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維舟

杭州做對了什么？

在這一波反思潮中，最受震撼的正是那些對標杭州的城市，尤其是南京和深圳。

南京市委書記周紅波強調，“杭州六小龍”的出圈絕非偶然，原因在于杭州良好的創新氛圍、產業生態和營商環境。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旗下“交匯點”客戶端2月7日起連發三篇專稿，發出靈魂三問：DeepSeek為什么會出現在杭州？為什么南京發展不出“杭州六小龍”？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

分析的結論是：杭州在移動互聯網紅利見頂之際，2013年起率先開啟“硬核創新”，早有布局，而“六小龍”正是在“芯片設計-算力集群-場景落地”完整產業鏈的基礎上孵化出來的。論高校、科研、人才、科技人口、產業導向，南京都不輸杭州，但為什么南京就沒能誕生一個新興產業巨頭？因為杭州的營商環境比較能容忍一定的創投失敗，對民營力量（尤其小微企業）的成長更為包容，這是南京急需彌補的短板。

相比起來，深圳可不缺民營企業，其數量甚至遠超杭州（254萬家比90萬家），獨角獸企業數量之多，位居全球第六，高于杭州，當然更誕生過騰訊、華為、大疆這樣的新興行業領軍企業，制造業更是遠比杭州強得多，然而，為什么“六小龍”也沒出現在深圳？這些年來，杭州未來科技城和深圳實際上處于“人才對流”的狀態，年輕人看到哪里有機會就去哪邊，然而，他們最終選擇杭州，再好不過地說明杭州對他們的吸引力更大。“AI三杰”（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Kimi創始人楊植麟、人工智能科學家何愷明）都是廣東人，卻沒有一個選擇立足廣東。

和南京反思的方向不同，深圳在對照下來意識到自己的短板是一些老問題：要培育新興產業鏈，需要長期主義，但深圳缺乏像浙江大學那樣老牌的大學，基礎科研、原始創新一向不足。不僅如此，這些年來深圳對初創公司、年輕人才來說，已經成本太高，而無論是產業生態，還是城市文化生活的豐富性，深圳都有所不如。

DeepSeek的創始人梁文鋒在浙大畢業后，一度在成都創業干過一段時間，但為什么成都沒能留住他？因為成都地方政府雖然也有服務企業的主動性，但成都長于文化創新，但論高端科技產業生態，卻不如杭州，這不僅僅是說相關產業的群集，還有高端人才的匯聚、風險融資機制的完善，以及市場對這類創新的寬容度。

而當北方拿杭州來反思自我時，看到的則是杭州的辦事效率高，不像北方那邊都把心思花在酒桌文化上。當然，較真一點說，深圳在這方面也很高效，但僅此仍不足以孕育出“六小龍”；不過，像這樣的段子，本意與其說是為了準確分析對方成功的根源，倒不如說是借此諷刺自己這邊存在的弊病。

也就是說，不同地方有意無意之間，其實是將杭州看作一面鏡子，照出自身的不足，以此取長補短，至于這樣做了是否就能復制杭州的成功，那說實話，又有誰能知道？

不過，在這其中，仍貫穿著一個共同的觀點：杭州肯定是“做對了什么”，對其它地方政府來說，關鍵就是看出那秘訣究竟在哪里，自己加以效仿，就像跟著學霸的步伐，就算不能同樣考100分，好歹也能學個八九不離十，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背后，隱含著一種“反省自身問題，再積極奮發有為”的強烈意愿。

問題恰恰就在這里。試問：杭州“六小龍”的崛起，固然從事后來看是成功的，但這是杭州地方政府積極有為的直接結果嗎？杭州的確扶持創新了，從資金支持、人才幫扶到孵化科技創新，但這些都不必然催生“六小龍”，原因很簡單：那些成功歸根結底是不可預知的——就算是梁文鋒本人，當初他能想到DeepSeek可以取得這樣的成功嗎？

即便是阿里巴巴，能有今天也是誰都想不到的。1999年創業之初，這只是一家誰也沒注意的小公司，馬云本人也不可能料到它在短短二十年間崛起為新巨頭，期間馬云還曾兩度想搬離杭州，杭州也不曾拼命挽留，只是馬云去北京、上海看過，又回來了。2008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俞正聲發問：“上海為什么留不住馬云？”但要不是淘寶成功了，那就根本不會有此一問。

阿里巴巴的崛起，對杭州而言完全可說是意外收獲。至少在起初那些年，與其說是當地政府看準了這個賽道、早有預見地積極主動扶持，倒不如說是因為“積極無為”：杭州創業成本相對低廉，政府做事也比較親商，既沒有拔苗助長，更沒有那種對待民企的衙門作風，至少能克制住自己不做過度干預，而是著重培育好營商環境，讓那些“好苗子”可以安心地自由生長。

杭州模式可復制嗎？

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一座城市的成功，往往都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杭州當然也不例外），更關鍵的是，未來哪一個產業能實現創新突破，是事先難以預料的。

回頭來看，杭州能成為“數字經濟第一城”，與其說是當初多有遠見，不如說是順其自然的結果：杭州過去產業基礎薄弱，制造業遠不及本省的寧波，再加上離上海太近而難以成為區域經濟中心，在這種情況下，干脆放任民營經濟自發生長，哪怕是小微企業，杭州也都給錢給地給政策，像當年阿里巴巴在杭州創業，不用擔心受到政策歧視，但到北京、上海，那恐怕根本不會把它當回事。

在對小微企業的服務上，杭州是公認的“大市場，小政府”。2021年底，我一位朋友將公司遷出杭州，搬到蘇州，但那并非對杭州不滿，只是因為蘇州相關的產業聚集度更高。在變更注冊地的過程中，杭州市場監管部門打電話來詢問：為何要遷離杭州？是不是經營遇到什么困難了？需要的 話，可以申請房租補貼。他后來感嘆：“我們只是一家幾乎不可能對當地的稅收和就業有任何貢獻的自媒體而已，尚且能得到如此待遇，更何況那些真正有實力的公司了。”

很多城市在引進企業時，偏好那些大企業（最好是“500強”），那不但政績好看，稅收也方便得多，杭州這樣看似費力，但事實證明，當這些小微企業大量涌現，自發形成的生態，具有無限蓬勃的生機，因為它不像跨國公司或國企那樣，只是碰巧放在某個城市，而是和杭州本地的營商、產業環境和城市社會形成有機的結合，并且能源源不斷地催生新的創新機會。2021年，杭州IPO宗數48家，超過深圳（46家）、廣州（23家），相當于南京（14家）、寧波（13家）、武漢（7家）、濟南（7家）、廈門（7家）5個副省級城市的總和。

現在世人的目光聚焦于“六小龍”，但實際上，且不說“六小龍”只是現在新興的尖端部分，即便是早已做大做強的阿里系，對杭州經濟的整體帶動作用，也沒有外界想象中的那么大。有贊、蘑菇街這樣的電商產業鏈公司，乃至電商直播產業的興起，固然是受阿里的帶動，但即便把字節跳動在杭州的大量布局包括在內，這仍然只是杭州經濟的冰山一角。

圖1：杭州市特色產業空間布局

資料來源：前瞻產業研究院、前瞻經濟學人App

杭州的經濟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生態，并不只有電子商務， IT行業的網易、華三通信、海康威視、大華、宇視、恒生電子、同花順；醫藥的通策、泰格、華東、青春寶；傳統制造業的萬向、傳化、吉利、榮盛、福斯特；食品飲料行業的農夫山泉、娃哈哈……都是各自細分領域的龍頭。雖然這些似乎看起來沒有那么耀眼，但沒有人知道下一次突破出現在哪里。

如果把城市經濟看作是一個生態系統，那么真正繁盛有活力的生物群落勢必是動態演替的：在這個生態系統中只要添加一個新物種，整個系統便會產生驚人的連鎖反應。由于無人能預料到下一個風口，政府真正應該做的不是“有形之手”積極有為地干預，而應當以開放的心態來看待未來的風險和機會，因為在這樣一個龐大復雜的生態中，試圖掌控整個系統往某個確定的方向走，都是不現實的，最可取的是盡可能地確保這種開放性，讓新物種得以涌現。

由于電子商務為代表的科技創新崛起，杭州這些年開始被稱作“中國硅谷”，但如果看美國硅谷的發展歷史，就會發現那是一段前途未卜的航程，因為新生事物都是高風險的，沒有人能預料到這些初創企業能長成什么樣，甚至完全看不懂它的商業模式，地方政府更談不上有什么積極扶持，決定其成敗的關鍵是初創企業的融資機制，使得那些勇于創新的“怪人”也能在金融系統中獲得風險資本。

初創企業的風險很高，大多數可能撐不過三五年就會倒閉，加入其中的那些年輕人才也根本不指望能穩定，他們的行為與那種低風險低回報的商業模式原本就不一樣，而是在一個市場上憑借自己的創意殺出一條生路。他們所需要的，除了在一個開放的市場上獲得融資之外，另外就是法治的保障，能夠容許他們自由生長。

從某種意義上說，杭州確實難以追趕，因為真正難的不是它在某個產業領域“做對了什么”，而是它長久以來構筑了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可以源源不斷地涌現出創新企業。要維持這樣一個系統的活力，唯有釋放人、解放人，因為民間社會的自組織涌現的就是人的活力。

當然，這并不是說什么都不用做了，恰恰相反，對政府來說，知道何時“無為”，可能比過度“有為”更重要。對其它城市來說，重要的不是如何模仿、復制杭州的模式，而是打造自己的“生態系統”，尊重市場，充分釋放人才的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