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寫作》

瑪格麗特·杜拉斯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諾弗勒堡的這座房子，我是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一書改編成電影的版稅購買的。它屬于我，歸于我名下。那是在我的寫作狂以前。火山般的狂熱。我想這座房子起了很大作用。它撫慰我童年時的一切痛苦。我購買它時立刻就知道這對我是件重要的事，有決定意義的事。對我自己和孩子而言，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于是我照管房子，打掃它。花很多時間去“照管”。后來，我被書卷走，就不大照管它了。

寫作可以走得很遠……直至最后的了結。有時你難以忍受。突然之間一切都具有了與寫作的關系，真叫人發瘋。你認識的人你卻不認識了，你不認識的人你卻似乎在等待他們。大概只是因為我已經疲于生活，比別人稍累一些。那是一種無痛苦的痛苦狀態。我不想面對他人保護自己，特別是面對認識我的人。這不是悲哀。這是絕望。我被卷入平生最艱難的工作：我的拉合爾情人，寫他的生活。寫《副領事》。我花了三年來寫這本書。當時我不能談論它，因為對這本書的任何侵入，任何“客觀的”意見都會將書全部抹去。我用經過修改的另一種寫法，就會毀滅這本書的寫作以及我有關它的知識。人有這種幻覺——正確的幻覺——仿佛只有自己寫得出寫成的東西，不論它是一錢不值還是十分出色。我讀評論文章時，大都對其中的“它四不像”這句話感興趣。這就是說它印證了作者最初的孤獨。

諾弗勒的這座房子，我原以為也是為朋友們買下的，好接待他們，但我錯了。我是為自己買的。只是到了現在我才明白，我才說出來。有時晚上來了許多朋友，伽里瑪一家經常來，帶著夫人和朋友。伽里瑪的家人很多，有時可能達十五人之多。我要求他們早一點來，好把餐桌擺在同一間房里，讓大家都在一起。我說的這些晚會使大家都很高興。這是最令人高興的晚會。在座的總有羅貝爾·昂泰爾姆和迪奧尼斯·馬斯科洛以及他們的朋友。還有我的情人們，特別是熱拉爾·雅爾洛，他是魅力的化身，也成了伽里瑪家的朋友。

本文配圖：電影《情人》

來客人時我既不那么孤單又更被遺棄。必須通過黑夜才能體驗這種孤獨。在夜里，想象一下杜拉斯獨自躺在床上睡覺，躺在這座四百平方米的房子里。當我走到房屋的盡頭，朝“小屋”走去時，我對空間感到害怕，仿佛它是陷阱。可以說我每晚都害怕。但我從未有所表示讓什么人來住。有時我很晚才出門。我喜歡轉轉，和村里的人，朋友，諾弗勒的居民一起。我們喝酒。我們聊天，說很多話。我們去咖啡館，它像好幾公頃的村莊一樣大。清晨三點鐘它擠得滿滿的。我記起了它的名字：帕爾利Ⅱ。這也是叫人迷失的地方。侍者像警察一樣監視我們的孤獨所處的這片無邊的領域。

這里，這所房子不是鄉間別墅。不能這樣說。它原先是農莊，帶有水塘，后來成為一位公證人——巴黎的大公證人——的鄉間別墅。

當大門打開時，我看見了花園。幾秒鐘的事。我說好，一走進大門我就買下了房子。立刻買下了。立刻用現金支付。

現在它一年四季都可住人。我也把它給了我兒子。它屬于我們兩人。他眷戀我也眷戀它，現在我相信。他在屋里保留了我所有的東西。我還可以獨自在那里住。我有我的桌子，我的床，我的電話，我的畫和我的書。還有我的電影腳本。當我去那里時，兒子很高興。兒子的這種快樂現在是我生活中的快樂。

作家是很奇怪的。是矛盾也是荒謬。寫作，這也是不說話。是沉默。是無聲的喊叫。作家常常帶來輕松，他聽得多。他不多說話，因為不可能對別人談寫成的書，特別是正在寫的書。不可能。這與電影、戲劇和其他演出相反。與一切閱讀相反。這是最困難的。最糟糕的。因為書是未知物，是黑暗，是封閉的，就是這樣。書在前進，在成長，朝著你認為探索過的方向前進，朝著它自己的命運和作者的命運前進，而作者此時被書的出版擊倒了：他與夢想之書的分離就像是末胎嬰兒的誕生，這嬰兒永遠是最愛。

打開的書也是黑夜。

我不知為什么，我剛才的這些話使我流淚。

仍然寫作，不理睬絕望。不：懷著絕望。怎樣的絕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寫得與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樣，就是失敗。但必須接受它：失敗的失敗就是回到另一本書，回到這同一本書的另一種可能性。

在屋子里的這種自我喪失完全不是自愿的。我沒有說：“我整年里每天都關在這里。”我沒有被關著，這樣說是錯的。我出去采購，上咖啡館。但我同時又在這里。村子和房屋是一樣的。桌子放在水塘前。還有黑墨水。還有白紙也是一樣的。至于書，不，突然間，永遠不一樣。

在我以前，這房子里沒有人寫作。我問過鎮長、鄰居、商人。不。從來沒有。我常打電話到凡爾賽打聽曾住過這房子的人的姓名。在那一串住戶的姓名和職業的單子上，沒有任何作家。而所有這些姓名都可能是作家的姓名。所有的人。但是不。他們是這里的農戶。我在土地里找到德國垃圾箱。這所房子的確被德國軍官占用過。他們的垃圾箱是一些洞，在地上挖的洞。里面有許多牡蠣殼，貴重食品的空罐頭，首先是肥鵝肝和魚子醬罐頭。還有許多碎了的餐具。什么都被扔掉。餐具肯定是塞夫勒的產品，除了碎片以外，花紋完好無缺。那藍色像我們某些孩子的眼睛一樣是純潔的藍色。

當一本書結束時——我是指寫完一本書時——你閱讀時再不能說這書是你寫的，不能說書里寫了些什么，也不能說你懷著何種絕望或何種幸福感，是一次新發現還是你整個人的失敗。因為，畢竟，在一本書里是看不見這些的。文字在某種程度上是均勻一致的，變得規規矩矩。書一旦完成并散發以后，它就不會發生任何事情了。它回歸到初生時懵懂的純潔之中。

與尚未寫成的書單獨相處，就是仍然處在人類的最初睡眠中。就是這樣。也是與仍然荒蕪的寫作單獨相處。試圖不因此而死。這是在戰爭中獨自待在防空洞里。但是沒有祈禱，沒有上帝，沒有任何思想，只有這個瘋狂的愿望：消滅德意志民族，直至最后一名納粹。

寫作永遠沒有參照，不然它就……它仿佛剛出世。粗野。獨特。除了那些人，在書中出現的人，你在工作中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作者永遠不會為他們惋惜。不，我對這有把握，不，寫書，寫作。因此通向舍棄的門永遠敞開。作家的孤獨中包含自殺。他甚至在自己的孤獨中也是單身一人。永遠不可思議。永遠危險。是的，這是敢于出來喊叫所付的代價。

在房子里，我在二樓寫作，我不在樓下寫。后來卻相反，我在一樓中央那個大房間里寫，為的是不那么孤單，也許吧，我記不清了，也為了能看見花園。

書里有這個，書里的孤獨是全世界的孤獨。它無處不在。它漫及一切。我一直相信這種蔓延。和大家一樣。孤獨是這樣一個東西，缺了它你一事無成。缺了它你什么也不瞧。它是一種思想方式，推理方式，但僅僅是日常思想。寫作的功能中也有它，既然你每天都可以自殺，那你首先也許會想不要每天都自殺。這就是寫書，不是孤獨。我談論孤獨，但我當時并不孤單，因為我要完成這個工作，直至光明，這是苦役犯的工作：寫作《法國副領事在拉合爾》。書寫成了，被譯成全世界的各種語言，被保存了下來。在書中，副領事向麻風病開槍，向麻風病人、窮人和狗開槍，然后向白人，向白人總督開槍。他槍殺一切，除了她，一天早上溺死在三角洲的她，勞拉·瓦萊里·施泰因，沙塔拉和我童年的女王，駐永隆總督的這位妻子。

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書。它發生在拉合爾，也是在柬埔寨，在種植園，無處不在。《副領事》一開始就有一位十五歲的懷孕的女孩，這位安南姑娘被母親趕了出來，在菩薩藍色大理石的山區里游蕩。后來如何我記不清了，只記得我費了很大的力氣尋找這個地方，尋找我從未去過的這座菩薩的山。我的書桌上擺著地圖，我循著乞丐和孩子們走的小路尋找，孩子們兩腿無力，目光呆滯。他們被母親所拋棄，撿垃圾充饑。這本書很難寫。不可能做提綱來表述苦難的深度，因為沒有引發這苦難的明顯事件。這里只有饑餓和痛苦。

野蠻的事件之間沒有聯系，因此始終沒有計劃。我生活中從來沒有計劃。從來沒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沒有，一次也沒有。

我每天早上寫作。但沒有任何時間表。從來沒有。除非是做飯。我知道什么時候該讓食物沸騰或避免燒焦。對于書我也心里有數。我發誓。用一切發誓。我從未在書里說謊。甚至也從未在生活里說謊。除了對男人。從來沒有。這是因為母親以前嚇唬我說，謊言會殺死說謊的孩子。

我想這正是我責怪書籍的一點，因為，一般來說，它們并不自由。通過文字就能看出來：書被制作、被組織、被管轄，可以說變得規規矩矩。這是作家經常對自己使用的審查職能。于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尋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無害的形式。還有幾代人死氣沉沉，書寫得十分靦腆，甚至還有年輕人。這是些可愛的書，但沒有任何發展，沒有黑夜。沒有沉默。換句話說，沒有真正的作者。應景的書，解悶的書，旅行的書。但不是嵌入思想、講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傷的書，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談。

我不知道書是什么。誰也不知道。但有書時我們知道。沒有書時，我們知道，好比知道我們活著，還沒有死。

每本書和每位作家一樣，有一段艱難的、無法繞過的行程。他必須下決心將這個失誤留在書里，使它成為真正的、不撒謊的書。孤獨，我還不知道它后來如何。我還不能談論它。我相信的是這種孤獨變得平凡，天長日久變得平庸，而這很幸運。

當我第一次談到法國駐拉合爾大使的夫人安娜-瑪麗·斯特雷特和副領事之間的戀情，我感到毀壞了這本書，使它辜負了期望。可是沒有，它不僅站住了，而且不負所望。作家也有失誤，像這種失誤，它實際上是機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誤使人欣喜，就連其他的失誤，仿佛出自孩童之手的淺易的失誤常常也是美妙的。

別人的書，我往往覺得很“干凈”，但常常仿佛出自毫無危險的古典主義。大概該用“必然”一詞。我不知道。

我平生讀得最多的書，我獨自閱讀的書，是男人寫的書。是米什萊。米什萊，還是米什萊，催人淚下。也有政治書籍，但較少。圣朱斯特，司湯達，但奇怪的是沒有巴爾扎克。文本中之文本是圣經中的《舊約》。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擺脫人們可能稱作的危機，神經性危機或遲緩、衰落的危機，它仿佛是虛假的睡眠。孤獨也是這個。一種寫作。而閱讀就是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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