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第一個月份已經將要過去，但直到今早的太陽升起，中國人似乎才感到，新的一年真正到來。

千門萬戶曈曈日。在社交越來越淡、個體價值越來越彰顯的今天，春節依舊是我們“社會屬性”最強的節日——在這一天，我們可以剝離很多身份，也可以回歸很多身份，可以跨越千里，抵達熟悉又陌生的風景，重操北上廣深無人聽得懂的鄉音，可以被一種莫名的愉快情緒包裹。

盡管“年味淡了”幾乎是一年一度的吐槽，但年復一年，春節還是春節，它記錄我們的過去，貼近我們的當下，關乎我們的未來。

今年，《新周刊》邀請了幾位老朋友，他們大都是作家、表達者，來自不同的城市、行業，身處不同的年紀，在春節這個節日里，從輸出變成感受，從創造改為記錄，他們也生成了新的體悟。

“看看別人怎么過年”，總是愛熱鬧的中國人在春節的保留節目。多元的過年形式和過年思考，也理應是多元人生和多元時代的一部分。

?編輯 | 蘇煒

“40歲之后，

我才擁有了較為平靜的春節”

作家 蕎麥

好幾年沒有回家過年，都是父母來南京。交通便利之后，兩個多小時的動車不再讓他們為難和痛苦了，說服他們也變得容易：“鄉下太冷，小孩不習慣。還是在城里過年比較好。”之前那么多年邀請他們來南京過年，都被堅決拒絕。為了我妥協，他們不愿意；但為了我的小孩，忽然他們就可以了。小孩變成了我們這個家庭的絕對中心。

人很奇怪，我一直都不想回鄉過年，覺得太冷、生活不方便，各種社交也讓人麻木疲憊。但幾年沒有回，我忽然有點想念那種氛圍，開始計劃今年要回去。但春節忽然降溫，甚至可能會到零下6攝氏度。城里有地暖，而鄉下只會更冷。于是商量決定：依然是父母來過年。

（圖/《喬家的兒女》）

知道我要回家過年的時候，媽媽不斷打電話給我，為了小孩和我伴侶的發型問題（他們兩位男士的頭發都很長）。她軟硬兼施，脾氣越來越暴躁，講話越來越難聽，想達到的目的只有一個：讓我催促他們倆去理發，把頭發剪短。

回家的計劃修改之后，媽媽又平靜下來。她問我要帶什么食材來，大概什么時候來這些問題，不再焦慮發型了。由此我了解到：或許不是媽媽在乎發型，而是她所處的環境給她壓力。想到家里兩個長頭發的男士出現在春節的宴席上，要被別人議論，媽媽無法忍受那個場景。

我曾經在書里寫過：媽媽也有自己的處境，自己的私心。催著孩子結婚生子，除了對于傳統幸福的追求之外，也有她在環境中所感到的日復一日、顯形或者隱形的壓力。但她不知道如何辨別那種壓力，更不懂得拒絕，而跟之融為一體，變成了壓力本身。

城與鄉之間越來越接近：鄉下也裝了空調、洗衣機、熱水器，快遞直達，交通越來越方便，人人都有手機，過一種“智能”的生活；與此同時，城與鄉之間的精神空間似乎還有距離。年輕人經常會為回家過年感到焦慮和痛苦，是因為精神空間的迅速轉換：關心的東西忽然從這個變成了那個，衡量生活的標準也改變了，與父母之間關系的問題再現。

我今年已經40多歲了，直到40歲之后，才擁有了較為平靜的春節，依靠的是把父母從那個環境中拔出來。他們在城市的時候，似乎失去了那種牢固的坐標感，也沒有了衡量的能力，一切隨我們了。偶爾也有爭吵，但環境的重量消失之后，他們變得更加溫和。

去年春節我帶著媽媽去買衣服，給她挑了一件高領毛衣和一條闊腿褲，完全不是她平時的審美。她穿上后非常開心，到處走來走去，感到了一種自信，似乎短暫融入了此地。我內心知曉，不知道她也知曉嗎——這套衣服，回到鄉下，她就不會再穿了。

“在暖和的普洱，

我和母親過新年”

詩人/作家 巫昂

年廿八，待我在昆明把事情辦完，就會啟程回普洱。我與母親已經在普洱定居，這是我們在云南過的第三個春節。

我是福建人，不管走到哪里過年，閩南的味道總是縈繞心頭。就像五香條，這是閩南獨有的年節點心，里頭加了帶著獨特香氣的五香粉，用豆皮裹著肉卷，再放進油鍋炸至金黃。今年，我特意從老家買了我們縣最地道的熏鴨，還買了肉圓、麻棗、貢糖、枕頭餅，完全復刻了在閩南過年的習俗。

母親早在幾天前就開始忙活起來，她做了好多五香條，除了我們自己吃，還分了一部分給關系好的鄰居，以及時常來幫忙的小時工。在這個城市里，他們算得上是與我們往來最為密切的人了。

（圖/《小巷人家》）

這幾年的年夜飯都是我掌勺，我把菜譜寫在紅紙條上，翻找出那些平日里閑置的餐具，精心擺盤，搗鼓出些新奇花樣。雖說只是和母親兩人過節，但自己給自己找點樂子，也算是有滋有味。

我和母親都不是很熱衷社交的人，甚至還有點孤僻，平時喜歡宅在家里。不過春節期間，我們應該會出門走走。這幾年，普洱幾乎每年都有新的咖啡莊園開張，我打算找個附近的咖啡莊園，坐下來喝喝咖啡。我還想去洗馬河那邊一個專門吃魚的餐館，聽說那里傍晚時分能欣賞到絕美的夕陽。

（圖/《去有風的地方》）

眼下，普洱的櫻花已經盛開，這里冬天白天氣溫基本維持在20~25攝氏度之間，是實實在在的暖冬。我的新畫室剛剛裝修好，我特意沒封陽臺，就盼著冬天能曬曬太陽。

不知不覺，我畫畫已經有三年半時間，目前正在創作的系列畫作，已經繪制近一年，主題聚焦于發型。在我看來，發型的風格、發色的選擇，都與女性的性別身份設定緊密相連。這其中藏著許多有趣的現象，一種能讓女性心領神會的默契——頭發是我們身體的一個特殊“器官”，成為了我們自我認知的一種表達方式。

過去一年，我在繪畫領域摸索著，慢慢找到了方向，開始往職業化的方向發展。因此我也給自己做了一些規劃，包括籌備下一場個人畫展。不出意外的話，今年就能與大家在畫展上相見。

“反正，明年還來”

作家 魏思孝

我父親是他這輩分里年齡最小的男丁，如今也死了十四年。我抽出香紙，仔細擦大理石蓋板。冰渣有點費勁，我用腳跟踩了幾下，撿起一塊瓦片，刮干凈。擺貢品，三個碗，一碗素水餃，一個碗裝著瓜果和糖，另一個是肉蛋、炸魚和豆腐，添上筷子，三個酒盅排好，倒上酒。

我計算了下，家族一共十一個墳頭，都放三根香不夠用，心想應該多拿一把香的。我就只在父親和祖父的墓前擺了三炷香，其余的都放了一根。大伯的墓前，一個碗，各樣貢品都放了些，酒盅也是一個。等香燃的這段空里，該去燒紙和放鞭炮。幾個人圍著天國銀行燒紙，風不定，吹得灰燼亂飛。村民吃了午飯，陸續趕來，人比剛才多了不少。我點頭，算是打過招呼。

我點燃一刀香紙，塞進去，想起父親活著的時候，上墳的香紙要事先在家里鋪開，雙手指頭伸開，來回轉，把一層層的香紙錯開，像向日葵那樣。這樣燒起來，不藏火，不用像現在這樣，要拿著一根木棍，來回撥拉。晚輩們對待這些事情，已經失去耐心，一刀還沒燒盡，就迫不及待又塞進去一刀，索性都扔進去，不停用木棍挑來挑去。鋼筋焊接的底座，空隙有點大。一捆冥幣，塞進去，還沒燒完，漏了下去。這些也都是擋活人的眼目，要說多重要，也就那么回事吧。

魏思孝的家鄉在山東淄博，他的寫作也長期關注鄉村大地。（圖/受訪者提供）

我倒是想著小時候來上墳，父親對這些細節很在意，香紙不全燒干凈，留一絲火星，是不肯結束的。他會一直蹲旁邊守著，還要慢慢地，把要吹走的灰燼都攔住。虔誠也罷，還是窮講究，終歸到了他兒子這輩，都一去不返了。

我拿出鞭炮，等不及趕緊去放。前面的村民掛上鞭炮，一個一個掉下來，或在半空炸了，或掉在地上，終于放完。我把鞭炮交給侄子。侄子掛上去，點了一串，放完，又點了一串。回去，我們磕完頭，扔下幾塊祭品，收拾好，往回走。

反正，明年還來。

“我們真正‘做小孩’的日子過去了”

作家，《我的母親做保潔》作者 張小滿

城市的過年氣氛是從一些消費景觀顯現出來的。家附近的商場門口擺上了巨大的粉色小熊造型，旋轉門上早早貼出了新春快樂的窗花，購物時的背景音樂換成了《恭喜發財》。

作為一個在鄉村長大的人，童年時，身邊的長輩們都是按照農歷時節來過生活，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可能是奶奶教會我的第一首童謠。那時的春節，從臘八就開始，至正月十六才會結束。

（圖/《媽媽！》）

幼年的我，不知鄉土社會的人情世故與復雜纏繞的熟人關系。我無比盼望春節，那意味著，有新衣服穿，有好吃的，有許多親戚會到家里來。一場場歡聚，仿佛日子可以永遠如此進行下去。那時還不懂母親常說的：“只有小孩盼過年，大人都怕過年。”

現在，童年時的年俗、儀式伴隨著人的散去，老房子的衰敗，一切只留存在記憶里。過去連根拔起之后，在城市里長久生活的我，在心理上都是按照“陽歷”來計算一年的時間，規劃一年的事項，“農歷”已經成了一種只有在特定假期才會記起的日子。

雖然總是在心里想，只有“年”過了，一年才真正過完；但是，事實上，我知道，2025年早就已經開啟，有很多事要做，很多未知要去面對。時間逝去與人的行動之間總是充滿著焦慮。走著走著，我也已經到了母親當初說的“怕過年”的年紀。

今年春節，和母親在深圳度過。（圖/受訪者提供）

今年，我和家人依然在深圳過春節。城市里的春節讓人感到寡淡，小區里人煙逐漸稀薄，常跟母親拉家常的保安大叔已經回安康老家過年。與往常不一樣的是，我和丈夫今年來準備年夜飯。以往都是母親忙里忙外，今年母親主動說，想休息了，我們表示支持。這也許是一種隱喻吧，好像，我們真正“做小孩”的日子過去了，要開始承擔一個家庭的主要責任。

“吃頓飯、睡一覺，

就是回家過年的意義”

詩人/作家 陳年喜

以往回家過年時，我會騎著摩托穿越縣城、翻山越嶺，最后回到生我長我的金灣村。可今年不知為何，我患上了肩周炎，胳膊特別疼，以致騎不了摩托，只能等從湖南回來的親戚帶我一程。

記憶中，我只在外地過過一次年，那也是人生中絕無僅有的“孤獨年”。當時是2016年，我在北京漂泊時，接到一家攝制組發來的邀請，對方想要拍攝一段我在北京過年的視頻。

拍攝當天攝制組先去了一家養老公寓取景，我便留在出租屋里等待。直到下午5點左右，我因為饑餓才出門，本想采購一些食材，卻發現超一半的“外來客”都消失了，超市也關門歇業了。我什么都沒買到，只好翻出出租屋里僅存的一包泡面果腹。

后來無論在哪里工作，無論距家千里萬里，我都堅持回家過年。能在家睡一覺、吃一碗家鄉飯，都是年的意義。

（圖/《小歡喜》）

與北方多數城市吃餃子過年不同，我們村里很多人過年是要吃米飯的，這可能和我們從南方遷居至此有關。

記憶里，我小時候的村子總是缺水，稻谷產量也十分有限。每年生產隊產出的稻谷，分到各家各戶也只有三四斤。

每次拿到稻谷，父親就會用塑料袋將稻谷裝起來，再吊在屋梁上。直到臨近過年，他和母親才會取下稻谷，用石碓給稻子脫殼。這難得一見的大米飯，便是過年的稀罕物了。

同樣罕見的，還有從河南靈寶或關中一帶運過來的蘋果。許是因為距離遠、不易運輸，所以蘋果在我們這里十分少見，橘子等南方水果更不要說了。毫不夸張地說，我直到20多歲，才知道橘子長什么樣，是什么味道。

（圖/圖蟲創意）

每次過年吃蘋果時，母親就會將之切成四五塊，分給我們幾個兄弟姐妹。那時候，我因為不舍得一口把蘋果吃完，便把分來的蘋果片放在口袋里，不時拿出來舔一口、咬一口。時間久了，蘋果就在口袋里化掉了。

如今過年，物質早已不再匱乏，但村里已經很少有人會大張旗鼓做準備了，炸高粱丸子、豆腐片、土豆片的人老了，而新生一代也不再蒸白面饅頭、玉米面饅頭以及粘豆包。不少人不再自己做年飯，而是買現成的肉菜，加熱一下就行。人們不再互相串門、喝酒，習以為常的拜年也消失不見了。

人和人之間的隔膜越變越深，是時代顯見的城市病，這在鄉下也很嚴重。

“孩子在手機里得到的快樂，

并不比我們當年少”

短視頻創作者 閃電制片廠

今年，我回村里過年。家鄉在福建大田縣，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山村，在那里，我和家人孩子一起過年。

我們村，也是一個正在消失的村莊，人越來越少。記憶里，小時候的春節漫山遍野都是孩子，山谷回蕩著歡聲笑語，小小的鞭炮可以被玩出無數花樣，那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年味。可惜父輩之后的一代，沒有人會種地，鄉下也沒有謀生的工作，甚至村里和鄉里的學校都關了，人們不得不紛紛擠到縣城去。現在，過年最大的煩惱是擔心身邊那些景況慘淡的中年人朋友，似乎大家都身處各種不同的漩渦。生活如同一個巨大的覆巢，保全自己和家庭越來越難。

（圖/《喬家的兒女》）

話說回來，今年的年味對我來說略有結余，不像往年那樣窘迫，可以過得從容些，也盡己所能幫助了身邊的朋友和親人。年歲越長，年關就越像一個關，闖關成功就是年味。

村里的土地荒了，房屋破落，年關回到村莊的孩子們也大多抱著手機——不過，也許現在的孩子在手機世界里得到的快樂，并不比我們當年少。作為一個視頻博主，我們的第二部長片《老虎的斑紋》在臨近大年三十前殺青了，過年期間會構思下一部電影的故事梗概，也會想想在村里有什么短視頻可以拍。

期待新的一年，是一個有更多好作品的年份。無論是短視頻還是電影，我們會更認真、更勤奮去創作。

· END ·

編輯丨蘇煒

校對丨遇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