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 何

我們現在花的每一分養老錢，其實都是向未來借的債。

以前咱們總說 "再窮不能窮教育"，現在變成了 "再難也要保養老"。

根據財政部數據，2024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科目中，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為42114億元，而教育支出為42076億元。

這是自財政部公開支出科目后，社保就業支出首次超越教育支出，成為一般公共預算的最大支出項。

這里先補充說明一下，所謂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是反映政府在社會保障和就業方面的支出，具體分為30項支出，其中，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補助和行政事業單位養老支出占大頭。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

簡單來說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最主要的是老生常談的人口結構了。

人口結構決定了財政結構。

去年底公開的《中國統計年鑒2024》顯示，2023年，中國 65 歲及以上人口數已經達到 21676 萬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了總人口15.4%。

老年撫養比達到了 22.5%（意味著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需要負擔22.5名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

老年人越來越多了。

與之相對應的就是現在的年輕人越來不愿生娃。

2016年放開二胎時預期多生3000萬，結果只多生了100萬，現在新生兒數量每年下跌。

代入到教育端的影響，光2023年一年，就有1.48萬所幼兒園關門倒閉。

2014年，全國小學數量為20.14萬所，到了2023年，這一數據已降至14.35萬所。

我們這代人面臨的現實就是，既要給父輩養老，又沒法指望子女輩給自己養老。

就像接力賽跑時，上一棒的人突然變多，接棒的人卻變少了，整個隊伍速度不得不慢下來。

其次是退休潮來襲。

我國62年出生人口2464萬，一直到75年的2108萬，這是第一波大的中式嬰兒潮；

76到80年稍低，但基本也在1800萬；

81年重回2000萬，一直到97年。其中87到89年都在2400萬左右；

62年以后的生育高峰意味著，如果按60歲退休，意味著從2022年開始，每年都會有2000萬以上的人口退休，而每年現在去世（退出退休）的人口大概是1000萬。

也就是每年中國的退休人口新增是1000萬，一直得持續10年以上。

60后（中國出生人口高峰）集體退休，他們當年工作時繳納的養老金根本不夠花（有些更是根本沒繳），財政只能瘋狂補貼。

而中國在養老問題上還有一層比較特殊的階級性，這讓我們面臨的問題更加嚴峻。

當前最大的空缺出在體制內部，同樣，領取最高額補貼的也是這部分人。

以某地社保發放的公告為例，

不難看出，不同群體之間的養老金收入差距是非常明顯的。

另外一個有意思的數據是，全國一般公共預算中的社保和就業支出從2018年約2.7萬億元，增至2023年約3.9萬億元，五年間增加約1.2萬億元。

其中行政事業單位養老支出增加了6400億元。

說白了，就是那大約10%的體制內群體，他們拿走了財政補貼的大頭，甚至超過了一半。

這里說的可不是資金池里攢下的錢怎么分，而是實實在在的財政補貼。

咱們也不奢望基本養老金資金池分配能有多公平，

但至少在用稅收來支撐的補貼部分，總得講究個公平合理吧。

二次分配還能加劇財富結構扭曲的，這可真是少見的。

社保就業支出超過教育支出，這個變化好不好？

這不是簡單能說好壞的。

最關鍵的是，我們要意識到，我們現在花的每一分養老錢，其實都是向未來借的債。

教育和養老，一個關乎未來，一個關乎當下；

一個著眼于提升國家競爭力，一個著眼于維護社會穩定。

但思考一個問題，當我們將越來越多的資源投向已經完成生產的一代，而非正在成長的下一代，長遠來看，社會創新力和活力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國際通行的現收現付養老制度，本質上就是"用未來的錢養現在的老人"，

但是這一設計導致年輕人當下的負擔加重，相當于推高了人口再生產的成本，將會進一步加劇少子化趨勢。

結果就是向下螺旋，老齡化越深重，生育率就越低迷。

而且越來越惡化，最重結果導致老年人養老不能，年輕人也活著無望。

說到底，這都不是該不該敬老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能不能可持續的問題。

當我們在社會保障與教育投入之間尋找平衡點時，實則是在回答一個終極命題：

如何在保障老年人尊嚴的同時，守護年輕人的希望？

這不僅需要財政的智慧，更需要整個社會的勇氣 ——

直面代際矛盾的勇氣，重構社會契約的勇氣，以及為未來下注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