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之后，鐵幕降臨，但有一個英國院士卻活躍于東西陣營，此人就是約翰·德斯蒙德·貝爾納。

貝爾納是一位傳奇科學家，36歲時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相當于科學院院士，二戰(zhàn)時協助盟軍作戰(zhàn)而獲得“英國皇家學會皇家勛章”，二戰(zhàn)后與約里奧·居里等發(fā)起成立世界和平者大會，以及成為蘇聯、波蘭、匈牙利等國的外籍院士，并在1953年獲得“斯大林和平獎章”。

至于貝爾納的學術成就，學術界普遍認為：如果他不是把研究重心移到科學學領域，仍專心致力于自然科學研究，那么，他本人有可能多次獲得諾貝爾獎。所謂“科學學”，是貝爾納奠基的一門學科，探討的是科學和科學活動的發(fā)展規(guī)律及其社會功能，是一門綜合性學科。

因為探討的是“科學”本身，自然就會涉及到什么樣的文化利于科學產生。比如：中國文化土壤會不會催生出“科學”，未來在科學領域會如何等。當然，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中（此書被教育部列入初中段閱讀指導目錄），貝爾納對中國科學談的不多，但卻有兩個重要論斷，一個是對過去，一個是對未來，接下來就簡單談一談他的論斷，至今仍值得中國人思考。

貝爾納的兩個論斷

1939年，中國面臨著亡國危機，日本侵占了半壁江山，西方普遍瞧不起中國，但就在這種情況下，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中卻有兩段談論中國科學的論斷：

首先，中國古代科技行不行？貝爾納指出：“有史以來，在大多數時期，中國一直是世界三四個偉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這一期間的大部分時間中，它還是一個政治和技術都最為發(fā)達的中心。”顯然，貝爾納認為古代世界的大多數時間內，中國是技術最為發(fā)達的中心。

我們都知道“李約瑟之問”，但其實在李約瑟前，貝爾納已有“為何現代科學和技術革命不發(fā)生在中國而發(fā)生在西方”的疑問，他的猜測是中國“在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充足供應與生產這些物品所需要的勞動力之間保持著十分令人滿意的平衡，中國才沒有必要把技術改進工作發(fā)展到某一限度之外。”

其次，中國科學未來行不行？貝爾納認為：“從中國已有的成績可以看出，經過適當改造的中國文化傳統可以為科學事業(yè)提供一個非常良好的基礎。我們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國還會對科學發(fā)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樣大的貢獻。”

貝爾納認為中國科學未來潛力巨大，一方面基于中國已有成績，就是古代長期是世界技術最發(fā)達的中心，一方面基于中國文化。顯然，貝爾納的判斷正確，如今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科技已經超英趕美，但他沒有想到的是，中國科技潛力比他推測的可能還要大。

總之，貝爾納肯定了中國古代技術成就，肯定了中國文化適合科學（當然，需要一定的適當的改造），肯定了中國科學未來潛力。

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貝爾納這本書是1939年出版的，因此以上論斷肯定發(fā)生在之前，而當時中國人極度不自信，對老祖宗的成就各種否定，對未來更是沒什么奢望，可見貝爾納別說比當時中國人更相信中國了，就是比現代很多中國人都更相信。

下圖，山西侯馬晉國遺址出土三萬多塊陶范，背后是成熟的大規(guī)模的青銅鑄造業(yè)。其中，有些陶范中可以看到標準化的雛形，可見秦國標準化不是突然出現的。

貝爾納論斷可信否？

站在1939年，貝爾納對未來中國科學的論斷，顯然是可信的，因為如今事實已經證明。但他對中國古代的論斷到底可不可信呢？從歷史文化延續(xù)性角度說肯定可信，因為如果沒有一定科技的歷史文化奠基，新中國科學不可能在一片科學文化荒漠中無緣無故的發(fā)展到今天這一地步，就像中國自古就沒有吃帶血牛排的習慣，所以如今即便吃得起牛排，中國人一般依然不會這么吃。

首先，在科技發(fā)明上，雖然還有很多人否定中國古代科技成就，或者認為技術源于古希臘、古埃及等，但事實勝于雄辯：

中國古代有很多原創(chuàng)科技發(fā)明，除了中國學者觀點之外，還有比如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認為“那些奠基現代世界的發(fā)明與發(fā)現，可能有一半以上均來自古代中國”，相關論述已有很多，在此不再啰嗦。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古代科技一般都有“演化鏈”，演化過程非常清晰，很多科技是不可能源自古埃及、古希臘、蘇美爾的。

上圖，銅合頁，其實最遲戰(zhàn)國時已有，出土過戰(zhàn)國錯金云紋銅合頁，兩千多年前楚國精湛的工藝，因為現實需要加上鑄銅業(yè)發(fā)達，自然就能發(fā)明這些東西。下圖，2400年前的戰(zhàn)國齒輪，而齒輪雛形在陶寺遺址中已經出現，因此齒輪在中國有較為清晰的演化鏈，顯然是中國原創(chuàng)發(fā)明的。

其次，過去百年之中，一談到中國落后，往往就有人將之歸于中國文化、甚至人種等方面，認為中國文化落后、沒有科學土壤等，但實際上中國文化非常適合科學。

中國是四季分明氣候下的農耕文明，且規(guī)模尤其巨大，想要種好地，就必須不能胡來，就必須符合事物規(guī)律，就必須探索研究與農耕相關的部分。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上的文化，主流必然求真、求實，與科學精神內核一致，同時也就不可能出現宗教神權。當然，從農耕走向工業(yè)，中國文化肯定有其不足，所以要經過一些改造，但肯定不能因為一些不足或糟粕就否定所有。

因此，貝爾納對中國科學的論斷是基本正確的，至于為何形成這樣的觀點，《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沒有談及，大概是他在中國古代科技發(fā)達與中國文化適合科學的事實基礎上，依據科學發(fā)展規(guī)律，而做出的判斷。后來的英國李約瑟，應該受貝爾納影響較大。

最后，中國面臨亡國危機的1939年之前，貝爾納就有如此論斷，且被如今基本證實的論斷（考古與文獻考證論證他對中國過去論斷，如今中國科技證實他對中國未來的論斷），不得不讓人驚嘆。

然而，與貝爾納不同的是，迄今卻仍有很多中國人在否定中國古代科技、否定中國文化，甚至是一些所謂的“頂尖”學者，比如北大某個著名經濟學家、還有清華科學史的某教授等，背后的原因顯然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