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配合3月6日晚的第47期企業史讀書會關于企業史研究中如何使用口述資料的主題，本微信公眾號將轉載3篇關于國外企業史研究與口述史之關系的文章，以加深大家對于口述史實踐的認識。本文為口述史系列轉載的第1篇，由福建師范大學企業史研究團隊的馬庭順與林哲彬編譯。由于涉及知識產權問題，在轉載中對文字內容進行了一些調整，特此說明。（注：本文注釋略）

口述史與新興市場的企業史

杰弗里·瓊斯（Geoffrey Jones）

瑞秋·科慕奈爾（Rachael Comunale）

摘要：本文強調了按嚴格規范使用口述史對于新興市場當代企業史研究的史料補充意義。由于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數國家缺乏創建企業檔案的傳統，口述史可以幫助填補這方面的信息空白。此外，口述史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深刻見解，讓我們了解為什么有些事件沒有發生，以及為什么公司選擇某些行業深耕，另一方面可以揭示一些高度敏感的話題，比如很少被正式企業檔案記錄在案的腐敗問題等。

1.引言

在最近的幾十年里，長期以來以歐洲、北美和日本研究經驗為主導的企業史，在亞洲、非洲，特別是拉丁美洲都有了顯著的發展。本文認為，在進一步推動新興市場的企業史研究層面，口述史可以發揮關鍵作用。

新興市場的企業史文獻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為研究企業的演變提供了新的場景，還因為這些場景與發達國家存在顯著差異。盡管存在過度概括的缺陷，并充分承認個體例外情況的存在，但與西方相比，這些地區缺乏有效支持市場交易的制度基礎。許多國家還因政治不穩定和宏觀經濟波動而經歷了顯著的歷史動蕩。這些國家通常在追求現代工業化方面進展緩慢，許多國家經歷過殖民統治，并且在重新成為獨立國家后，大多數都經歷了長期的國家干預。本文表明，新興市場為企業史研究提供了一個視角，使人們得以觀察企業家精神、企業組織及商業體系是如何在與發達國家截然不同的環境下演化形成的。

文字檔案資料的缺乏對企業史的進一步發展構成了相當大的限制。西方和日本的企業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企業檔案的獲取。而在新興市場，尤其是在殖民時代結束后，這些檔案的可獲得性要低得多。殖民政府通常保存了大量的檔案記錄，這些記錄即使是從特定的視角出發，也為商業活動提供了一些數據。對于外資企業，如匯豐銀行和聯合利華，情況也是如此。盡管是從特定視角出發，但這些檔案為20世紀50年代之前（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50年代之后）的新興市場企業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然而，關于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公司檔案，尤其是地方企業的檔案十分稀缺。在大多數國家，沒有保存檔案的傳統，也沒有向研究人員開放檔案的慣例。這通常是因為企業和家族的歷史相互交織。在一些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學術界和許多社會階層歷史上長期以來對企業持不信任和敵對態度。一些歷史事件，如企業在支持前智利總統皮諾切特（Pinochet）殘酷獨裁統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使得政商關系史成為政治敏感話題。這些因素都難以促進企業保留文字記錄。

企業檔案的缺失是各地區的一個顯著特征。盡管阿根廷最大的跨國鋼鐵企業德欽集團（Techint）據說正在建立企業檔案，但阿根廷和智利的許多企業依舊沒有創建檔案。在土耳其，各大企業集團雖然收藏了一些歷史資料，但大多數文件仍舊保密，而已公開的材料研究人員可以輕易獲取。在印度，情況略好。正如欽梅·圖比（Chinmay Tumbe）最近指出的那樣，“印度有數千家企業擁有超過五十年的歷史，然而，專業的企業檔案數量卻屈指可數。”

主要的例外是塔塔集團（Tata，成立于1991年）、戈德瑞吉集團（Godrej，成立于1997年）、西普拉公司（Cipla，成立于2015年）以及印度國家銀行（State Bank of India）的檔案。2018年，巴賈吉集團（Bajaj Group）籌建了一個檔案庫。

中國保存了一些近代企業的珍貴文字檔案。例如，上海市檔案館收藏的英美煙公司、上海電力公司等企業的檔案。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也收藏了類似的資料。然而，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后，中國崛起的一些民營大企業并不保留企業檔案，更不用說允許查閱了。

企業檔案資料的稀缺性使得口述史能夠幫助填補這一空白。事實上，新興市場中為數不多的現存企業檔案通常在其收藏中包含口述史。例如，印度的西普拉、戈德瑞吉和塔塔檔案就是如此。口述史資料也可以在企業檔案之外找到。例如，新加坡國家檔案館收藏了3453份口述史資料，其中包括對新加坡企業家和商業領袖的多次訪談。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口述史項目同樣擁有1000份口述史資料，其中包括對20世紀50年代在圣保羅活躍的企業家的訪談。

填補信息空白的愿望推動了哈佛商學院“創建新興市場”（CEM）項目的啟動。該項目始于2007年，最初是對阿根廷和智利著名商業領袖的音頻訪談集，現已發展成為一個包含120多份長篇音頻和視頻訪談的檔案庫，訪談對象來自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20多個國家的企業和非政府組織（NGO）的現任或前任領導人。受訪者的選擇標準是至少擁有三十年的商業經驗，并且具有高度影響力。這些材料保存在哈佛商學院貝克圖書館的歷史資料文庫中。訪談展示了口述史如何提供對企業實踐更細致入微的理解。本文的其余部分將通過探討兩個問題來簡要分析這一貢獻：政府與企業，以及腐敗與企業道德。

CEM口述史項目采訪區域分布圖

（圖片源自哈佛商學院CEM口述史項目網站）

2.企業和政府

政企關系長期以來一直是企業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主題。然而，與企業史的整體研究趨勢一樣，相關文獻主要集中在歐洲、北美和日本。 一個顯著的例外是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那里的現代化政府與外國及本地資本家之間的關系引起了廣泛關注。總體研究焦點在于政府能否塑造工業增長和現代化進程。CEM檔案中的口述史包含了關于政企關系的深刻見解，這些見解為現有討論增添了微妙色彩并帶來了新的視角。從訪談中顯現出了五種不同的見解。

首先，CEM的訪談糾正了關于政府在推動發展中獨占主導作用的說法。這一點在最近利用CEM訪談進行的研究中得到了體現，該研究探討了哥斯達黎加為何在20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頭十年期間成為全球最大的生態旅游目的地。盡管研究確認了政府政策和非政府組織的影響，但訪談揭示出小微企業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例如，盡管哥斯達黎加政府因創建國家公園系統而廣受贊譽，但吉姆·達馬拉斯（Jim Damalas，他于1993年創立了第一家以奢華為特色的生態酒店）指出，“更多的是私營部門而非政府在積極保護”這些區域，因為政府受到預算限制和官僚主義的制約。訪談還揭示了旅游運營商與生態旅館經營者之間的共生關系，他們共同努力吸引西方生態旅游者來到該國，并同時滿足娛樂和住宿的雙重需求。這些訪談中的觀點并不是純粹從表面價值來判斷，但也不是根據其“事實準確性”的程度進行評估或篩選。相反，這些資料的價值在于它們為眾所周知的趨勢提供了額外的視角，并與現有的學術文獻相結合進行交叉驗證，展示了口述史資料有助于描繪出更為客觀的共創圖景。

吉姆·達馬拉斯

（圖片源自哈佛商學院CEM口述史項目網站）

其次，CEM的訪談使得我們能夠討論政府政策是如何執行的，它們如何影響企業，以及為什么某些政策成功，而另一些則沒有。對印度企業領袖的訪談揭示了與該國官僚打交道的種種困難，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國家高度管制時期。這是普拉塔普·雷迪（Prathap Reddy）訪談中的一個核心話題。雷迪是一位在美國接受培訓的心臟病專家，他于1983年在金奈創立了第一家阿波羅醫院（Apollo Hospital），該醫院后來發展成為亞洲最大的醫療保健供應商，擁有醫院、診所和藥房的組織網絡。他詳細描述了創業初期的艱難： “我無法用語言形容面對官僚主義的那種困難或無法應付的情況。……我過去每周四晚上從金奈飛往德里，周日早上回來，周復一周，每次會見10到15位先生（官員），有時還要會見一些部長。為了獲得進口醫療設備的許可，360種設備，我必須提交12份申請，并讓12個部門都滿意。”

在他的訪談中，杰里·拉奧（Jerry Rao）——一位商業銀行家，于1997年首次創立了一家提供IT服務的企業，之后涉足低成本的住房領域——對印度這種官僚主義狀況做出了解釋。他說：“我們只是有一堆層層疊加的法律。每一條在當時可能都是個好主意。”但未能更新和徹底改革立法，導致了一個高度限制性的環境，使得印度成為一個“陷入交通擁堵”的國家。

杰里·拉奧

（圖片源自哈佛商學院CEM口述史項目網站）

菲律賓企業家海梅·奧古斯托·索貝爾·德阿亞拉（Jaime Augusto Zobel de Ayala）分享了一個成功政策的實施案例。在解釋他如何在20世紀90年代為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帶來潔凈水時，他強調了良好招標過程的重要性：“要贊揚拉莫斯（Ramos）總統，他為（供水私有化）過程帶來了很多政策支持。……他引入了國際金融公司（IFC，即世界銀行的國際金融公司）來為招標創建一個機制。他還決定創建兩個區域，而不僅僅是一個區域，即東區和西區。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索貝爾·德阿亞拉對政府政策的信心也促使他投標（并贏得）了供水私有化合同。

海梅·奧古斯托·索貝爾·德阿亞拉

（圖片源自哈佛商學院CEM口述史項目網站）

第三，CEM訪談有助于解釋為什么某些事情沒有發生，這涉及眾所周知的、很難從文字記錄中研究清楚的問題。哈基姆·貝洛-奧薩吉（Hakeem Belo-Osagie）于1988年至2004年間任尼日利亞的聯合非洲銀行（United Bank for Africa）董事長，解釋了為什么全球基金經理在那些年里很少在非洲大陸進行投資。雖然人們可能認為他們只是在其他地方找到了更好的投資機會，但貝洛-奧薩吉提供了更為細致的見解，指出問題不在于缺乏興趣，而在于法規的復雜性。“基金經理在進入非洲時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交易流程。許多基金管理者對非洲市場感興趣，但在尼日利亞和大多數非洲國家，完成交易前需要跨越許多監管障礙。一個交易可能需要數月時間才能呈遞給外國基金管理者，而且即使交易被提交，有時也會因各種監管原因而失敗。”

在同一主題下，肯尼亞企業家伊娃·穆拉亞（Eva Muraya）解釋了女性為何較少從事政府的大型采購業務。伊娃在21世紀初率先涉足絲網印刷和刺繡業務，隨后擴展至更廣泛的品牌和營銷業務。“政府采購一直是男性階層的特權。這一過程被籠罩在神秘之中，而正是由于這種不透明性，女性往往望而卻步。女性未能獲得足夠的信心去相信這個體系會給她們一個公平的（商業）機會。……（因為）事實是，多年來，這往往取決于你認識誰、你賄賂了誰、你說服了誰，才能獲得業務。”

伊娃·穆拉亞

（圖片源自哈佛商學院CEM口述史項目網站）

通過揭示政府對企業設置的監管障礙，貝洛-奧薩吉和穆拉亞的口述共同反駁了新興市場作為創業地點缺乏吸引力的觀點。當然，這些摘錄是對復雜現象的個體解讀，而非對其的確定性分析或解釋。然而，口述史資料的使用不僅深化了我們對復雜（且往往不透明）商業生態系統的理解，而且揭示了促使企業家在這些環境中尋求商業機會的動機，而這些環境對外部觀察者來說可能是危險的。

第四，基于上述觀點，這些訪談為我們提供了關于企業領袖為何投資某些行業而非其他行業的深刻見解。一些學者已經開始解構關于新興市場中某些主要行業增長的概括性結論；然而，地理和環境因素通常被賦予重要地位。企業領袖與監管環境之間的互動卻鮮少受到關注，而這些關系對創業決策和路徑選擇的影響更是被忽視。在CEM訪談中，印度企業領袖頻繁提及政府壓力和官僚主義對其職業軌跡的影響。例如，工業制造企業桑德蘭緊固件公司（Sundram Fasteners）的創始人蘇雷什·克里希納（Suresh Krishna）描述了該集團的多元化戰略：“我們集團一直對與政府打交道感到不自在。……因此，集團的一項政策是，無論某個行業多么有吸引力，都要避開任何受政府控制的行業。”口述史也有助于解釋印度住房行業看似矛盾的現象。在訪談中，拉奧解釋了印度商業房地產為何如此專注于豪華住宅領域的原因：“印度開發商專注于豪華住宅并非愚蠢之舉。他們之所以專注于建造價值50萬到100萬美元的住宅，是因為這類項目更容易獲得審批。信不信由你，在印度這樣一個貧窮的國家，通過政府復雜的監管建造一棟價值100萬美元的別墅，比在同一塊土地上建造二十套小型公寓（這是我更傾向于做的）要容易得多。”

盡管官僚體制對克里希納和拉奧來說是一種阻礙，但情況并非總是如此。著名的時裝設計師里圖·庫馬爾（Ritu Kumar）將其時裝事業在20世紀60年代的誕生歸功于政府政策。她的品牌以強調印度本土而非西方時尚得以聞名；然而，庫馬爾在采訪中透露，早期朝這個方向發展的舉措實際上正是政府政策的結果：“當我開始工作時，印度政府對任何進口商品都實施了禁令。……我們不得不真正回歸本土化的方式，去研究舊外套是如何固定的，因為你無法進口紐扣，而我們當時也沒有生產紐扣的能力。……（我們）必須不斷在國內進行創新，為成衣制造尋找解決方案。”

里圖·庫馬爾

（圖片源自哈佛商學院CEM口述史項目網站）

政府政策對行業選擇的影響并不僅限于印度。阿巴斯·阿克巴拉利（Abbas Akbarally）是斯里蘭卡最大茶葉出口公司阿克巴拉兄弟集團（Akbar Brothers）的創始人，后來他將業務擴展到其他產品領域。他解釋了集團為何進入出口行業的原因：“隨著我們業務的改善——我想大概是從1975年到1985年——稅收不斷上漲。……許多在這里投資和工作的外國人都關閉店鋪回國。……因此，對于像我們這樣的本地公司來說，就有了其他發展路徑。政府提出：‘好吧，你們可以為發展國家而拿利潤去投資，進入新領域，開設新工廠，嘗試新業務。’于是我們抓住了這個機會，成立了一個進口部門，開始進口商品。”

因此，阿克巴拉利揭示了政府監管可以通過高稅收壁壘削弱外國公司，從而為國內企業創造機會。阿克巴拉兄弟的成功表明，在不可預測的監管環境中，適應能力的重要性。同樣，CEM的訪談也有助于解釋公司為何采用特定的組織形式。對20世紀墨西哥法律行業的研究探討了律師事務所如何幫助企業適應新的監管環境。然而，口述史揭示了企業獨立進行重大重組的舉措往往更為普遍。例如，阿圖羅·阿塞維多（Arturo Acevedo）解釋了為什么安賽樂米塔爾集團（ACINDAR）——這家由他祖父于1942年創立的建筑公司（最初從事道路和橋梁建設），能夠最終多元發展成為一家全資綜合性鋼鐵公司。他解釋說，在20世紀70年代，當時的民族主義軍政府阻止了與一家美國公司成立鋼鐵合資企業的提議，這促使安賽樂米塔爾集團啟動了綜合性工廠的建設。

穆拉特·瓦爾吉

（圖片源自哈佛商學院CEM口述史項目網站）

穆拉特·瓦爾吉（Murat Varg?）是土耳其電信（Turkcell）的創始人，該公司現在是土耳其最大的移動通信服務供應商。他在1993年也面臨了類似的情況。在他的訪談中，他描述了自己如何適應土耳其的監管環境——當時土耳其禁止私營企業進口外國商品。瓦爾吉曾在戈茲集團（Ko? Group）擔任海外銷售代表，當他開始自己的事業時，他希望利用自己已有的商業網絡。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做了與在戈茲控股（Ko? Holding）時相反的事情”，即作為外國公司的代表，以中間人的角色與土耳其政府進行交涉。

上述例子表明，政府政策對商業的影響是復雜且多變的：法規既可能成為阻礙，也可能促進增長，同時還會影響增長的方向。正如拉奧所言，“企業家會對現有的機會做出反應”。

最后，CEM的訪談，特別是與阿根廷和智利企業領袖的對話，揭示了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對企業投資期限的影響，這種關系很難通過傳統資料量化。企業領袖對阿根廷宏觀經濟和政治動蕩的影響與智利過去40年較為穩定的環境進行了對比。從1969年開始，阿根廷的政治不穩定性逐漸加劇。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2001年一場大規模的貨幣危機導致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從阿根廷的角度來看，阿塞維多指出：“阿根廷是一個極其不可預測的國家。鋼鐵行業的投資通常是20年、30年甚至40年的資本密集型投資，需要長期規劃。阿根廷缺乏可預測性，這帶來了不確定性，導致企業不愿意投入資源。”

智利一流的公用事業公司CGE集團的豪爾赫·馬林·科雷亞（Jorge Marín Correa）也有類似的評價。他解釋說：“阿根廷和智利是天壤之別。與阿根廷相比，智利的游戲規則更加穩定可靠，隱含的風險也完全不同。……（智利的）穩定能夠讓你以合理的確定性規劃未來。”

豪爾赫·馬林·科雷亞

（圖片源自哈佛商學院CEM口述史項目網站）

3.企業腐敗

企業中的腐敗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話題，無論是在發達市場還是新興市場，都不太可能產生大量的書面證據。《牛津企業史手冊》（

Oxford Handbook of Business History

）中僅有三處簡短的提及。這并不意味著關于腐敗問題的文獻不多。拉丁美洲的左翼學者長期以來將腐敗視為該地區商業階層的標志。胡戈·諾切夫（Hugo Notcheff）為阿根廷創造了“特權準租金”（cuasi rentas de privilegio）一詞，社會學家安娜·卡斯特拉尼（Ana Castellani）將其重新命名為“特權積累領域”（privileged areas of accumulation）。然而，這些研究大多不是基于實證研究。整個領域的一個主要復雜之處在于所謂的“大腐敗”（grand corruption）與“小腐敗”（petty corruption）之間的區別。前者發生在社會和政界的最高層，而后者則涉及小額便利性支付。這些概念上不同類型的腐敗在實踐中相互重疊，并且涉及現金以外的支付形式，這進一步加劇了該領域的研究難度。

因此，CEM訪談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更為詳細地探討了腐敗的驅動因素及其后果。這些訪談為以下問題增添了細微的視角：為什么腐敗如此難以避免，個人或公司如何理解腐敗，以及企業生態系統如何廣泛受到腐敗的影響。這些問題在使用傳統資料時可能難以評估，因為它們本質上是主觀的，需要對個人意識和自我反思進行更復雜的考量，而這正是口述史資料所擅長的。以下來自CEM訪談的例子展示了將此類資料納入企業史研究的益處。

以印度為例，拉奧講述了印度房地產行業的腐敗為何如此臭名昭著：“每次（政府）出臺（新）法律時，都沒有廢除舊的法律。所以今天我必須（從1891年的）英國法律開始，一直追溯到最新的法律，每一部法律都需要事先批準。……現在，當你需要批準時，特別是接觸來自低級或中級的政府官員時——相信我，此時腐敗就會發生。”

許多印度商界領袖對政府官僚主義表達了類似的沮喪。多元型企業巴賈吉集團的董事長拉胡爾·巴賈吉（Rahul Bajaj）在談論1991年以前政府嚴格監管時提到了這個問題。“你可以擴張，”他解釋說，“但很多事情都需要——賄賂——而我們從不賄賂，所以我們的發展很慢。”巴賈吉觸及了一個跨地域的主題：避免賄賂往往需要付出代價。肯尼亞企業家、多元型企業康卡福特集團（Comcraft Group）的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努·錢達里亞（Manu Chandaria）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如果我們不能以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做某事，我們就不會去做，”他斷言，即便這意味著“我們的增長會放緩”。然而，避免腐敗的商業交易并不總是那么容易。巴克萊銀行肯尼亞分行主席兼內羅畢豪華酒店集團董事長弗朗西斯·奧科莫-奧凱洛（Francis Okomo-Okello）解釋道：“這并不容易，因為你面對的是一個根植于生態系統中的價值體系，這個體系將（腐敗）行為視為理所當然。所以，如果你的模式與環境所習慣的大多數模式不同，這無疑將是一段艱難而坎坷的旅程。”

拉胡爾·巴賈吉

（圖片源自哈佛商學院CEM口述史項目網站）

杰里·拉奧在討論印度住房市場時對腐敗的生態系統也發表了類似的看法。盡管他的企業“對腐敗采取了非常強硬的立場”，但他解釋說，作為結果，政府官員“會為難我們的律師或建筑師……這些人同時負責多個項目，可能更需要與這些官員保持良好關系，因此無法像我們一樣采取一種高高在上的立場。這就是系統的運作方式。到處都有中間人。”

大多數受訪者反復堅稱他們從未參與過腐敗，但情況并非普遍如此。一些受訪者坦率地講述了他們在內部經歷腐敗的情況，以及在政企關系背景下面對腐敗的經歷。例如，阿根廷商業領袖豪爾赫·博恩（Jorge Born），曾任邦吉與博恩公司（Bunge & Born）總裁，探討了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Menem）在1989年至1999年擔任總統期間腐敗是看似常態的現象。在評論石油公司YPF私有化時，博恩觀察到：“腐敗猖獗……我告訴梅內姆，這樣不對；這是不道德的。而他說……如果你想要一個‘純潔’的國家，就去別的地方，因為在這里純潔不會（行得通）。”博恩接著描述了他如何與這樣一個現實作斗爭以及這對阿根廷未來發展的影響，他評論道：“我們可能整頓了電話公司、YPF和航空公司，但這不是正確的道路……這缺失了法治”。

豪爾赫·博恩

（圖片源自哈佛商學院CEM口述史項目網站）

阿努·阿加（Anu Aga）在1996年丈夫去世后成為環境工程公司特邁斯（Thermax）的董事長，她同樣明確地指出，對腐敗的道德反對必須與實際的權宜之計和效率需求相平衡。在她的采訪中，阿加討論了為什么她的公司并非總能完全避免腐敗。“當我最初接手時，”她解釋道，“公司表示除非萬不得已，否則我們不會屈服于行賄。所以這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絕對拒絕……我們為此辯護的理由是，在印度，要做到百分之百的誠實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只要不為了個人利益而行事，就稍微參與了一點。”兩個因素促使阿加改變了對腐敗的立場。“幾年前，”她解釋道，“我開始告訴高管們，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如果我們不是百分之百誠實，我們就沒有道德權利談論腐敗。”只有在公司遭到突擊檢查后，特邁斯公司的高管們才采取了類似的立場。“我們的高管吸取了教訓，所以多年來，我們做百分之百的誠實生意……這給了我反對腐敗的道德權利；否則在印度，我們都會抱怨腐敗，但個人卻在不斷助長它。”

阿努·阿加

（圖片源自哈佛商學院CEM口述史項目網站）

4.結語

綜上，本文簡要指出了口述史對當代新興市場企業史的多重益處，盡管方法論問題被廣泛討論。顯而易見的是，在大多數新興市場中，由于缺乏保存企業檔案的優勢傳統，口述史有機會填補重要的信息空白。這樣做為企業史學家開辟了一條道路，使他們能夠脫離對發達國家的過度關注，并將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歷史經驗納入到他們的敘述中。探索這些地區企業如何發展和運作存在巨大的機會。一個額外的優勢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現在占全球經濟活動的比重越來越大——并且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數。因此，了解他們的企業如何發展既緊迫又適時。

本文還揭示了口述史的另一些特色。首先，口述史允許一定程度的微妙情感，這是很難從文字材料中獲得的。例如，它們可以讓我們深入了解為什么某些事件沒有發生，以及為什么企業選擇某些行業而不選擇其他行業，包括希望避開受到政府廣泛干預的行業。其次，口述史可以揭示一些敏感話題，比如不太可能被正式記錄下來的腐敗。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些優勢都不是建立在不加批判和簡單化的假設之上，即訪談講述的是客觀事實。相反，它們應該被視為對那些常常無人發聲的事件提供觀點、發表見解并作出評判。

本文編譯自：JONES, GEOFFREY, and RACHAEL COMUNALE. “Oral History and the Business History of Emerging Markets.”Enterprise & Society20, no. 1 (2019): 19–32.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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