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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日軍第二十一軍一部在海軍協同下，占領了海南島，將該島作為對廣東方面擴大封鎖的作戰基地，和以后“南進”的戰略基地。此后，該部又于6月攻占汕頭和潮州，并于8月占領寶安，至此，日軍對我國沿海對外交通封鎖已基本形成。

1、從第一次長沙會戰到昆侖關大捷

其間，日軍第十一軍于3月下旬占領南昌，切斷了浙贛鐵路和皖、浙中國軍隊的主要聯絡線；5月，日軍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師團及騎兵第四旅團等部，進行了襄東會戰，意在擊潰蔣嫡系主力湯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團軍，以鞏固武漢外圍、阻止中國軍隊的反攻企圖。

同年9月，歐洲大戰爆發，日本更急于解決侵華問題，以便從中國戰場脫身，同機實現其更大的對外擴張野心。這時正值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成立，日軍發動湘贛會戰的直接目的是要擊第九戰區粵漢路沿線國民政府中央軍的主力。

日軍第十一軍以第六、第三十三、第一○一、第一○六師團及第三、第十三師團各一部，在海軍協同下，從9月下旬起，以湘北正面為主攻，贛北、鄂南方面為助攻，開始了對岳陽至長沙之間地區為重點的分進合擊（湘北大會戰，或第一次長沙大會戰）。日軍與中國軍激戰20余天，至10月中旬，始返回原防地，日軍這次作戰，以奇襲為主，對中國的打擊比襄東作戰更大，日軍緊接著又進行了南寧作戰。

11月15日至16日，日軍第十一軍第五師團和臺灣混成旅團在海、空軍協同掩護下，先后在廣西欽州灣登陸。此時，中國軍主力尚在湖北，桂南兵力空虛。

日軍第五師團趕在中國軍隊向南集結參戰之前，乘虛長驅直入，于11月24日占領南寧。12月4日，又攻占昆侖關。日軍這次作戰的意圖是為了切斷從桂林經南寧和鎮南關入法屬印支（越南）的國際交通線。這道條通是日軍封鎖了中國海岸對外交通后中國對外重要聯絡補給線。因此，中國決心舉行反攻收復南寧。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行營命夏威任東路軍總指揮、徐庭瑤任北路軍總指揮、蔡廷鍇任西路軍總指揮。12月17日，反攻開始。從28起，北路軍經四晝夜激戰，將昆侖關包圍，并擊退了增援日軍。

31日，第五軍奪回昆侖關。1940年1月2日，東西兩路軍向南寧進逼，準備會同北路軍合攻南寧。2月1日，日軍發動了更猛烈的進攻，2日攻占賓陽。并再占昆侖關。9日，桂林行營會議鑒于由河池經田東入越南的新國際交通線即將竣工使用，決定放棄反攻南寧而改守忻城、柳州、潯州、貴縣等地，掩護新的國際交通線。

但此方案尚未實施，日軍已于8日開始自動南撤，13日在南寧附近集結完畢，作戰結束。這時，日本解除了第二十一軍的戰斗序列，編成華南方面軍，司令官為安藤利吉中將。

日軍發動南寧作戰，還含有策反桂軍的用意。早在1939年8月，日本方面曾派遣一個在李宗仁、白崇禧和龍云手下任過職的漢奸前去策反。這個漢奸在8月28日、29日和龍云密談5個小時，另外又與白崇禧面談5次、與李宗仁面談兩次，企圖利用他們與蔣介石的矛盾，游說他們與日本合作，均遭拒絕。

但日本方面并未死心，還特意將5年前曾受李宗仁、白崇禧聘請，在南寧擔任過桂系軍事顧問兼教官的中井增太郎大佐調到第五師團，任參謀兼特務機關長，主持策反桂軍的工作。中井在南寧作戰期間除設法通過熟人取得與白崇禧（時任桂林行營主任）的聯絡外，還直接通電白、李，敦促他們投降，但仍徒勞無獲。

2、以戰逼蔣投降的圖謀

為對重慶國民政府進一步施加壓力，也為報復蔣介石發動的冬季攻勢并防止其新的攻勢，日軍策劃了宜昌作戰。原來中國軍隊在1939年10月第2期整訓結束后不久，從12月上旬至次年2月在華北、華中許多地方廣泛地對日軍發動了一場冬季攻勢，結果傷亡很大，主要作戰目的并未達到，但引起日軍的驚恐。日軍內部文件承認：“我方的傷亡合計也約達8000，付出的犧牲是過去作戰不曾有過的”；它特別對“蔣介石至今仍然在全軍中保持著統轄力量”和中國軍隊仍具有“主動發起攻勢的力量”深以為憂。

它估計中國軍隊第三期整訓結束后可能發動新的攻勢，便決定先主動進攻一這就是宜昌作戰。

1940年4月下旬，日軍先在長江南岸的九江、鄱陽湖、洞庭湖方面進行伴攻。5月1日第十一軍開始宜昌作戰。作戰過程分為兩期。第一期，日軍的意圖是進攻漢水左岸的中國軍隊。5月1日，日軍第三師團和第四十師團一部從信陽以北西進，2日第十三師團從安陸北上，取南北兩翼包圍夾擊之勢，企圖在棗陽附近擊潰中國軍隊。

4日，日軍第三十九師團和第六師團一部，在隨縣地區突破中國軍隊防線后，協同第三師團占領了棗陽。16日中國軍隊收復棗陽。17日復失。19日，日軍各兵團以棗陽為中心，一齊東進反擊，中國軍隊向西及西北方面退卻。21日，日軍停止追擊，向原駐地轉移，第一期作戰結束。

日軍第二期作戰的目的是消滅宜昌以東地區的中國軍隊，并趁勢占領宜昌。31日夜，第三、第三十九師團在襄陽東南地區渡過漢水，6月1日占襄陽，3日占宜城，4日夜，第十三師團和第六師團一部從舊口鎮地區渡過漢水，12日進占宜昌。

由于日軍對是否確保宜昌一度猶豫，故第十一軍曾于17日1時照原作戰計劃撤離宜昌。但東京的參謀本部考慮到，占據入蜀咽喉的宜昌，對重慶國民政府壓力至大，可促成“桐工作”的進展，因而決定確保。正在撤離途中的第十一軍，接到命令后于17日中午再度占領宜昌。第十三師團于29日強渡長江，占領了宜昌對岸的要地，宜昌作戰至此全部結束，由此使重慶感到“日軍逼進”的危機。

在進行上述一系列作戰的同時，日軍還出動航空兵，對我國抗戰大后方進行狂轟濫炸。在武漢戰役前，日軍航空部隊的任務以直接協同地面作戰為重點。武漢戰役之后，其作戰方針改為重點攻擊政治軍事要地。從1938年底起，日軍對重慶、成都、蘭州、西安、昆明等地進行轟炸。在1939年內，總計各地遭日軍空襲2600余次，人民死亡28000余人，傷31000余人，房屋被毀138000余間。

為“粉碎重慶政權的抗戰意志”，日軍的空襲特別以重慶為重點。1939年5月3、4日，對重慶的大轟炸引起市區大火，損失至大，市民約25萬人緊急向鄉間疏散，生產被迫停頓，人民生活更趨艱難。1940年5月2日，即日軍發動宜昌作戰次日，大本營陸軍部指示中國派遣軍“可自今日起實施空中進攻作戰”。

13日，日本陸、海軍達成聯合轟炸作戰協定，5月18日至9月4日，進行了以重慶、成都為重點，持續100多天的“一百零一號轟炸作戰”。這次轟炸共投下炸彈27107枚，計2957噸，僅重慶市內就承受了萬余枚，計1405噸。

8月19、20日的轟炸又引起重慶市內持續兩晝夜的大火，火勢所及一片焦土，血肉糜爛，室家化為廢墟，慘不忍睹。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8月，日機出動9500多架次空襲重慶，投彈2萬余枚，炸死市民1.18萬多人，傷1.41萬多人，所造成的財產損失難以數計。

3、日本對中國的外交孤立

日本在直接用武力繼續打擊中國之外，還用各種辦法間接打擊中國，這就是積極運用外交手段，力圖斷絕外國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和支持，孤立中國，為中國制造困難。這明顯地表現在它處理對蘇、美、英、法四國的關系上。反共反蘇是日本對外政策的基調；日本同德、意結合，也以反對蘇聯為共同目的，再加聯是援助中國抗戰最主要的國家，日本法西斯對蘇聯就更加仇恨。

1938年7月在張鼓峰，1939年5-8月在諾門坎先后兩次發生日軍向蘇軍挑釁，結果都遭到慘敗。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逐漸采取了對蘇緩和的外交方針。

阿部信行內閣于1939年12月28日制定的《對外施策方針要綱》規定，在“中國事變”中，要設法使日蘇“兩國關系保持平靜無事”，并說“為了有利于對美政策，要裝出日蘇接近的姿態”。從此時起，日本開始考慮與蘇聯締結中立條約，一方面牽制蘇聯的對華援助，一方面為“南進”作好外交準備。

而蘇聯也愿同日本改善關系，蘇聯對華援助從1939年下半年就基本停止了。日本侵華戰爭的延續和擴大，日益損害著美、英、法在華的利益和在遠東的地位，因而不斷加深它們同日本的矛盾。特別是日本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后，美、英、法當即于1939年1月14日共同發表聲明，不承認所謂“東亞新秩序”。

但當時英、法都在推行綏靖主義外交，竭力尋求同法西斯侵略者妥協，又越來越受到日益險惡的歐洲局勢的困擾，對遠東無力顧及；日本看準了它的弱點，步步緊逼，迫使它們做出不利于中國的事，這一年4月9日，天津偽聯合準備銀行經理兼天津海關監督程錫庚，在英租界大光明戲院遇刺斃命。兩周后、英方逮捕4名華人，指為嫌疑犯、日方要求引渡，為英國租界當局拒絕，天津日軍即于6月14日晨開始封鎖英、法租界。

面對日本的咄咄逼人之勢，英國政府很快就軟了下來，要求與日本談判。7月15日，英駐日大使克萊琪與日本有田外相在東京開始談判，22日達成初步協定，即《有田-克萊琪協定》，英國宣布承認：在日本進行大規模侵華戰爭期間，“在華日軍特別需要在其所控制的地區保護其自身之安全及維護公共秩序，必須鎮壓或消除任何妨礙日軍，或有利于其敵人之行為或原因。英國政府無意贊助有損于日軍達成上述目的之任何行為或措施”。

這等于縱容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對中國抗日人民的鎮壓。9日5日，英方將4名華人引渡給天津偽地方法院，然后轉交給當地日軍。這時歐洲戰爭已爆發，不久，在日本的迫使下，英、法政府于11月13日宣布撤退部分在華駐軍。自12月上旬起，華北英軍開始撤退。

與此同時，日本也對法國施加壓力。1939年11月30日，即在日軍占領南寧一周之后，日外相野村吉三郎約見法國駐日大使亨利、要求法國以善意態度對待日本，特別是要求法方停止通過法屬印支給中國運送武器。接著，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橋土勇逸少將于12月18日到達河內，與法國印支總督卡特魯進行了3天會淡，直接交涉援華物資通過法屬印支問題。

1940年4月間，日本外交方針在陸海軍的推動下作了調整，強調為“盡單結束中國事變”“必須切斷從外部對蔣介石的援助”。

主要內容是：對英交涉香港、九龍和緬甸邊境，對法交涉法屬印支邊境，對蘇交涉蒙古和新疆的西北路線，并與蘇聯調整關系，6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發表演說，重申“建設東亞新秩序”，并要“盡一切手段以期根絕援蔣行為”。

7月18日，日本迫使英國簽訂關于封鎖中國西南交通線、關閉滇緬路3個月的協定。8月30日，日本與已投降德國的法國維希政府締結《松岡-亨利協定》，據此，日軍于9月23日分三路進駐法屬印支（越南）北部。這是日本要截斷中國對外通道的一個嚴重步驟，也是它策劃“南進”，向東南亞擴張的一個重要信號。

正當日本法西斯將它同英、法、蘇的關系納入其孤立中國的軌道而向前推進時，它同美國的關系卻出現了違背其意愿的趨勢。

一方面，從1939年2月8日《中美桐油借款合約》簽訂起，美國開始以貸款援助中國，到1940年4月以后，此類貸款漸有增加，而12月19日羅斯福總統更正式批準對中國進行軍事援助，另一方面，1939年7月26日美國通知日本，將廢除日美通商航海條約，1940年9月20日美國宣布對日本禁運廢鋼鐵。

這就是說，美國正在實行援華抑日，這對日本是不利的，但由于美國國內長期存在的孤立主義勢力仍然很大，使得美國對華經濟援助一直非常有限；而日本仍能繼續從美國進口大量戰略物資。所以盡管日美矛盾在發展，相互間仍在維持外交貿易等關系。

總之，在1939一1940兩年內，日本對蔣介石政府“又打又拉”政策的實施，曾使蔣政權一度發生嚴重動搖，特別是1940年的春、秋之際，急于進行反共的蔣介石集團已滑到了對日妥協、投降的邊緣。

參與過日蔣“和談”的張治平，在1953年向今井武夫透露當時蔣方內情時說，所謂“宋子良”會談，“是在蔣介石和戴笠直接領導下的極端秘密的工作。重慶政府方面也曾抱很大的期望。”

然而，日本對蔣政權的“又打又拉”政策畢竟沒有獲得他們所期待的最終結果、其所以未能奏效，原因很多。

日本條件太苛刻，蔣介石集團從其本身利益出發，始終舉棋不定。更主要的原因是，抗日民族統一起線的存在和壯大，抗日進步勢力對蔣介石集團的反共投降傾向的堅決揭露和斗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已經建立起鞏固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牽制了在華日軍相當大的兵力，既減輕了日軍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壓力，也使蔣介石集團在考慮妥協、投降時，不得不有所忌憚，有所收斂。

4、敵后戰場的治安戰

那時在我國大地上已不是一個戰場，而是兩個戰場，即正面戰場之外，又有一個敵后戰場廣泛發展起來。日本侵略者在其所占領的大片中國領土上越來越“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他們為鞏固這些地盤，于是向中國人民進行了另一場戰爭——“治安戰”。

武漢戰役之后，日本在軍事上采取的一條主要方針是確保其占領地區。1938年12月2日，大本營頒發《大陸命令第241號》，闡明“大本營的意圖在確保占領地區，促使其安定，以堅強的長期圍攻的陣勢，努力撲滅抗日的殘余勢力”。

命令規定：

在華北，“特別應首先設法迅速恢復河北省北部、山東省、山西省北部和蒙疆地區的治安，并且要確保主要交通線”；在華中，要“確保大體在廬州、蕪湖、杭州線以東的占領地區的安定，并且要確保主要交通線”。這一新的戰略變化，旨在將其作戰重心開始從正面戰場移向占領區（即淪陷區）。

從此，敵后戰場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日益占有重要的地位。

當時，日本占領的華北、華中地區，形勢十分復雜。日軍在武漢戰役結束后、加強了占領區的兵力，特別是在華北，由13個半師團增加到了22個師團，人數由30萬增加到44萬。但是，它實際所能控制的大多是“點”和“線”，即各城市、鐵路沿線地區和若干平原地區。至于廣大的山區和交通不便的鄉村，日軍或者未曾到達，或者還不能牢固占領。

它深深感到，要保證占領區的“安定”，僅僅保持“點“和“線”還很不夠，必須保持“面”的占領；而這些“面”的相當部分還處在中國軍隊（主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國民黨的地方軍隊)和抗日民眾武裝的掌握之中。

早在國共談判、開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時，中國共產黨就十分重視開展致后抗日游擊戰爭，明確提出了堅持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和在敵后數省邊界地區創建根據地的任務。從1937年7月抗戰開始到190年底，是八路軍、新四軍大力開辟敵后根據地的關鍵時期。

這期間，人民軍隊從不到6萬人發展到近50萬人，根據地人口包括中心區和游擊區共計約達1億，人民抗日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幾年內，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以及各地抗日民眾，浴血奮戰，前撲后繼，使敵后戰場日益擴大。

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互相配合，支持了全國的長期抗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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