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5～1936年）《毛澤東軍事文集》《聶榮臻回憶錄》和毛主席、周總理、彭帥、聶帥《年譜》等刊載文獻/史料：

（續“⑤紅軍東征/黨中央晉西會議之會議”之末節：毛主席的發言/報告，大約可分為三方面：…；2）關于“打通蘇聯”問題；……。）。

“打通蘇聯”是黨中央瓦窯堡/十二月會議再一個“遺留”問題。原委如下：

1935年11月中旬，林育英自莫斯科抵達陜北，他帶來了斯大林“不反對中共/紅軍靠近蘇聯和外蒙”指示，提議中共和紅軍續出西北，略寧夏/抵近中蘇中蒙邊境地區一一這就是“寧夏計劃”最早的雛形。

由此，在中共高層催生出“打通蘇聯”政治構想，這是與當年黨中央政治局成員多數有“留蘇背景”實際情況相吻合的。時任中共總負責張聞天/洛甫，就“打通蘇聯”構想，曾致信中共和紅軍的高級層面征詢意見。毛主席、彭德懷、林彪等一幫從湘贛閩紅土地/山溝里打出來、且無“留蘇背景”的，曾經先后不謀而合的、各自提出過類似的質疑：當下再離開陜北，率萬余紅軍續北上中蘇/中蒙邊境地區，這不合適宜一一毫無疑問，這類意見是實事求是的…。換句話說，“打通蘇聯”構想并沒有在中共和紅軍高級層面達成共識！

接著，黨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上“軍事戰略問題”的報告人是毛主席；《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之“底版”，亦是毛主席作的報告。

“問題”出在《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一段話…

小開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是這樣說的：…紅軍行動部署之基礎，應確定地放在“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并“把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出自中央檔案館編輯一九八九年十月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5年）。這段話的焦點，是“打通蘇聯”、“把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

精裝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卻這樣說的：…紅軍行動部署之基礎，應確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線”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線作為中心任務”。>>出自中央檔案館編輯一九八五年一月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5年）。這段話的焦點，是“打通抗日路線”、“把打通抗日路線作為中心任務”。

由于“打通蘇聯”是向西行動、“打通抗日路線”是向東行動，完全相反。因此，這兩個版本“焦點”的殊異，可謂是差之二三，別以千里。在萬余紅軍剛剛落腳陜北之際，怎么會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既主張向東又力挺往西？存疑！

當年，紅軍實力不濟的“骨感”是真實的、客觀的。故，紅軍絕對不可以既往西又向東！

哪嘛，或“打通蘇聯”或“打通抗日路線”，孰才是毛主席“堅定不移”的主張呢？

早在1935年8月20號、也就是毛主席初始擔當中共“軍事負責人”之次日，他于中央政治局毛爾蓋（索金寺）會議上就特別強調：“…向東還是向西是一個關鍵問題，紅軍主力應向東。應采取積極向東發展的方針。”一一這是毛主席率先提出“東進抗日”主張。

是年12月1日，毛主席明確地答復張聞天/洛甫意見征詢：紅軍靠近外蒙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必須依據陜北…，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山西、綏遠位于瓦窯堡東北方，當時日本關東軍已在經略綏遠；故“走山西與綏遠”就是去“打通抗日路線”、即向東…。一一這是毛主席再次主張“東進抗日”，完全徹底的符合他“一以貫之”行事風格！

瓦窯堡會議結束次日，毛主席在高級干部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他在“國際援助”一節中鄭重指出：“在目前的全中國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義戰將遍于全中國、全世界。凡義戰都是互相援助的…這就是列寧主義路線。”“我們的抗日戰爭需要國際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蘇聯人民的援助，他們也一定會援助我們，因為我們和他們是休戚相關的…。”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毛主席只字未提及“打通蘇聯”事項。這似乎能佐證：他不會、亦沒有在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聊過“打通蘇聯”那樁事兒！

1936年1月31號，毛主席自瓦窯堡抵紅一方面軍司令部駐地/延長縣城…。

開國元勛聶榮臻，時任紅一方面軍一軍團政委，他和林帥沒有出席瓦窯堡會議；但是在陜北延長縣城，他們卻親耳聆聽了毛主席傳達的會議內容與精神，是那截歷史的親歷者。

聶帥的憶敘是：黨中央瓦窯堡政治局會議十二月二十三日通過了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了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方針…，一方面軍要把軍事行動放在“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項任務之上。

歷史親歷者的憶敘，顯然能夠確鑿的證實歷史真相：“打通抗日路線”更可能是毛主席之言，“打通蘇聯”則有可能出自“修正主義”筆下…。

對于當年中國人，“抗日”與“打通蘇聯”接受蘇聯軍援，均很重要。實際上，當中共在瓦窯堡開會時，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就已經要求“打通蘇聯”了…。

毛主席顯然意識到，斯大林/莫斯科/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對軍事援華設制了“中國抗日”前置門檻。由此，勢必要求中共決策層在“打通抗日路線”和“打通蘇聯”二者中，作出“孰先孰后”的抉擇。從抗日情勢，從中國、從中共和紅軍的實際出發，“打通抗日路線”之位序，應當是位列“打通蘇聯”之前>>毛主席便是這樣“抉擇”的。

…但在黨內認知方面，還是有“一星半點”分歧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有兩個版本“焦點”，就是歷史真實的客觀記載或反映。

（蘇聯軍援…，“中共和紅軍若不抗日就不會有援助”、甚至“中共和紅軍抗日也不會有直接援助”。即便這樣，可能會傷害最大的意識形態盟友，但卻更符合蘇聯國家安全戰略利益。這是當時中共高級層面絕大多數“忽略”了的關鍵性問題！）

當年，毛主席對于自己主張被“修正主義”的情況，當然是了解的。不過脾氣、火氣、虎氣早已修養得“清靜無為”的他，選擇了“保留意見”…。

現在的人或許不會相信或理解，在那個年代、在中共高層那樣的“政治生態”圈子里，盡管爾會實事求是，然謂之、也必須避諱莫斯科/斯大林一二。這是黨內的“起碼”政治常識：陳獨秀、李立三等，即因稍許失慎于莫斯科而引“禍”。

“殷鑒不遠”。毛主席知嘵自己的主張被“修正”，但他沒有直面硬杠，而是選擇了“堅守底線的隱忍”。他需要時間/機會，繼續做黨內同仁的思想說服工作。

黨中央晉西會議“給了”毛主席這樣的機會！

1936年3月23日，黨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晉西石口繼續。毛主席發言：“……中央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集中河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這些口號是布爾什維克的，不是冒險主義的。超過會冒險，不足會右。”

“中國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從前我們有信心，才創造了蘇維埃，現在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個朋友更好。故一應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對的。”

與會者一致點贊毛主席的發言，決定：“打通抗日路線、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為黨和紅軍基本戰略方針/重要任務。”之后，再也沒有人提及“打通蘇聯”事項了！

毛主席“發言內容”，不僅遠見卓識、且技術性地避諱了“打通蘇聯”的政治是是非非這顆“雷”，突出的是中國共產黨人“要有信心自己干”、且以十年土地革命戰爭的效果來佐證“自己干”的勝利前景一一這無疑是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后記：

據國家八.五重點圖書規劃“抗日戰爭史”叢書.外交系列《動蕩中的同盟》刊載史料：

1937年9月～1941年6月，蘇聯累計對華軍援價值2.5億美金（含貸款3%利息）左右，均由南京/重慶政府接受；

中共前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曾在華親自觀察到“蘇聯的物資和技術援助去了南京/重慶，莫斯科的馬恩列斯經典著作和報刊雜志到了延安”；為此，他還講了番二話：“（蘇援華）武器給了資產階級，書刊給了無產階級。”

（敬請關注下文“⑧紅軍東征/黨中央晉西會議之會議”一一關于“東進抗日”問題。謝謝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