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前夕，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松蹊建議把法定結婚年齡降到18歲，想靠這個辦法提高生育人口基數(shù)，釋放生育潛能。這一提案一出來，馬上在網(wǎng)上炸開了鍋。

▲陳松蹊資料圖

提案背后，是我國越來越嚴峻的人口形勢。這幾年，出生人口數(shù)量不斷下降，總和生育率也低得可憐，連續(xù)三年都在1.05左右，只有人口更替水平的一半。

按照這個趨勢發(fā)展下去，人口老齡化會越來越嚴重，勞動力也會越來越少，對經(jīng)濟發(fā)展肯定有不小的影響。

但是，把法定婚齡降低到18歲，真的能解決生育問題嗎？

我看未必，這個提案其實暴露了很多問題。

陳松蹊團隊的想法很簡單，覺得把適婚人群的基數(shù)擴大，延長生育的窗口期，生育率就能提高。乍一聽好像有點道理，可仔細想想，這完全是對現(xiàn)在社會問題的錯誤判斷。

現(xiàn)在年輕人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根本不是因為法定結婚年齡限制。看看《中國婚姻家庭報告2024》的數(shù)據(jù)，一線城市的人初次結婚年齡都超過32歲了。

大家不愿意結婚，主要是被高房價和教育壓力給困住了。在北上廣深，房價每平方米動不動就6-8萬，普通人辛苦一輩子都不一定買得起房。再加上養(yǎng)一個孩子，從出生到成年，各種費用加起來得上百萬，這對普通家庭來說，壓力實在太大了。

更讓人擔憂的是，這個提案背后反映出一種把人當成工具的治理思維。提案里用“生育潛能”“人口動能”這些詞，把人當成了社會發(fā)展的工具，好像人就是為了給社會創(chuàng)造價值才存在的。

這和以前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論”有點像，以前是為了控制資源，限制生育；現(xiàn)在是為了延緩老齡化，鼓勵早婚。

不管是哪種情況，都沒有把人當成有獨立思想和需求的個體，沒有尊重人的基本權利。

提案里還說，“把婚齡降到18歲，是給年輕人更多選擇”，可卻沒考慮到現(xiàn)在年輕人的實際生活狀況。2024年，高校畢業(yè)生的待業(yè)率高達21.3%，差不多37%的18 - 22歲的年輕人還得靠父母養(yǎng)活。讓這些自己都還沒獨立的年輕人結婚，只會讓他們的生活壓力更大，甚至可能造成一代人剝削另一代人的情況。

從國際經(jīng)驗來看，婚齡和生育率也沒有必然聯(lián)系。韓國法定婚齡男18歲、女16歲，可2023年生育率卻低到了0.65，全球墊底；日本2022年把婚齡統(tǒng)一到18歲后，新生兒數(shù)量還是一直在減少。

這些例子都說明，決定生育意愿的，不是政策允許什么時候結婚，而是社會能不能給育兒提供足夠的支持。像北歐一些國家，福利體系很完善，育兒成本的85%都由社會承擔，所以生育率能維持在1.8左右。這才是解決生育問題的正確方向。

這個提案還引發(fā)了很多倫理爭議，最關鍵的就是對個人發(fā)展權利的剝奪。18歲正是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時期，這個時候結婚，尤其是女性，很容易陷入“母職懲罰”。

有研究表明，每生一個孩子，女性的終身收入就會降低28%。在農(nóng)村地區(qū)，這種情況可能會更嚴重，早婚潮一旦出現(xiàn)，女孩子的受教育機會就會被大大壓縮，這和張桂梅老師創(chuàng)辦華坪女校，想要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初衷背道而馳。

在這個個體化越來越明顯的時代，婚姻已經(jīng)不再是每個人必須要走的路，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上海社科院做過調(diào)查，42%的Z世代都覺得婚姻不是幸福的必要條件。在這種情況下，還想用政策來強行改變?nèi)藗兊倪x擇，不僅違背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還可能導致離婚率進一步上升。2024年，30歲以下離婚的占比已經(jīng)達到37%，其中經(jīng)濟糾紛是主要原因。

要想真正解決生育問題，還是得回到“發(fā)展是為了人”這個根本出發(fā)點。

譬如：建立育兒成本社會分擔機制，可參考德國的“住房合作社”模式，把年輕人的住房支出控制在25%以下；或參考法國的全民托育體系，覆蓋83%的適齡兒童，減輕家庭的育兒負擔。

譬如：把帶薪育兒假延長到2年，并且強制男性也休假，這樣既能讓父母有更多時間照顧孩子，也能減少職場上的性別歧視。

譬如：增加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把義務教育延長到高中階段，讓孩子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減輕家長的教育焦慮。

人口政策的制定者們要明白，每個新生兒首先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思想和價值，然后才是社會的一員。

只有當我們不再把人當成資源、紅利或者潛能，真正尊重每個人的選擇和發(fā)展權利，生育率的回升才會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就像康德說的：“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在人口治理這場關系到國家未來的大考中，我們要交上的，應該是一份充滿人文關懷的答卷，而不是冷冰冰的數(shù)字報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