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張國燾，想必各位網友都非常熟悉，他曾經是我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主持人，更是在一大閉會之后擔任黨的組織主任。

可就這樣一位有政治的青年，身居共產黨要職，卻走上了反共的道路，跟著小編一起了解一下張國燾的政治生涯吧。

張國燾出生于江西省萍鄉縣一個富裕鄉紳之家，張家在江西萍鄉，名門望族，父親既做官又收租兼經營，擁有1000畝的土地，家庭成分是地主。張國燾受到家庭的影響，他深愛學習，當時就以優異的成績考到北大理工預科，當時的北大并沒有張國燾想象的那么完美，與他所預期的大學大相徑庭，校內亂七八糟，師生間除授課外，彼此不相聞問。老生的老爺派頭和守舊習氣，使他大失所望。

好在過了幾個月，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聘請了當時非常有名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他們的到來讓北京大學煥然一新，他們重用改革創新思想，北大由文科開始，開始全面的改革，一切都開始發生了變化。

張國燾拜北京大學教授、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李大釗為師，由于李大釗的先進思想，對于張國燾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張國燾與李大釗相處時間更長，所受教益更大，他稱陳獨秀為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李大釗是自己精神家園的導師。

他也被公認為是李大釗的主要助手。張國燾在五四運動中儼然成為北大學生領袖，受到陳獨秀和李大釗的重視。

在新文化的影響下，五四新青年運動的爆發直接將張國燾的名譽達到高潮，他的激情演講使當時很多學生受到了鼓舞。

在新文化運動中，他接觸到新思想并成了學生運動積極分子，五四運動時又以演說影響了不少同學，被推舉為北大學生聯合會第一任講演部長。

在陳、李二人影響下，從1920年起，張國燾由無政府主義改為信仰馬克思主義。同年李大釗在北京組織共產黨小組，張國燾與羅章龍最早參加，又帶動其他幾個同學。此時他與在北大的毛澤東相識，在后來回憶中也稱其為“青年朋友”，不過從口氣看頗有點輕視那個“農家子”。

這時候，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來到北京求學，毛澤東畢業于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相當于中專學歷，不懂外語，他的知識主要靠自學。自己勤工儉學，勤勤懇懇。

毛澤東曾于1919年到北京聯系赴法勤工儉學事宜，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為毛澤東提供了在北大任職的機會，讓他得以在北京大學旁聽課程，毛澤東對此感念一生。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與張國燾相識，由于張國燾性格過于驕傲，有點看不起毛澤東，而張國燾的性格特點也為日后埋下了隱患。張國燾留給毛澤東的第一印象是高傲。李大釗希望這兩位蘊藏著巨大才干的青年人能夠成為好朋友。

但是，張國燾瞧不起滿口鄉音、穿著寒酸、熱心與人攀談的毛澤東，雙方寒暄了幾句，沒有更深的交往。

雖然兩個人沒有任何交往，但是兩個人的選擇卻是那么的相似，不約而同地拒絕留洋。

但是兩人對待留洋后的想法大相徑庭。毛澤東組織湖南學生到法國勤工儉學，尋找途徑，在登船的時候改變了主意。

毛澤東說“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的問題。我覺得關于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得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

這個時候，很多受到青年文化運動影響的學生都選擇出國留學，張國燾也有機會到美國深造，但是，他放棄了這樣的機會。

張國燾解釋道：留在國內是研究和了解中國社會的最好的途徑。他跟青年毛澤東都選擇了留在國內，研究拯救中國的道路，可張國燾研究的卻是如何讓自己擁有多大的權利，如何使自己的聲望得到更大的傳播。

在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開一大時，李大釗由于政務無法前去，便推選張國燾和劉仁靜為北京代表。開會時張國燾便自稱是受李大釗委托而來，理應擔任領導。

當時出席一大會議的13人，原來的召集人李漢俊不想與張國燾發生爭議，結果就讓張國燾主持了會議。

據一大代表回憶，張國燾并無多少政治主見，“一切惟馬林馬首是瞻”，全程并沒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別人說的話只會套用，他自己卻看重控制會務費。

此刻張國燾還算是追求新思想的青年，也在為新中國謀求道路，但他卻也暴露了性格中熱衷于追逐權位的一面。一大閉會時，張國燾被選為黨的組織主任，陳獨秀不在時由張國燾出面處理黨內事務，張國燾可謂是將自己的野心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1921年末，共產國際組織召開遠東大會時，張國燾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會見列寧，參見會議，張國燾又往身上鍍了一層金。

張國燾是工人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領導過包括北京長辛店工人罷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等工人運動，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現代工人運動的產物，產業工人應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基礎，產業工人所在的中心城市才是革命的中心，中國革命應該以工御農，以中心城市帶動周圍城市。他的思想與毛澤東有所不同，張國燾主要的發展在于城市之中。

而毛澤東主張認為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因此，通過土地革命，發動和武裝農民，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中國革命的取勝的必然之法，也就是這樣，兩人雖然都在想辦法尋找道路，可是意見的不同出現了很大的偏差。

在1924年，張國燾被北洋軍閥抓捕，后因馮玉祥發動政變獲釋。出獄后張國燾吹噓自己如何堅貞，如何在監獄中面對敵人的慘打而誓死不屈，更是在1925，張國燾在中共四大上又進入中央政治局。在全國解放后，公安部門清查舊北京警察局檔案時發現，張國燾和妻子楊子烈被捕后都供認自己是共產黨，并表示后悔參加中國共產黨，還供出了李大釗的活動和不少組織秘密，也供出了當時北京的全體共產黨員的名單與全國鐵路系統黨員名單。使我黨陷入的被動，更為李大釗被捕入獄留下隱患。

此次政治變節雖被他長期隱瞞，但因為他的隱瞞，使當時的領導人無法看出張國燾的人品跟政治去向，導致中國共產黨每次都會擁有阻礙，也無疑在其人品質上種下了無節義的思想跟背叛的種子，政治信仰也有了根本動搖。

隨著當時中國人民不斷地努力奮斗，中國人民不堪壓迫，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決定在1927年發動南昌起義，當時在起義前夕，張國燾發密報告知周恩來需要謹慎，當時的起義已經迫在眉睫，無法變動。

在張國燾到達之后，卻強迫不讓發動起義，更是囂張跋扈地說這是共產主義的意見，張國燾拿這個來壓迫當時的領導人，可見是多么的驕橫。由于當時起義已經是人心所向，人數壓力讓張國燾不再有任何話語權，但是，張國燾表現得肆無忌憚。雖然在起義之后對張國燾進行了批評，可是礙于他是元老，并沒有對他進行太大的譴責。

在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同時，國民黨卻在大肆地屠殺中國共產黨，由于在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反圍剿中，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采納蘇聯軍事顧問李德的建議，放棄過去四次反“圍剿”斗爭的積極防御方針，將這場戰爭定性為國共之間的決戰，采用軍事冒險主義，提出了“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口號，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之外抵抗國民革命軍，決定在國民黨之前搶先行動，發動所有紅軍展開全面進攻，由于沒有聽從毛澤東的建議，這次行動以失敗而告終，中國共產黨被迫轉移陣地，開啟萬里長征。

中共中央被迫轉移陣地，在1935年6月，由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有八萬人，而中共的紅一方面軍之后不到三萬人，兩軍在會師之后，張國燾仗著自己兵多，無理的向中共中央要權力，想要將中共中央變成自己一個人的。1935年9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張國燾才率領左路軍抵達阿壩地區。之后，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央北上方針，并要挾中央和右路軍南下，甚至企圖危害中央。

中共中央發覺后，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決定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單獨北上，并攻占天險臘子口。10月間，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偽中央后，率領紅四方面軍南下，分裂黨和紅軍。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了嚴肅的斗爭，并嚴厲制止事件的發生，可是，張國燾擁兵自重，不聽任何勸解，執意南下，且造成了重大的損失。毛主席曾經回憶道，張國燾的搞得內部分裂，差點使整個中共中央的努力毀于一旦，當時隨時就有可能發生內戰。

隨著紅軍長征的勝利，由于張國燾的錯誤，為了不在使中國共產黨陷入張國燾的被動手段，便直接架空張國燾的勢力，張國燾在進入陜甘寧邊區之后，張國燾被邊緣化，1937年3月遭到批判后任邊區政府副主席，國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后。

1938年4月3日，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之名逃離延安，遇上蔣鼎文后到了西安，投奔中國國民黨。4月11日周恩來到武漢漢口與張國燾多次協商未果之下，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開除張國燾的黨籍。

張國燾的叛逃使蔣介石看到了希望，蔣介石利用張國燾的影響，使張國燾勸服那些被捕的中國共產黨，可每個人不都是張國燾，就算張國燾有很大的影響力，但他依舊改變不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心，國民黨的一些特務組織也對張國燾頗感興趣，希望能從張國燾的口中得到有關中共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情報以及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線索。可結果就是不如蔣介石所愿。

蔣介石和戴笠原指望利用張國燾這個“帶頭羊”，對中共進行大規模的策反工作，但張國燾到軍統后的工作令他們大為失望。張國燾的工作不見成績，不禁使戴笠大為惱火。他有一次說：“校長對張國燾來投靠，以為對延安是致命的打擊，交我運用。幾年來，大失所望，使我對校長難以交差。”這樣，張國燾在軍統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而對張國燾的好處也越來越少了，失寵后的張國燾已沒有往日的威風，有時出門辦事也不得不坐起了公共汽車。這時候的張國燾已經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了。

在中國共產黨解放全中國時。蔣介石想要出逃臺灣，由于張國燾沒有利用價值，蔣介石指名道姓的讓張國燾留在大陸，不讓他跟去臺灣，由于張國燾知道，自己留下來，只會有很多批斗和批判，張國燾一意孤行，帶著全國去了臺灣，這一去，就再也回不來了。

張國燾晚年移居加拿大，在養老院生活，多倫多老人病院的護理條件較差，一間狹窄的房間里住著2個不能自理的老人。在北美的冬天刺骨的寒冷，而暖氣又時斷時續。這天深夜，張國燾凍得實在難熬，因按鈴求助才摔到地上。第二天清晨，醫生發現時，他已凍得僵硬。死后，他被安葬在多倫多公墓，享年82歲。

張國燾的政治生涯可謂是一片迷茫，因為自己的性格，導致自己走上錯誤的道路，他酷愛權力，愛慕虛榮，卻劍走偏鋒，走上歧路，使自己身敗名裂，晚年郁郁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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