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一場備受矚目的交易在醫藥行業掀起波瀾。

諾和諾德以最高達13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亨利醫藥（KBP Biosciences）的核心資產 —— 小分子非甾體鹽皮質激素受體拮抗劑ocedurenone。

彼時，這一收購被視作華人科學家創業成功的典范，黃振華沒有扎堆內卷的賽道，坐穿冷板凳，最終逆襲。

這筆交易不僅讓亨利醫藥一戰成名，也讓諾和諾德在心血管和腎病領域的產品線得到了進一步強化。

盡管后續劇情發生了反轉。2024 年 6 月，諾和諾德無奈宣布，ocedurenone慢性腎病伴發頑固性高血壓的III期臨床試驗失敗。在九死一生的創新藥研發世界，這樣的并購失敗案例也在行業預期之內，并未引發過多的連鎖反應。

只是，誰也不會想到，在2025年的2月份，這起事件會重新進入大眾視野，故事也成了另外一個版本：

諾和諾德指控亨利醫藥涉嫌欺詐，在2023年底達成交易前，黃振華隱瞞了ocedurenone的負面臨床試驗數據。

在過去，黃振華給外界的感受，是靠譜的leader，甚至跟“正派”掛鉤，但如今他的風評，徹底走向了另外一個方向……

/ 01/ 靠譜的leader

13億美元重磅BD誕生之后，市場對于這位祖籍山東的新加坡華人討論也高了起來。關于黃振華“靠譜”的觀點，也是建立在多個維度之上。

維度之一是其戰略的前瞻、務實。在中國創新藥行業大多數還在講述Biosimilar、me too故事的時候，黃振華已經頗具前瞻地提出了“me only”的邏輯，這也正是ocedurenone項目的由來。

在立項之時，因為支付能力等因素限制，國內慢病市場的價值相對有限，盯上這塊蛋糕的人并不多。海外市場，GLP-1在慢性腎病領域并未展現攻擊性，SGLT-2雖強勢但也留出了生存空間。

而在分子方面，醛固酮受體拮抗劑在整個慢性腎病領域有足夠的心腎獲益，并未得到海外藥企的充分驗證。因此，ocedurenone算得上是特立獨行的分子。

另一個維度則是，黃振華的產業經驗豐富。作為中國醫藥產業的老炮，黃振華創辦了軒竹生物，可以說是國內最早一批擁抱一類新藥的藥企，隨后出走有了后來的亨利醫藥。盡管其沒有外企和留學經歷，但是，在組建亨利制藥的班底，引進的都是具有國際視野的海外人才。

至于“正派”，則與其陪跑亨利醫藥的成長息息相關。

據說，亨利醫藥的啟動資金大部分來自黃振華自己的口袋，僅這一點，便與創新藥火熱時期，海龜“名譽”入局有所不同。并且在后續融資之后，黃振華履行對投資人義務也一點兒都不含糊。因此，在員工甚至外界看來，黃振華是一個正派的人。

一個投資亨利醫藥的機構，也正是看到了靶點和分子、臨床數據、創始人三個維度都很不錯，所以最終決定投資亨利醫藥。

然而，隨著諾和諾德起訴風波，在諾和諾德口中，黃振華顯然又是另外的形象。

/ 02/ “欺詐主導者”

在諾和諾德的控訴中，黃振華很可能是一個欺詐主導者。

眾所周知，在并購之前，買方勢必要進行多輪盡調，以確保自己買到的資產“貨真價實”。

諾和諾德表示，在這筆重磅交易中，其已經從KBP Biosciences獲得了陳述和保證，即后者已經“提供了真實、完整和準確的副本......所有重要信息......有關任何化合物或產品的安全性、有效性......或制造質量和控制”。

換句話說，諾和諾德認為，亨利醫藥故意沒有披露重要信息，包括對顯示Ocedurenone無效的2期臨床試驗結果的臨時分析，以及有關單個測試地點的質量和合規性問題的信息，該測試地點產生了異常的陽性結果。

并且，諾和諾德認為在交易過程中，黃振華是知情人，甚至參與了虛假行為。畢竟，作為亨利醫藥的創始人、執行主席和40%的股東，不知情這些信息的概率比較小。

更何況，II期臨床的內部分析時間，是在2022年3月。這也意味著，黃振華實際上已經看到了臨床數據中的瑕疵。但是作為話事人，黃振華仍然在一年多后，簽署了并購項目。

由此，諾和諾德認為黃振華負有責任。在交易完成后，黃振華的操作，也讓諾和諾德認為，其有轉移資產的行為：

在交易后，黃振華向其控股公司轉移了3.391億美元，并派發了5.785億美元的股息。

因此，諾和諾德向新加坡法院申請，對新加坡的KBP Biosciences及其創始人黃振華索賠8.3億美元，并要求在全球范圍內凍結KBP及其黃振華的資產。

2月14日，基于種種證據，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已下令凍結屬于KBP Biosciences PTE及其創始人黃振華的全球資產。

在裁決中，一名法官表示，“亨利醫藥可能故意不提供重要信息”，包括對臨床結果的分析，這表明Ocedurenone “無效”。

/ 03/ 信任比結果更重要

截至目前，亨利醫藥是否造假、黃振華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尚無定論。根據裁決，訴訟將在紐約進行。

如果法院審理后，認定黃振華及亨利醫藥隱瞞數據，那么，這不僅會涉及巨額的經濟賠償，還可能對其聲譽和業務產生深遠影響。

事實上，在全球制藥產業，臨床造假或許并不是罕見現象。根據麻醉師John Carlisle在Nature發表的觀點，其認為在某些領域，至少有26%的臨床試驗可能存在問題或是偽造的。

雖然這一說法很可能是夸張的，但吸引市場關注的臨床造假事件，總是會不時出現。例如第一三共在2008年46億美元收購的蘭伯西，在FDA突擊檢查時，被發現了數據造假的問題，導致蘭伯西的仿制藥被禁止進入美國市場，第一三共的如意算盤也落了空。

臨床造假屢禁不止，根源在于多方面。多數醫藥企業規模較小，治理結構簡單，距離現代化治理尚有差距。在資本市場的巨大誘惑下，企業治理不規范，所滋生的貪婪與狡黠被無限放大。

一邊是企業想要快速發展、獲取巨額利潤，或者擔心又一次失去的急切心理；一邊是薄弱的內部管控，兩者一疊加，部分藥企就被 “豬油蒙了心”，鋌而走險，踏上了這條沒有回頭的造假之路。

尤其是，當資本周期沉沉浮浮，昔日的熱鬧，賬面財富煙消云散之后，對于人的改變可能會是巨大的。

立足產業界層面，我們并不能以“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 來看待這件事情，認為造假事件是一個概率問題，這種觀念上的麻木才是真正可怕的。

因為，臨床造假不僅會損害患者的生命健康，更會破壞行業的信任基石，讓投資者望而卻步，阻礙創新藥研發的良性發展。

對于每一個從業者來說，創新藥研發，也從來不是冰冷的臨床數字，而是要守護數據背后每一個真實跳動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