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中記載，秦始皇臨終前的遺詔，是立公子扶蘇為太子。趙高為了一己之私，多次勸說李斯篡改秦始皇遺詔，將其改成了立胡亥為太子。

《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對后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后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所以說后世的人們在讀歷史時，首先會偏向于《史記》中的記載，認為只要是《史記》記載的事件，就一定是正史，是真實存在的。

別的文獻所記載，只要跟《史記》不符，就一定是野史，是不可信的。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史記》記載的事情，就全都是真實發生過的嗎？

答案其實并非如此，事實上對于《史記》中的內容，單論胡亥繼承權是否合法這一問題上，多年以來便一直存在著爭議。

司馬遷的《史記》，說胡亥的繼承是不合法的，是靠篡改詔書得以上位。

而在別的一些文獻中，卻承認了胡亥的繼承是得到秦始皇允許的，也就是說，胡亥的繼承權是合法的。

如果胡亥的繼承權是合法的話，《史記》的公正性就受到了挑戰，更為重要的是，司馬遷究竟為什么非要說，胡亥是篡位登基呢？

一、《趙正書》主張胡亥繼承合法！

《趙正書》是北大收藏的西漢竹簡，該竹簡抄錄于西漢中期，但內容可能源自西漢初期甚至秦末，作者或為六國貴族后代，仍沿用戰國時期對秦王的稱呼。其敘事角度與漢朝官方史書《史記》不同，反映了秦末至漢初歷史書寫的多元性。

《趙正書》中明確記載，胡亥繼承皇位，是得到秦始皇允許的，原文如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頓首言曰：“今道遠而詔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謀，請立子胡亥為代后。”王曰：“可。””

二，考古文物佐證！

2013年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中，胡亥自稱“朕奉遺詔”，強調其繼位合法性，與《趙正書》記載一致。這類官方文告的內容難以被后世篡改，進一步支持了胡亥合法繼位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條證據是胡亥自己說的，真實性有待商榷，因為就算胡亥是篡位繼承，他自個也不可能承認不是？

綜上所述，胡亥的繼承是否合法，便由此產生了爭議。要么如《史記》中所說，趙高跟李斯合謀，為胡亥篡改秦始皇遺詔。

要么如《趙正書》所說，胡亥的繼承權是得到秦始皇臨終承認的。

可如果胡亥的繼承權是合法的，那么司馬遷在著作《史記》時，為何要污蔑胡亥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各自的政治立場不同罷了。

司馬遷作為漢朝史官，其立場可能受漢朝官方意識形態影響。漢朝以“伐無道，誅暴秦”為合法性基礎，因此將胡亥塑造為篡位者、趙高為奸臣，有助于強化秦亡的必然性。

例如，《史記》中胡亥的形象完全被負面化，而扶蘇則被賦予“仁德”標簽，這種對比或為政治服務。

總而言之，支持《趙正書》的人，認為胡亥的繼承是合法的，并且趙高被污名化。

反觀支持《史記》的，則堅持相信“沙丘政變”。

然而不管爭議如何，對于胡亥的暴政是沒有多大爭議的，強調胡亥的殘暴統治是公認的，無論繼位是否合法，他的統治導致了秦的滅亡。

總結

《趙正書》的出土揭示了秦末歷史敘事的復雜性，但司馬遷是否刻意“污蔑”胡亥仍需審慎判斷。更可能的情況是，司馬遷受限于史料和政治環境，選擇了符合漢朝主流意識形態的敘事。

而胡亥的合法性問題，本質反映了歷史書寫中權力、記憶與真相的博弈——真相或許永遠無法完全還原，但多元史料的碰撞為我們提供了更立體的歷史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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