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言亂語

《新三國》可謂毀譽參半，其中的確有不能洗白的硬傷。最重要的一段就是，曹操征徐州，莫名其妙地，馬車就在“麥田”（實際影視劇中展示的是草堆）里疾馳，這違反了曹操不能傷麥苗的軍令，所以曹操就要自刎歸天。但荀彧以《春秋》故事勸阻。曹操隨口一句：《春秋》胡言亂語！

這段劇情太逆天了，編劇應當不知道《春秋》在兩漢三國南北朝的地位。在漢代說這話，相當于在蘇聯說馬列主義胡說八道，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今天就跟各位朋友聊聊《春秋》在那個時代的地位。

馬踏青苗

一、《春秋》是維護天子地位的依據

一般情況下，咱們說《春秋》并非是《春秋》經這一本書。《春秋》本經沒有多少內容，而且是流水賬記錄，內容枯燥。因此要搭配解釋經書的《春秋》三傳來看，即《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

漢帝

兩漢皇帝將《春秋》當作維護皇權的依據，十分推崇《春秋》中記載的君賢臣忠的故事。據說，漢昭帝時期，有一個男子到北宮門，說自己是漢武帝的衛太子。當時的京兆尹雋不疑用了《公羊傳》中的一個典故，做出判詞“衛太子得罪先帝，是當朝罪人”，遂將其投入監牢。《公羊傳》的典故是：衛靈公認為兒子蒯聵是無能力的二世祖，就將他驅逐出國，讓孫子蒯輒擔任儲君。蒯輒登基后，蒯聵想回國當國君，但為了祖宗社稷，蒯輒就拒絕了父親的提議。這表明蒯輒對“不以家事辭王事”原則的堅守。畢竟孝敬父親事小，忠于國家事大。昭帝聽說雋不疑的判決，大贊他忠于王事。可見對國家之忠，遠高于對家父之孝。

漢朝

其次，《春秋》典故為漢代粉碎叛逆提供依據和合理性。比如，漢明帝時期，廣陵王劉荊企圖奪取皇位，失敗后入獄。有人提出議親議貴或可免死的建議。但有人用《公羊傳》中魯國公子牙弒君后，他的兄弟為了正義忍痛逼死公子牙，所謂“君親毋將，將而誅焉”的故事，勸誡明帝將廣陵王誅殺。從這可見，《春秋》為平叛提供了依據。畢竟造反的大多為親戚，有的大臣的確會用親情、道德綁架，逼迫君主做出妥協。可《春秋》的存在，為駁斥這種說法提供了強有力的辯護。

最后，漢代官僚依照《春秋》烘托皇權至上。比如漢成帝時期，丞相薛宣提議讓丞相的屬下、司隸校尉、各州刺史一同去捉拿逃犯。但司隸校尉反對這么做。因為司隸校尉、刺史都是天子的耳目，代表了皇帝。司隸校尉就以“《春秋》的文本書寫中經常將天子使者排在諸侯之前，以此表達天子的地位”為例，提出如果將司隸校尉等人和丞相下屬并列，會損害天子尊嚴和權威。而這種說法得到了官員們的認可和輿論的支持，丞相的提議因此作罷。

丞相

由此可知，漢代推崇《春秋》最現實的因素就是，它能維護皇權，因此受到皇帝推崇，將之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

二、《春秋》是處理民族關系的依據

漢代常常以《春秋》故事來指導和少數民族的交往。

首先，《春秋》指導了漢代統治者的外交思想。班固提煉《春秋》中民族政策的核心是“不與約誓，不就攻伐”，即保持距離避免任何形式的交流或沖突。他在《漢書》中寫道：“《春秋》說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是人面獸心。因為他們沒有人的那種禮義廉恥，所以圣王不能和他們約定誓言，因為約定之后，給他們好處，他們占了便宜反而更加放肆，且不會遵守約定；而且圣王也不會輕易攻打他們，因為勞師遠征，但占領的土地毫無價值，反而加劇國內矛盾。所以英明的君主對他們的政策當是羈縻，如果他們敢犯邊就要狠打，如果他們安穩臣服，咱們也要以禮相待。這種政策才是圣王之常道”。這種對外夷的態度，深刻影響了漢代外交。

蠻族野人

在《春秋》外交思想的影響下，漢宣帝時期，匈奴內亂，蕭望之就提出羈縻之策，即不要趁機進攻匈奴，反而應當派遣軍隊幫助呼汗邪單于維持統治。宣帝照辦，沒有趁人之危。宣帝末年，匈奴內亂愈演愈烈，呼汗邪地位搖搖欲墜，只能南下請求內附。對如何接待這位單于，漢朝內部爆發了激烈爭論。丞相黃霸將匈奴視為漢朝附屬國，提出應當給予呼韓邪諸侯王的地位。而太子少傅蕭望之在《春秋》思想的影響下，認為匈奴地無所產，將之當作臣子，漢朝就要背上對臣子的義務，于國不利。因此提出，匈奴是敵國，和漢地位平等，不能以臣禮待之，而應以客禮待之。最終宣帝說“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于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也就是說以國賓之禮相待，單于的位次在諸侯王之上，拜見時只稱臣不具名。

其次，在夷夏之辨上，漢朝從《春秋》邏輯出發，將能否遵守禮儀和道義視為華夷的區別。《春秋》將不能遵守禮儀的人視為夷狄，稱其為“少進之國”。比如吳國是吳太伯創立的國家，從血統上講，吳太伯為周文王的伯父，是絕對的華夏諸侯。但在《春秋》筆下，因為吳國經常使用詭計“詐戰”，不守信義，即便吞并了許多華夏諸侯，占領了許多華夏土地，但仍被《春秋》視為蠻夷。就是在能否遵守信義思想指導下，漢元帝時期，匈奴郅支單于曾羞辱漢使，但后來他又想將在長安為質的兒子接回來，并表達了想要臣服漢朝的意愿。對此事，朝廷陷入爭論。御史大夫貢禹便以《春秋》原則，提出允許蠻夷內附，并不罕見，既然他有心歸化，只要能遵守道義，我們可以答應他的要求。這種以禮儀作為華夷區別的辦法，不僅影響漢代，甚至影響至明清。

匈奴單于

三、《春秋》影響漢代的政治哲學

政治哲學是哲學的一門分支，具體概念較為復雜，簡單來說它是政治理論的哲學，指引當權者為何施行這種政治。

《春秋》對漢代政治哲學的影響，我們以小見大，便可窺見一二。《春秋》經開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圍繞“元”這個字，漢代學者便有系統的研究，闡釋其中邏輯和道理，并將這種研究成果引入到政治運作中。

董仲舒說：“《春秋》經傳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因其中涉及的內容龐大且復雜，我們選擇漢代學者對“元”的一個解釋，進行簡單闡釋。簡單來說，漢代學者認為，“元”是宇宙萬物運行的基礎，是天地之始；春是一年之始；正月是政教之始；王是人道之始。歸根到底，元是政治的基礎，只有基于“元”，才能構建起政權的合法性，在“元”的指導下，統治者要重視一年之始、登基之初、政策實施之初的效果，以確保良好的開端和正確方向。進而提煉出受命之王必改制的觀念。西漢漢哀帝搞“再受命”的鬧劇，除了五德終始說之外，就是受《春秋》“元”的影響。

漢代官僚

總的來看，《春秋》影響了漢代統治的方方面面，是絕對的官方意識形態，其地位之高不言自明。

文史君說

《春秋》不僅在漢代有著重要的地位，其思想也深刻地影響了后代。比如明代的朱元璋，曾列十五不征之國，理由是這些“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這是典型的《春秋》外交思想。連乞丐出身的朱元璋都能從《春秋》中讀出感想，何況貴族出身的曹操。如此可見，《新三國》里曹操說的那一句“《春秋》胡言亂語”有多雷人，真要說了這話，他絕對會被讀書人所唾棄。

參考文獻

劉紅：《漢代春秋學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23年。

姜雨：《春秋經傳在漢代政治中的體現》，《應嘉文學》2023年17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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