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陳垣老校長誕辰145周年系列文章

文/梅明

一個優秀的人，必然有一個優秀的朋友圈；一個杰出的學者，必然會有更杰出的“學術搭子”。陳垣先生也不例外。

（1923年9月30日北京大學國學門在北京舉行首屆懇親會, 陳垣（前排左三） 說“我們應當把漢學的中心奪回中國”）

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先生

一句話講二人的關系：蔡先生站得高，陳先生站得遠。
蔡先生長陳垣12歲，1912年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時，陳垣選為眾議院議員；十年后，也就是1922年陳垣擔任了教育次長半年，實際主理部務（部長黃炎培不到職）。

就從政而言，蔡元培無疑影響巨大，陳垣只是在歷練而已。當然了，這種歷練固然在蔡先生面前不值一提，卻也是一般學者無法想象的。

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奠定了北大精神；1922年5月，陳垣辭去教育部次長，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其后又多次在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兼職，加上北平師范大學源自京師大學堂師范科，兩位校長之間可謂淵源流長，從來往書信可見一斑。

1924年9月陳垣（前排左二）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全體同仁合影

就從教而言，蔡元培作為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屬于實權校長，真抓實干，雷厲風行，開中國現代大學教育風氣之先；陳垣在輔仁時有教會代表管校務，在北師大時有書記管校務，真正是以師德和學術治校，也算是蔡元培提倡的“教授治校”的實現路徑之一。

1928年—1940年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陳垣多次擔任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47年十月當選為院士。

1940年蔡先生去世后，陳垣繼續在教育舞臺躬耕了31年。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和北師大校長。

就學術而言，僅從書法看就知道蔡先生作品絕非人間凡物，如果不是公務繁多的話，學術著作應該不亞于陳垣。

北大三院

總之，北大與北師大源自京師大學堂同門，北大精神是旗幟，站得高，號召力強；以勵耘精神為代表的北師大精神扎得深，扎得穩。

二者同屬于中華優秀文化的不同方面，皆是杰出代表。

二、新青年的“偶像”——胡適

在正劇《覺醒年代》里，胡適油頭粉面、風流倜儻，真不知怎么和老成持重、年長他11歲的陳垣先生做了鄰居和學術至交？

二人風格迥異，學術上卻有不少君子之交的佳話。

二人最大的懸案，是胡適不相信陳垣發表于《人民日報》（1949年5月17日）的《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是陳垣自己寫的。

我傾向于是陳垣先生口述并同意發表的。胡適的人生之路比陳垣順得多，二十多歲即是青年領袖。陳垣歷盡科舉失利、辛亥革命，到北京做十年議員時又走馬燈地直面總理一年三換、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府院之爭、護法運動、軍閥混戰，可謂飽經風霜，失望透頂后專心學術、教書育人。

在抗戰時期，胡適在美國爭取美援，貢獻良多；陳垣在淪陷區借教會學校保護師生，堅持抗戰，比胡適還要艱難得多。二人相較，陳垣更腳踏實地，看問題更深更遠一些。

（1946年中華民國35年11月27日《經世日報》讀書周刊（胡適）第十六期【書通鑑外紀溫公序后】）

在信中，陳垣提到：“我也曾親眼看見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區，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這條道路的時候，我想難道這許多的青年——酷愛自由的青年們不知道那里“絕無自由”的嗎？”

陳垣先生多次邀請從解放區歸來的劉乃和的二弟劉乃崇至家中，聽他講述解放區的見聞，并找來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論著，手持放大鏡一字一句認真閱讀。

后來任北師大書記的何錫麟，是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學生，后赴延安參加革命；劉墉如是北師大學生，1937年參加八路軍抗日，后來為陳垣入黨跑前跑后。陳垣先生能壽至91歲，青年弟子們功不可沒。

陳垣的公開信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至此胡適跑去美國，與國民黨保持了一定距離，平安地做了十年寓公。

陳垣在公開信中說：“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應屬語重心長的提醒，胡適當成統戰語言，沒有在意。他本可以從容地三選二，也就是選勝方或躲到美國觀望，人生的最后幾年，胡適又非要去敗方臺灣，為雷震案嘔了不少氣。

1962年，胡適因心臟病猝死臺灣，享年71歲。如果他聽進去友人的勸告，記住傅斯年的教訓（1950年在臺灣腦溢血離世），一直寓居美國，多作反思和總結，應該能用另一種方式為祖國做出更大的貢獻。

陳垣與胡適談《元秘史》

三、世界級學者王國維

伯希和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垣）先生兩人。”

陳垣在《敦煌劫余錄》自序里寫：“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依舊定義了斯坦因、伯希和的“首盜”賊名。

王國維可不是只會寫《人間詞話》，他和親家羅振玉一樣，對敦煌學研究很深。

同時他和陳垣一樣，也是摩尼教專家，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國考》，與陳垣的《摩尼教入中國考》并稱為研究摩尼教之杰作。

王國維不僅懂甲骨文，外語也比陳垣好，所以把抄錄的大英博物館的摩尼教資料提供給陳垣研究。

胡適：“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這是二人為《元西域人華化考》中考證李珣時的通信。

王國維先生哪點都好，就是不該沉湖，這件事另文專述。

筆者曾用王國維的三境界說總結陳垣先生的師道傳奇：

“夫師道者，借王國維三境界說，傳道授業解惑，此一境界也；立德樹人，桃李天下，此二境界也；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德化為情而暖天下，此三境界也。”

王國維給陳垣的書信

四、教授的教授陳寅恪

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指史學二陳的南陳陳寅恪；大師的大師，校長的校長，指北陳陳垣。

不談學問，僅從陳寅恪給陳垣寫的書信看，也是書法大家，價值連城。

遺存的十七封陳寅恪致陳垣信札

據社科院的老同志回憶，陳寅恪天賦更高，所以陳垣雖然年長十歲，地位也更高，依然虛心向陳寅恪討教。

陳寅恪的學術成果對陳垣影響至深。

首先是他對宋代文化的推崇，導致陳垣讓長子陳樂素、長門長孫陳智超都研究宋史，形成了社科院“一門三宋史”的盛況。

其次是對漢唐經略西北的重視，對今天一帶一路大戰略的形成影響深遠。

二陳筆談

其三，陳寅恪1911年就讀過《資本論》原文，他并不反對共產主義，只是反對蘇俄式的主義，幾乎可以算作預測到了蘇聯解體。只是如此天才，晚年只能寫《柳如是別傳》，實在是國家的重大損失。

五、綜述

最長壽的陳垣先生也已經離世50多年，斯人已逝，回望歷史，總要有個整體的圖像。

如果用陳垣的公開信串起四位至交（傅斯年代蔡元培），還基本可以解讀建國前三十年：

“固然運動不斷，知識分子命運多舛，好在基本上富國強兵，所有戰爭均在國界線外。

歷史還是需要全面的看問題，陳寅恪雙目失明源自日本侵華時的顛沛流離，固然有晚年時受沖擊，也不能忘了中山大學專門為他專門修建的陳寅恪小道和配備的三個護士，不能忘了“替他挨批斗”的學生。陳寅恪殘病之身壽至79歲，遠超王國維50歲、傅斯年54歲和胡適的71歲，死后哀榮更是無以復加。

歷史再沉重，也得一步一步往前走。胡適留在大陸的兒子1957年慘死，陳垣家后人受沖擊也是不爭且難以承受的事實。只是都走了，誰來建設？誰來抗爭？誰來變革？誰來復興？”

謹以一首《致敬先師》的小詩結尾：

沒有五好完人，但有赤誠之心；

沒有天賦異稟，但有痛定思痛；

沒有未卜先知，但有深謀遠慮；

沒有成功捷徑，但有負重前行；

沒有坐享其成，但有披荊斬棘。

（責任編輯：朱琴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