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公社小學的土坯房前，攥著那張入伍通知書，指甲深深掐進掌心。

1973年的秋風卷起操場上細碎的沙粒，打在褪色的軍綠色褲腿上沙沙作響。

身后的教室里傳來張老師帶著濃重陜北口音的朗讀聲，那是他接替了我代課的位置。

三個月前我還在給孩子們寫"人、口、手"的板書，此刻卻覺得這些字都變成了槍械拆解的示意圖。

參軍這個決定是跪著跟爹娘說的。

爹蹲在灶臺前吧嗒旱煙，火星子濺在補丁摞補丁的褲腿上，燒出個焦黑的洞。娘把舀水的葫蘆瓢摔在青石板上，碎成兩半的水瓢像咧開的嘴。

"全公社就出你一個代課老師，你倒好！"她操起掃炕笤帚要打我，笤帚疙瘩舉到半空又頹然落下，在土墻上撞出簌簌的灰。

我知道他們氣什么——大哥十四歲就跟著生產隊上山背石頭，二姐出嫁時連身新衣裳都沒有，全家人勒緊褲腰帶供我讀到高中，就盼著我能吃上公家飯。

可我想當兵。去年臘月去縣城趕集，看見三個穿軍裝的年輕人從吉普車上跳下來，牛皮武裝帶把棉軍裝勒出挺拔的線條，黑皮鞋在雪地上踩出咯吱咯吱的響。

他們給合作社送年畫，紅底金字的"軍民魚水情"在供銷社玻璃窗上反著光。

那個瞬間我突然明白，陜北溝壑縱橫的黃土地困不住我，我要去當兵，要像表姐夫那樣把軍功章別在胸前。

新兵連的夜晚，我總盯著上鋪床板縫隙里透進來的月光。

表姐夫寄來的信就壓在枕頭底下，信紙上還沾著云南的潮氣。他說昆明軍區的汽車兵最金貴，讓我好好學技術。

我跟著汽車連的老班長學拆裝發動機，手指被機油泡得發白起皺，指甲縫里總嵌著黑乎乎的油泥。

有次給師部送物資，吉普車在盤山路上拋錨，我鉆到車底修了三個鐘頭，綠軍裝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洇出鹽漬。

那次之后，我胸前別上了閃亮的五角星，提干命令下來那天，表姐夫在電話里笑得很響："你小子出息了！"

探親假批下來是1984年清明前后。

我特意繞道昆明想給表姐夫捎兩瓶西鳳酒，卻在軍區大院門口被衛兵攔下。

接待室的老文書摘下老花鏡，鋼筆尖在表格上游移半天，最后嘆了口氣："王副連長他...去年在老山。"

我站在傳達室的水泥地上，手里拎著的酒瓶突然重得提不住，玻璃磕在門檻上迸裂的聲音驚飛了窗外一樹麻雀。

表姐來車站接我時穿著素色布衫，鬢角已經見了白。她懷里抱著個三四歲的女娃，眼睛和表姐夫一樣是微微上挑的鳳眼。

我們走回村子的十里山路，她始終沒讓眼淚掉下來，只說前年探親時表姐夫給女兒取名叫"念軍"。

經過村口的老槐樹，我突然看見樹身上新刻的"正"字，表姐說這是念軍學會寫的第一個字——表姐夫最后一次回家，總把女兒的小手包在掌心教她劃橫豎。

那天夜里我蹲在灶房磨了整宿的菜刀。月光從漏風的窗欞擠進來，刀刃在磨石上刮出沙沙的響。

我想起新兵連第一次摸槍時表姐夫的話："當兵的要學會把愧疚化成子彈。"

可現在我胸膛里堵著的分明是顆啞彈，卡在肋骨間不上不下地發燙。

天亮時我把攢了十年的津貼用紅布包好塞在念軍枕頭下，布角上還沾著汽車連檢修車間永遠洗不掉的汽油味。

后來我給表姐介紹了連里最踏實的汽車兵李大同。

相親那天下著毛毛雨，李大同一個勁用袖子擦吉普車后視鏡，擦得能照見人影。

他們結婚那天我喝得酩酊大醉，把軍功章別在小念軍衣襟上，小姑娘被金屬硌得直躲。

誰曾想兩年后的雨季，李大同的運輸車在麻栗坡觸雷，連人帶車滾下山崖。我去收殮時，他口袋里還揣著念軍用作業本紙折的千紙鶴，被血浸透的翅膀上鉛筆字跡洇成了藍黑色。

今年清明我帶著念軍去烈士陵園。

三十歲的姑娘已經出落得和表姐年輕時一模一樣，只是眉眼間總籠著層霧似的。

她蹲下身擦拭墓碑時，我忽然發現墓碑旁有兩個木牌——一個是李大同，還有一個是剛剛病逝的表姐姓名。

山風掠過松林，帶來遠處訓練場的炮聲回聲。念軍忽然轉頭沖我笑："舅，當年你塞在我枕頭下的紅布包，娘一直收在陪嫁的木匣里。"

夕陽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就像那些年開著軍車穿越過的盤山公路。

陵園門口賣白菊的老漢還在，三十年過去，他裝花的竹筐從草綠漆褪成了灰白。我買下最后三支菊花，花瓣上凝著的水珠滾落指尖，涼得像1973年秋天公社小學屋檐下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