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11日，劉伯承給中央發去的一封電報，其中有一句“不論1、2、3、6縱，對返回大別山幾乎都是談虎色變”。

劉伯承這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消極之言嗎？話雖這樣說，但這同樣是挺進大別山后又轉出的劉鄧大軍實際情況。

“千里挺進大別山”，聽起來雄壯威武，可實際也是無奈之舉，是部隊由內線轉入外線的作戰，或說一種軍事嘗試。

晉冀魯豫野戰軍的前身是八路軍129師，而129師又主要是以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為基礎改編成的。

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都是從鄂豫皖地區（大別山是其中一部分）走出來的。

因此，晉冀魯豫野戰軍中有許多干部覺得回大別山是回家，當地形勢會一如十余年前，心情十分澎湃激動，連帶著整支部隊的士氣都昂揚。

許多出身北方的指戰員們，第一次到“江南”，倍感新奇。

他們過去在北方太行山，所見所聞都是平原旱地、石頭大山；下到江南，見到如此茂盛的林木和青翠的山巒，以及水田水牛，有種別樣的感覺。

他們被迷惑住，有種“還是大別山好”的感覺。可是8個月后的1948年1月19日，劉伯承向中央交去一份苦澀的工作報告。

野戰軍出征大別山時，人數在12萬4千余；走出大別山時，減員6萬6千，僅剩不到6萬人。這幾乎是遭遇到半毀滅性打擊。

挺進大別山前，毛主席就對野戰軍在短時間內于大別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鞏固根據地不抱希望，表示要將其視作臨時立足點。

從后續戰爭發展來看，毛主席所說不無道理，完全是至理名言。

可在挺進之初，這份正確的告誡，卻被當作一種謹慎，或者說杞人憂天的想法。

絕大多數野戰軍的中下層指戰員是這么認為的。

時任野戰軍2縱司令的陳再道，在回憶錄中寫到：大家都覺得只要到大別山，困難就過去了。

可事實是：到大別山，才是無數艱難險阻的開始。

誠然，陳再道過去帶五百紅軍出門，就能在冀南一帶開辟出一個百萬人口的根據地。

當下野戰軍十余萬人馬，又加上要挺進的大別山是革命老區。

可問題就出在大別山地區是革命老區上。

從鄂豫皖走出去的老紅軍們哪知道，大別山早已不是他們所熟悉的那個大別山，它經歷了敵人十余年的清剿鎮壓，土豪劣紳們也統統依靠在敵人的旗幟下，通過保甲、民團等方式，將大別山化為敵人的“大別山”。

過去我們在內線作戰，也就是解放區內作戰，群眾、村干部不愿為敵人帶路，更時刻關注著敵人的動向匯報給我軍。

挺進大別山已是外線作戰，而且不是一般的外線。

劉伯承將大別山土豪劣紳配合敵軍進行的戰爭，稱為“地主戰場”。過去敵人是聾子、瞎子，可到大別山了，我們卻成聾子、瞎子了。

有干部后來回憶：大別山里很難找到愿意合作的革命群眾，部隊按照過去的土改經驗，發動貧農、建立貧農團，誰曾想貧農中有敵人的奸細，我們將傷員交他后送治療，結果全被半路殺害。

一開始，有干部說“敵人有槍，你們手里的就是燒火棍嗎”，然后就使出雷霆手段。

可是敵人在大別山的根基太牢固了，殺那點人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暴露的終究是少數。

在地形復雜、土匪地主武裝猖獗的大別山，戰士們根本不能單獨行動，幾乎一掉隊就遭到毒手；交送后方的傷員也基本兇多吉少，而且大都是虐殺。

除了掉隊戰士和傷員，就連土改積極分子也死傷慘重，經常被地主武裝報復。

還有后來公審大會上群眾都不敢訴苦的情況：經常發生訴苦人白天訴完苦，晚上就遭殘酷報復的事。這樣一來，立足都困難，更別說建立起一個根據地了。

為此，劉伯承在給毛主席的報告中這樣無奈感慨：“中原地區的土蔣比正規蔣軍更難解決，地方軍政人員對抗土蔣比對抗正規軍更困難。”

野戰軍進入大別山后，處境如此之艱難，野戰軍司令部不可能無動于衷。

所以在挺進三個月后，于1947年12月進行分兵，分頭行動。

政委帶3個縱——2、3、6縱，以旅為行動單位，分開活動，與大肆“圍剿”的敵軍兜圈子，進行游擊作戰。

司令則帶中央局機關和1個縱——1縱，轉出大別山，前往豫西。

1個月后，政委帶領3個縱隊，轉出大別山，與劉伯承會合。

對此，兩方最高首腦也是一方興奮一方憂。

這也難怪當中央有可能決議晉冀魯豫野戰軍，回大別山作戰時，劉伯承在軍事工作報告中直白地說出“部隊對返回大別山幾乎談虎色變”的話。這是事實。

因此在1949年11月上旬的淮海戰役前，晉冀魯豫野戰軍主要輔助華野作戰。

直到包圍住黃維兵團，晉冀魯豫野戰軍“瘦狗拉硬屎”，硬將其吃掉，這才重新支棱起來。這一下裝備、士氣和軍心等等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