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流動兒童數量已經反超留守兒童。

20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流動兒童7109萬人，留守兒童6693萬人，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合計1.38億人，占中國兒童總人口的46.4%。這意味著，中國近一半兒童直接受到人口流動的影響。

在特大城市，流動兒童仍然面臨著不少難題。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與人類學系副教授高雪蓮指出，流動兒童面臨著學業壓力和適應當地社會文化環境的雙重壓力，加之家庭社會文化資本和經濟狀況相對薄弱，多重壓力疊加導致其心理風險顯著增加，安全感較低。

為了改善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除了逐步優化政策、提高面向流動兒童的公共服務水平，一個不可忽視的途徑就是關愛流動兒童玩樂需求和體驗。然而，當前流動兒童的玩樂需求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與滿足。

根據最新的一項面向上海市流動兒童的調查，孩子們期待的玩樂與現實的玩樂之間存在較大落差：缺乏玩樂資源，缺少穩定的玩伴，父母陪玩意識薄弱等。

這是樂高集團與澎湃新聞合作發布的《中國流動兒童玩樂行為調研報告》（后文簡稱為《報告》）中的主要發現。該調研自2024年12月起歷時半年之久，主要面向上海市流動人口眾多的閔行區、嘉定區，覆蓋了參與問卷調查且回答有效的573位兒童和580位家長，以及參與半結構化深度訪談的10位兒童、2位家長與4位相關該領域的專家學者。

玩樂的現實與理想，仍有一些距離

對于流動兒童來說，高質量的玩樂需求仍未被滿足。

《報告》通過比較孩子們常玩和想玩的比例，發現孩子們最期待但沒被完全滿足的玩樂需求是：“參觀博物館、藝術館、科技館”“在體育館和操場等運動，在廣場、公園等散步”。

高雪蓮說，博物館、體育館等公共設施對流動兒童的可及性低，是因為他們多居住在遠離核心區的城鄉接合部，面臨空間結構性排斥。此外，經濟隱性門檻（如交通成本、場館會員費、門票費）構成接觸障礙。

據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楊瑩的研究，流動兒童通常具有較高的歧視知覺，這并非來源于實際的客觀歧視，而是他們對可能被同伴拒絕或無法融入當地生活的擔憂。歧視知覺對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導致抑郁、焦慮、壓力和孤獨感等問題。

而與當地建立起地方依戀，能夠緩解這種歧視知覺。楊瑩建議，為了建立地方依戀，可以讓流動兒童多去圖書館、博物館、參加展覽，或接觸城市中的人文和自然景觀，體驗新的居住環境所帶來的功能性資源。這有助于減輕歧視知覺對心理健康造成的負面影響。

玩樂重要的是有人一起玩

游戲好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玩得開心，以及有人一起玩。

《報告》顯示，62.1%的受訪兒童認為，當和朋友一起玩、認識新朋友或者大家相處得好，會使自己玩得開心。相對應的，超半數的受訪兒童認為找不到玩伴會讓自己玩得不開心。

對于自認為擁有較少朋友的流動兒童來說，55.7%是因為認識新朋友的機會不多，其次是想交朋友但有時很難和別人變得親近、跟朋友離得遠。

如果流動兒童相伴玩耍，還可能面臨玩伴消失的情況。

今年讀小學五年級的子墨在小區里就找不到玩伴，小區里很少有同齡人，姐姐快要中考了也沒空一起玩。

有一次，子墨在公園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他看到一個小孩在玩安靜書——一種互動式手工書，可以往書上反復貼各種貼紙。子墨主動搭話，兩人逐漸熟絡起來。但這個好不容易交到的朋友，卻因為家里積分不足以落戶，只能回老家讀書。子墨的朋友就消失了。

另一大流動兒童的玩樂障礙，是學業擠壓。

《報告》指出，37.7%的流動兒童因為作業多而沒有時間玩。而由于大城市的積分政策等問題，流動兒童還可能面臨潛在的回流壓力。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媛媛表示，高年級即將回流老家的群體的心理風險系數更高，他們往往會承受更深的不安定感和心理沖擊——“特別是當孩子知道自己即將獨自回老家時，這種預期對他們心理的沖擊很大。很多孩子其實是上海出生的，之前完全沒有任何回老家的心理準備。”

上海閔行區吳涇太陽花社區兒童服務中心負責人劉偉偉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補充說，小學高年級的兒童還存在課業擠占的壓力，尤其是即將回流的流動兒童，他們一方面需要補上海的課，另一方面還需要補老家的課程。

家長們陪伴停留在了照顧

家長也是流動兒童重要的玩伴，但他們往往只停留在照顧孩子的層面。

《報告》在三道問卷題目的回答中發現了一種有趣的親子距離差：84.9%的孩子認為與父母關系親近，71.2%的孩子認為父母在自己身上的時間多，卻只有47.7%的孩子認為父母經常陪自己玩。

可以認為，相比陪孩子玩，流動兒童的家長花了更多時間在照顧孩子上。

流動兒童的家長經常忙于生計，對玩樂的重視程度不足，使得部分流動兒童的家庭情感支持系統失效。

數據顯示，在回答“家長為何較少陪玩”時，“時間、精力不足”是孩子及家長公認的第一大原因。一名單獨和母親生活的兒童在問卷中表達了向媽媽尋求陪玩的失敗經歷：“媽媽忙時不行，媽媽忙完又說她要休息也不行。”也有兒童說因為家長自己看手機，所以很少陪自己玩。

另外，27.5%的家長認為，孩子“跟自己或者玩伴玩就行、不需要找家長玩”；27.8%的家長認為“少玩樂，多學習”。這意味著，相比于對學習的側重重視，部分家長們并未認同玩樂行為的價值，而陪玩本是親子關系的重要催化劑。

高雪蓮及其研究生曾長期對北京郊區某流動農民工子弟學校進行過跟蹤調查，她認為流動兒童家長學歷相對較低，在城市中處于被邊緣化的狀態。他們對孩子期望高，不希望孩子重走自己的老路，學業上自然會給孩子更多壓力。

然而，對于流動兒童而言，玩并不是一件小事。

“玩樂不僅是娛樂活動，更是心理干預和社會適應的過程。”高雪蓮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玩樂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兒童心理壓力——許多流動兒童家庭經濟壓力大，孩子存在身份認同危機和城市融入困難，而玩樂可以提供放松身心、釋放壓力、緩解焦慮和緊張情緒的出口。

劉偉偉說，玩樂是孩子發展認知和非認知能力的重要手段，包括學習情緒管理能力、合作能力、邏輯思考能力。高質量的玩樂最重要的一個點是，“孩子在玩樂過程中是真的非常開心，能夠給予孩子一個很高的情緒價值，在這個基礎上不光能收獲到開心，還能學到一些東西或者在能力上有所增長”。

集各方之力，開啟流動兒童的玩樂模式

毋庸置疑，玩樂是兒童的天性。

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黃進在《游戲精神與幼兒教育》一書中寫道，對兒童來說，游戲幾乎是兒童活動的全部內容，兒童的思維特征決定了游戲是兒童期的主導活動。

而對于心理健康問題相對嚴峻的流動兒童而言，高質量玩樂能幫助他們增強自信心、提高人際交往能力、強化“地方依戀”，從而進一步改善心理和情緒問題。

通過樂高集團與澎湃新聞合作發布的《中國流動兒童玩樂行為調研報告》不難看出，想要實現流動兒童的高質量玩樂，依然道阻且長。

《報告》呈現了上海市的流動兒童在不同玩樂行為上的實際體驗、潛在期待與既有困境，并進一步給出了針對社會各方的建議：

首先，提升家庭陪伴與玩樂認知。良好的溝通、情感聯系與親密度，能夠有助于改善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

其次，打造兒童友好空間。通過設立更多社區玩樂平臺、組織集體運動等，讓流動兒童擁有找到玩伴和愛好的機會。

最后，建立兒童玩樂支持網絡，強化學校與社區心理支持。學校、社區或公益組織可以通過開展社區活動、心理健康教育等方式建立流動兒童的地方依戀，緩解他們的心理壓力。

為了營造良好的玩樂環境，我們呼吁社會各界一同參與到流動兒童的玩樂保護中來。

基于上述調研結果，為了精準幫助流動兒童改善玩樂困境，樂高集團與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建立為期兩年（2025–2027）的合作伙伴關系，通過向合作機構提供“在玩樂中學習和發展”以及“基于玩樂的社會情感學習”等相關培訓和服務、捐贈樂樂箱以及支持玩樂空間改造的方式，希望為流動兒童提供高質量且持續的玩樂資源與空間，以此為流動兒童提供充足的玩樂設施與玩樂空間，助力流動兒童更積極地在玩樂中獲得全方位的身心健康發展。

其實，玩樂并不只是兒童的專屬，而是所有人在成長之路上不可或缺的養分。無論年齡、身份，我們都需要擁有屬于自己的玩樂時光——因為它給予我們溫暖，也賦予我們力量。

在樂高集團及全球合作伙伴的推動下，聯合國于2024年將每年的6月11日設立為“國際玩樂日”，倡導和守護兒童的玩樂權利。在今年的“國際玩樂日”，樂高集團發起了“世界玩樂節”活動以慶祝此節日，邀請全球各地的兒童和家庭一起開啟玩樂模式，感受玩樂的力量。當玩樂遍布城市的每個角落，那么無論是流動兒童還是普通兒童，無論是小朋友還是大朋友，都能夠找到屬于自己的玩樂價值！

受訪兒童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