也會好很多。擁有對過去的洞察、對事件的省察和對局面的控制意味著你已經對經歷進行了處理、消化和重構。擁有自己的故事是一種美好的感覺。但故事是為了分享而生的，它們能在傾聽者心中引發深刻的變化。

學校里的故事

青春歲月，無論我們對其懷有深情（少數人）還是感到極度尷尬（大多數人），這都是一段難以磨滅的記憶。在這段時光里，我們經歷了生命中諸多的第一次，充滿了變化與成長。試想：倘若你在高中時代與同學們暢談彼此的故事，你的人生軌跡會有何不同？如果你敢于敞開心扉，分享那些觸動你心靈的事物，或者，如果教師們能更多地傾聽學生的心聲，分享他們自己的故事，那會是怎樣一番景象？

數十年以來，飛蛾致力于與高中生及教育工作者攜手合作，為青少年提供一個發聲的平臺，并通過在學校舉辦故事工作坊，促進青少年社區的凝聚力。

在一個春日的午后，一群在燈塔高中參加了數周工作坊的學生，正準備在學校的黑盒劇場里登上舞臺，向聽眾講述自己的故事。阿麗扎·卡茲米站在幕后，目睹著聽眾席逐漸被同齡人填滿，心中不免緊張。聽眾中傳來一陣陣竊竊私語，氣氛顯得有些令人焦躁。她鼓起勇氣走上舞臺，以一段小學時代的回憶拉開了故事的序幕：那時，他們被要求畫一幅自畫像，掛在教室的墻上展示。

我緩緩地開始作畫，先描繪我的嘴唇和眼睛，筆觸始終沿著同一方向。我目睹著油畫棒在紙上融化，我的臉龐逐漸變得生動起來，然后在線條內細心上色。當我再次低頭時，仿佛是在凝視一面鏡子。我剛剛畫出的女孩，正是我眼中的自己。我能感覺到老師站在我身后。她總是對學生的佳作贊不絕口，因此我期待著她的夸獎，期待她說：“阿麗扎，這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自畫像。我會把它掛在我的辦公桌上方，讓每個來訪者都能欣賞到。”然而，老師的話出乎我的意料：“阿麗扎，那不是你的顏色。”我對此感到迷惑，因為我不理解顏色如何能夠屬于某個人。

在我還沒來得及詢問之前，她已經走向了油畫棒盒，開始尋找。她沒有找到她想要的顏色，于是轉向了那個每個學校都有的、裝滿各種殘破油畫棒的臭名昭著的油畫棒箱。老師在那里翻找著，最終她從中抽出了一小塊棕色油畫棒的殘端，遞給了我。我依然對這一切感到困惑，但我注意到我的朋友們都在注視著我，我的心跳開始加速，只想快點結束這一切。

阿麗扎接著敘述，這段記憶如何一直縈繞在她的心頭，身份認同的疑問也如影隨形，從小學一直延續到中學。在她講述完自己的故事之后，她表示，舞臺上的燈光太過耀眼以至于她無法看清聽眾，這使她能夠忘卻周圍的聽眾，只專注于從內心深處分享自己的故事。

在六年級開學的第一天，有個孩子走向我，問道： “你屬于哪個種族？”這是我第一次被如此直截了當地問及這個問題，我并沒有準備好回答。我回想起那位老師和那支棕色油畫棒的情景，于是我回答他：“我是棕色的。”他露出了困惑的表情，說：“棕色的是什么意思？棕色不是一個種族。”我簡直無法相信。我竟然說出了 “我是棕色的”，卻仍然覺得不足以表達我的情緒。

在我內心深處，那個六歲的小女孩感到非常憤怒。我說：“你知道嗎？如果我說我是棕色的，那我就是棕色的。”

在這一刻，房間里變得異常安靜，她最后總結道：如今，如果有人要求我畫一幅自畫像，我會描繪出一個自信的年輕女性，她對自己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血統感到自豪，同時也為身為美國人而驕傲。我會挑選最美麗、最柔和的油畫棒來描繪我臉上的顏色。無須別人告訴我應該選擇什么顏色，因為我知道自己屬于什么顏色。

五分鐘后，故事結束。阿麗扎向我們透露，她在舞臺上如此袒露自己的脆弱，感受到了一陣強烈的腎上腺素沖擊。演出幾周后，一位她并不熟悉的同學在通往教室的路上向她走來。阿麗扎向我們敘述了接下來的事情：她是我們學校為數不多的其他膚色較深的孩子之一。她告訴我，她觀看了我的演出，非常喜歡我的故事，并與之產生了深刻的共鳴。我意識到，盡管我在舞臺上看不見聽眾，但他們卻能真切地看到我，真正地理解我。那是我第一次深刻理解到分享故事所能帶來的影響：它能夠將人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讓他們感受到被真正地理解和認可。

能夠被不受打斷地傾聽五分鐘是人生中罕有的事情，對青少年而言尤其如此。通過講述個人故事，學生們在伸張自己的主動權。他們可以在飛蛾的舞臺上毫無阻礙地分享自己的真實經歷。這樣做的成果如何呢？青少年告訴我們，他們因此收獲了更多的自信、更強的掌控感，以及更加深厚的歸屬感。

如果成年人能停下腳步，去傾聽青少年的心聲；并且青少年也能去傾聽成年人的心聲，那又會發生怎樣的轉變？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故事分享能夠消除隔閡，促進更深層次的相互理解，并打破固有的等級界限。那些親身實踐、以故事講述者身份出現的教育工作者，體會到了分享個人故事時的脆弱與坦誠。他們的故事往往會從講述自己年輕時的經歷開始，這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回憶過往、設身處地理解學生立場的好機會。

講述故事使教師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他們對學生提出的要求。一位教師向我們透露，當她教的高中生抱怨 “我沒有東西可寫！”時，她感到非常沮喪。然而，當她自己開始為構思故事而苦思冥想時，她體會到了相同的困境。這個過程讓她對學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同情。

妮瑪·阿瓦希亞，一位教育工作者兼飛蛾資深成員，多年來在波士頓擔任公民教育課程的教師。在飛蛾，妮瑪講述了一個關于她深愛的學生安吉爾——一位涂鴉藝術家——無謂死亡的故事。在這個故事里，妮瑪與兩位以前的學生共同進行了她所稱的 “終極抗議行為”：他們一起在一幢建筑的墻面上留下了涂鴉，以此向安吉爾致敬。

我的一位學生說：“我這周一直帶著這罐噴漆，不知道該怎么辦。”我回答：“我想我知道。我們可以去街頭涂鴉。”我不僅僅白天是公民教育課老師，晚上我也是個公民學的狂熱者。我的學生們知道我開車從不超速。我就是那種相當守規矩的人。所以這個學生很驚訝：“你是個公民課老師，你不應該做這種事。”他們不知道的是，在過去的八個月里，我一直在努力與城市領導、學監、街頭工人，以及任何愿意傾聽的人會面，告訴他們，去年在波士頓有十六名十九歲以下的年輕人遇害。其中四個是我的學生。我所做的所有倡導工作都沒有成效，也沒有讓我感到心里更舒服。然后，這罐噴漆出現了。我想： “好吧，其他的都沒用。

作為公民課老師，使用那些策略沒有達到任何目的。”于是我們走到學校后面，輪流進行涂鴉。在波士頓，當年輕人遇害時，他們的朋友會在社區里創建一個話題標簽。我們也涂鴉了一個標簽：“＃安吉爾的世界”。學生們說： “安吉爾肯定愛死這個標簽了。”接著他們說： “哦，抱歉，我剛才忘了你是我們的老師。”

在那一刻，師生之間的等級界限消失了，我們只是在共同哀悼，試圖找到與安吉爾的聯系，以及彼此之間的聯系。我們拍了些照片，有的有我，有的沒有。我說：“你們最好不要發上面有我的照片，那可能會讓我丟掉工作。”畢竟，歸根結底，我還是他們的公民課老師。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常常由別人來告知我們的身份。在學校里，我們學習如何表達，同時對 “對”與 “錯”的答案感到憂慮。然而，當年輕人被鼓勵去挖掘自己的個人故事時，他們便成了主宰；他們自己決定要講述哪些故事，選擇何種方式去講述，以及是否將這些故事呈現給聽眾。

我們在邀請年輕人分享他們的故事時經常聽到這樣的話：“但我沒什么經歷可說呀！”當講述者因為年輕而經常被忽視時，這種不自信感會更加強烈。如果某件事對你來說很重要，那它對你的聽眾也同樣重要。你重視的事情我們也會重視。你可以用自己獨特的聲音和表達方式講述任何故事。你有極大的自由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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