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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非虛構寫作者李穎迪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逃走的人》。她聚焦那些離開都市，來到鶴崗、鶴壁等資源枯竭型城市買房生活的年輕人。從旁觀到親身參與，李穎迪好奇這些年輕人為何做出“逃走”的決定，也想追問“出走后，ta們是不是真的得到了期許中的自由”。

去年末，在北京中信書店的一場對談中，李穎迪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劉海龍、讀書博主李烏鴉，探討了在經濟下行與數字化程度加深的社會里，鶴崗、鶴壁等城市如何成為一些年輕人的避風港？它們既有成為互聯網時代“高地”的潛能，也更劇烈地映射了人際困境與意義焦慮。

“高地”原指地理上的偏遠之地，在詹姆斯·斯科特的《逃避統治的藝術》中，它象征著遠離國家統治、避開主流控制的空間。而在劉海龍看來，數字時代的高地演變為一種因網絡便利和低生活成本而形成的避世之所，讓受困于日常工作與人際關系的人來到這里生活。

至于逃離，是為了追尋理想中的生活方式，還是一種失去盼頭后的微小抵抗？今天，或許每個人都在悄悄地尋求一個屬于自己的“高地”。

整理｜小糾

編輯｜陽少

「逃離」往往并不理性，

但總帶著變好的期待

李烏鴉：《逃走的人》這本書是李穎迪走訪了很多在鶴崗、鶴壁等地隱居的人，他們不喜歡在大城市里像螺絲釘一樣的工作，就逃離大城市，去到所謂資源枯竭的小地方，尋找一種低欲望、低成本的生活。

我想先和穎迪聊聊，北京是一個你生活了很多年、大概也一度想逃離的城市，你當時去鶴崗生活了一段時間，有多少是來自于你不想在這兒待了，有多少是來自于你要為創作去取材。

李穎迪：這本書的時間跨度其實很長，從2021年關注到隱居吧（貼吧）時，我還是比較偏向記者打量別人生活的視角。但書的主體部分聚焦于2022年冬天我在鶴崗的親身經歷。老實說，那時我在北京確實待不下去了，自己的狀態也很糟糕。大家應該記得那年的北京冬天——新冠疫情還沒有結束，我的狀態很混亂，工作上也出現了問題。我曾開玩笑說，要用塔羅牌算算未來的出路，結果抽出的兩張牌給出的答案截然不同。恰好那個時候，我在小紅書上看到一位在鶴崗的女生分享她改裝房子的經歷。我一直在關注這個話題，但那是我第一次發現這個群體里有女性，和我的視角也很貼近，就想去看看。

李烏鴉：那劉老師呢，您也有過逃離北京的沖動嗎？您怎么理解這些年輕人的選擇？

劉海龍：好像沒有特別想逃離的時候，另外也覺得沒什么地方可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還有一句話叫“大隱隱于市”，我覺得真正的隱居，不一定是地理空間上的，而是你個人的狀態。包括書里寫到的很多人，我能感覺他們還是很糾結，雖然身體上逃離了那個環境和空間，但如果心理上沒有真正想明白，最后還是過不去那個坎。包括中國的老莊、道家，某種意義上也是讓你去逃離或隱居。比如你可以完成最低的工作量，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一定要在身體上決絕地斬斷和此前的一切聯系。

但我可以理解這些年輕人。大家還是受困于自己的發展，比如有人在一個工廠里工作，看不到未來，或覺得自己怎么做都做不好，面對這種困境，大家其實想做出改變。可能99%的人都會選擇忍耐一下就過去了，或像我這樣調整自己的心態。做出改變的人，其實是很有勇氣的。

李穎迪：我覺得劉老師還是個偏樂觀的人，可能也和您的年紀有關。我前陣子見到《認識我的人慢慢忘了我》的作者周慧，她今年五十歲，生活在深圳邊緣一個叫洞背村的地方。我和她聊的時候，她會說書里很多人因為確實很年輕，處于一個還想不清楚、很糾結、經常反復的階段，包括我也是這樣的，有時想明天就辭職離開北京，有時又覺得好像再工作一段時間也行。

很多人都是出于本能和直覺去做事。我和他們聊到為什么決定甩掉原來的環境，去鶴崗、鶴壁，導火索往往非常微小。過去長期的工作、生活、關系帶來的痛苦是混合的，但已經在他們的身體上有了反應，于是他們本能地想要離開。很多人告訴我，他們到鶴崗的第一天，也沒看幾套房子，就很沖動地買下。住進去后可能發現這房子也沒那么好，后面可能還要換，要倒騰，要賣。很多時候，逃走的決定可能是非理性的，但在做出決定時，大家都帶著一種會變好的期待，期待新的可能性。

對談現場 ??中信書店

從鶴崗到鶴壁，

互聯網時代的新「高地」？

李烏鴉：《逃走的人》寫到的主要是在鶴崗、鶴壁生活的人，但穎迪辭職的第一站是去了海南萬寧。像大理、萬寧、清邁這些地方生活著很多數字游民，和去鶴崗的人相比，會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嗎？

李穎迪：我一開始也會覺得有階層方面的差別，比如像那些數字游民，可能是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然后能做一些類似于Web3的東西，程序員還可以接外包的活，就能在清邁那些地方待著。但我對那些選擇更多的人，會沒那么感興趣。我更好奇的是，這些隱居的人，處在一個沒那么多可選擇的情況下，怎樣去追求自由？

我認識的朋友也有去大理的，他說大理常有那種流動的聚會，有點像是嬉皮的感覺。但當我去鶴崗時，會發現大家其實彼此之間都很不了解，就像“飯搭子”似的，好像人對人展露出的好奇是非常微弱的，大家會有一些默認不要去碰的話題。當我去聽他們講自己過去的人生經歷時，會發現他們還是被關系傷害過，比如說家庭關系，可能是父母離婚了，或關系本身就很淡漠，也有的人運氣不好，甚至家庭里有暴力的情況。我其實非常能理解，經歷過這些事情后，他們就不會對人產生信任，也不會伸出想了解他人的觸角。

劉海龍：我在《逃走的人》的豆瓣評論里提到，李穎迪筆下的許多人像是“減配版”的數字游民。數字游民是個比較中產階級的話題：他們逃離一個環境，前往山明水秀的地方，試圖重建自己理想的生活體系。他們依然積極社交，試圖建立新的秩序。

但我在讀這本書時會感覺，很多人不是在逃離地方，而是在逃離關系，逃離人。我能感覺到采訪的過程是很痛苦的——很多人不愿意跟你說話，不愿意見人，也不愿意交往。再加上自然環境的影響，鶴崗的寒冷決定了他們好像不是特別熱情，也給了大家一個不用跟人打交道的理由。一些人可能是在過去的人際關系中受到一些傷害，便沒辦法期待去跟人建立關系。而那個地方經濟又比較落后，冬天又特別漫長，就更不需要跟人交往了。

詹姆斯·斯科特在《逃避統治的藝術》中提到，歷史上，國家要統治高地和高原地區的成本極高，即便征服了，也難以獲得經濟利益。久而久之，這些地方便成為“三不管”地帶，因地理屏障而避開了統治。一些因戰爭、賦稅等原因被壓迫的人，就會逃往這些高地。

但今天，一些“被遺棄”的地方，因經濟落后、發展“佛系”從而成了新的“高地”。與斯科特所說的不同，過去是因為交通和通訊的不便讓這些地區成為避世之所，而如今，正是網絡的便利，讓人們知道這些地方的存在。

當一個人來到這樣的地方，人生地不熟，和所有人都沒有了現實聯系，反而只能依賴網絡與社會建立聯系，甚至解決吃飯、工作等基本需求。換句話說，網絡反而創造了一種數字時代的高地。

于是這里就出現了一種分化。其中有真正意義上的數字游民，比如做二次元的、漢服的，他們可以在網絡上做得很好，只是選擇了一個生活成本相對低的地方；另一些人則是因為到了那個地方，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地工作，也能滿足自己的需求，這部分人就屬于我說的“減配版”的數字游民，他們還得依賴現實。這時就會出現一個在數字化時代被制造、被建構起來的高地。隨著經濟下行，這樣的“高地”或許會越來越多，成為社會提供的隱居之所。

逃離從來都在發生，

只是主流敘事讓它顯得不正常

李烏鴉：剛開始我其實不太喜歡《逃走的人》這個書名，因為聽起來有些太負面了，好像是因為我打不過，所以要逃跑。但后來才發現，這不過是一種人生選擇。

書里寫到一個后來去鶴壁的男生，他原來在生產線上工作。我就想到我父母也是生產線上的工人，但他們當時不覺得人生有那么多的選擇，也不覺得在生產線上的工作很痛苦。而我們現在有了選擇，所以才有了痛苦。人離開原有的生活路徑，去做一種新的嘗試，這未必是一件壞事。

李穎迪：我是出了這本書后，才很意外地發現原來大家對“逃走”這個詞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我覺得這是個很中性的詞，是一個動作，而非形容詞，形容的是人的狀態和行動。例如艾麗絲·門羅寫的短篇《逃離》，你也并不會覺得逃離是個錯事。

劉海龍：這也涉及到敘事的問題。我們會把生活劃分為主流和邊緣，主流敘事就像剛才烏鴉講的，比如父母那代人會覺得這件事是理所當然，不這樣又能怎樣？對他們來講，上大學，畢業找工作，結婚生孩子，撫養孩子，這是一個套裝，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好像進入這條路是別無選擇的。如果你沒有完成其中一環，就會有社會壓力對你說你該怎樣，這個敘事就被建構起來了。

還是說回斯科特的《逃避統治的藝術》，他說這些人也并不是逃走，只是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而我們的傳統敘事是從國家層面出發，認為國家的存在是必要的，而逃離則是偶然、反常的。但反過來想，國家的形成需要很多的條件，而離開反而是一種更自然的狀態——一個地方待得不好，就換一個環境。因此，逃走從來都在發生，只是主流敘事讓它顯得不正常。

另一方面就是選擇的問題。弗盧塞爾的一本書講到一個觀點，他說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什么是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去選擇的自由。比如你是一個畫家，你的自由體現在哪兒？并不體現在你去做公司職員，或政府官員，或掃垃圾的人。一個畫家的自由體現在你在畫布上怎樣能超越自我，怎樣讓你的內在爆發出來，讓大家看到新的可能性。這代表著兩種不同的自由觀：一種認為我有選擇，這就是自由的，比如換一個工作、換一個城市；還有一種自由是我要在這個范圍內做得最好，努力突破這種局限。

我前段時間聽到竇文濤的一個演講，他說他的很多選擇其實也是無奈之中做出的，當時也覺得走投無路，前面沒有答案可以抄，這就逼著你去想辦法，很多東西也是臨時拼湊起來，然后慢慢就找到了自己的路。我覺得那也是一種自由，就是把你逼到絕境上，你怎么找到一種解決的方式。

這涉及兩種自由的對話。例如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完全脫離體制，成為隱士；而“名教之中自有自由”則強調，即便遵守社會規則，依然可以在其中叛逆。比如一個寫作者，白天上班，但在寫作時完全自由，表達毫無束縛。許多逃離的人或許實現了前一種自由，但未必達到了后一種，因此即使到了世外桃源，仍然感到受限。

李烏鴉：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掙脫了一個枷鎖，以為枷鎖之外就有非常廣闊的天地，但真正讓你自由的東西，可能就在那張畫布之上，在于你自己真正想做的東西是什么。只有找到自己愛做的東西，才能享受到這種自由。

但我也想說，這太難了，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不知道屬于自己的那張畫布在哪里，也沒辦法從繪畫、閱讀、創作中獲得那個更廣大的天地。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就像書里說的，可能無法選擇我要什么，但可以先選擇不要什么。

李穎迪：劉老師的話讓我想到我很尊重的兩位寫作者，胡安焉和周慧。胡安焉曾經送過快遞，周慧也在工廠里工作過，他們在這兩年都出版了自己的書，寫過去的經歷，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他們各自都找到了自己的語言。當我看他們的書時，會覺得文學是他們很重要的精神支撐，讓他們更自由、更強壯。但書里的這些人，當我們成為朋友，我和他們交流時，會覺得這樣的條件似乎是很奢侈的。

比如書中做客服的常州女孩，她讀的是中專，她所接受的教育里，沒有人會和她說你應該去讀書，也沒有人告訴她你怎樣做才能更開心，你這個人的價值是什么。所以當她辭了職，到了鶴崗，有了時間之后，她首先去畫畫，也去養水母，因為她覺得這些東西是美的，她想要追求一種精神世界。可能也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并不提倡我們要有自己的精神生活。

劉海龍：我之前提到過寫作和繪畫，但其實這不僅僅是這些，更多的是找到一種精神的寄托，找到自己的興趣。前幾天我看了電影《出走的決心》，主角就是喜歡開車到處走，在行走中找到自己的意義。人生的意義是多種多樣的，每個人都在不斷尋找。

以前討論的三和大神，他們可能也處在一種過渡狀態，你不可能永遠過無意義的生活，每個人都要去尋找意義。三和大神更像我說的第二種狀態，在一個體制內進行反抗，很像斯科特研究的那些人，用一種消極的方式、弱者的反抗，你讓我去干這個事兒，我就不干，或用其他方法搪塞你，由此獲得一種勝利。可能在主流看來是這一種阿Q式的勝利，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確實實現了自我，在對抗中不那么服從。

反而是書中這些出走的人，我覺得他們更決絕，甚至更勇敢。為什么說是勇敢？因為他們還是有一個可追求的東西，希望改變自己的狀態，最重要的是，最后還是要獲得人生的意義。當然，意義是各種各樣的，你可以去寫作、打游戲、畫畫、旅游，甚至可以做手工，但追求之路是共通的。越是這樣逃離的人，他們對意義的向往可能越強烈。而三和大神反而已經看透了，覺得出逃也是無意義的，還不如過一種無意義的生活，這其實是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

但問題就是，當你作為一個外來者，突然沒有根地進入那個地方，你會發現你很難建立一個人際連接，比如通過網絡、微信群，書中還有很多人打游戲、直播、開網店。讀完這本書給我一個感覺，就像證明了韓炳哲講過的一段話，他有本書叫《敘事的危機》，大概意思是數字媒體或數字的表達，它是沒有故事、沒有敘事的，僅僅通過網上形成的連接是脆弱的，沒辦法真正獲得情感上的支持，或生活的意義。

書中的一些人每天打游戲，直到服務器休息才停下來，但他們依然不滿足，始終覺得缺少什么。這就是我們說的“意義的追尋”，需要體現在現實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書中的好幾個案例往往由于原生家庭或生活環境造成的困擾，特別決絕地切斷了和現實生活的一切關系，但他們在這個地方也沒辦法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人際關系或社會網絡，就會處于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

現代人際的「拼湊」與孤獨

李烏鴉：我好奇的是，兩位怎么看待來鶴崗的這些人，他們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對于人際關系是何種程度的需要？大家看起來是其樂融融的，會一起去朋友家吃飯，一起玩劇本殺，但這其樂融融的背后又有另外一面。

李穎迪：我覺得是一種有限的需要。鶴崗的微信群就像是你剛講的那種聚落，每個群里都有幾百人，會分享哪個裝修隊靠譜，哪個坑人，哪個中介收兩千塊，哪個收三千塊，哪里停水了，這些生活中的信息。微信群對大家來說是很重要的連接方式，大家也會在群里認識朋友。但最后關系能深入到什么地方，在我當時待的那個節點，會感覺大家的關系還是很松散的。

在鶴崗時，大家就很像是搭子關系，比如看電影搭子、去公園搭子、打牌搭子，都是這種臨時拼湊起來，共度一段時間，并不深入，然后就分開的關系。

劉海龍：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新的現象，和媒體也有關系。當沒有數字媒體，我們只能面對面交流的時候，你的交流范圍有限，就必須要維持這樣的關系，因為你不維持，就沒有關系了。但有了網絡之后，就有了我們所說的“趣緣群體”，大家只用交流喜歡的話題，不涉及其他，也對彼此不感興趣。這是兩種交流方式，現在第二種方式會越來越多。但大家從小生活在網絡時代，會感覺好像這就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主流。

人和人之間如果是現實的關系，當然會有一種親密感，但另一方面也要承擔和付出更多。你受傷的時候是可以去傾訴的，但反過來人家有這樣的需求，你也得承擔這樣的責任和付出。但現在的一個大趨勢就是，我們越來越覺得所有東西都是拿來就用，是即插即拔的U盤式的關系，這可能和整個世界都在走向個體化有關，每個人都在以自我為中心考慮一切。

我覺得不僅是《逃走的人》里很多人是這種狀態，整個社會都在走向這種狀態。但對個體來說，也可能導致情感支持、社會支持越來越弱，當你真的遇到問題的時候，可能就沒有人來聽你傾訴，也沒有人幫你解決問題。

李烏鴉：我讀這本書時，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書中的很多人都“不典型”。過去我們在紀實作品里，比如譯文社關于日本“孤獨死”的系列報道，會形成某種刻板印象，但這本書里的人并不符合這種印象。甚至，有些人相當樂觀，會主動建議“多和人接觸”。

在閱讀過程中，我更傾向于把每個人看作一個獨立的個例，而不是某個群體的代表。當Ta做出看似悲哀的人生選擇時，一定有Ta自己的理由。

包括穎迪在書中也引用了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戲》里的話。這讓我想到，那些令人遺憾的故事，往往源于某種未解開的“結”——而這些結，大多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關。正如劉老師提到的，只有在線下，我們才清楚關系需要承擔的責任。我們所獲得的一切，往往都伴隨著某種付出。

《逃走的人》

李穎迪 著

新經典文化｜文匯出版社

202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