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早期革命火種傳播者，到舊政權的推翻者，再到新政權建設者，他的一生濃縮了一個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特質。但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卻被康生污為“叛徒”，冤死獄中。讓人欣慰的是，邪不壓正，歷史最終還給了他公道和清白。

2015年12月13日，由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主辦的“紀念馬明方同志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舉行。眾多延安時期與馬明方共事過的革命將領的后代，如馬文瑞之子馬曉文、徐海東大將之女徐文惠、羅瑞卿大將之子羅箭少將、陳賡大將之子陳知建少將等，以及馬明方的兒子馬廣攜帶著孫女等眾多后輩，共同參加了這次研討會。

這時，距馬明方含冤離世已經四十一年。

1974年8月13日，馬明方背負著“叛徒”罪名離世時，他肯定沒有料到，不到一年的時間，他的這個罪名就能被洗清。197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為莫須有的“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徹底平反昭雪。

這種情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極為少有的。

新疆入獄始末

馬明方的人生轉折點，無疑始于1941年1月。

那一年，馬明方從蘇聯回國，途經新疆時，被中共中央暫留在迪化（烏魯木齊），任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黨支部書記。

當時的“新疆王”盛世才已欲舉起反共之旗，但還沒有明朗化。鑒于新疆局勢的復雜性，非常需要像馬明方這樣有斗爭經驗的老黨員，穩住新疆的局勢。于是中共中央才決定把剛從蘇聯回國的馬明方、張子意、方志純等20余名有經驗的共產黨員暫留新疆工作。

留下來工作的馬明方，協助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鄧發搞新兵營培訓和宣傳教育等工作。不料到了1942年9月，盛世才借“容易保護與免被國民黨發覺”的理由，先是將分住在羊毛湖、“新房子”招待所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的中共黨員，全部集中在八戶梁原土產公司的一個倉庫院內，繼之又分批將馬明方、陳潭秋、毛澤民等160多名共產黨人軟禁。

在被軟禁期間，馬明方和方志純等人參與了為防事變而組成的總學習委員會的領導工作。他組織領導被軟禁人員整風學習，進行革命氣節教育，堅定大家的斗志。馬明方還先后組織了三次“反普遍審訊”、三次絕食斗爭，實現了獄中黨組織提出的“變監獄為戰場”、“變監獄為學校”的戰斗口號。

盛世才曾勸馬明方，只要放棄信仰，脫離共產黨，就可立即釋放。但他奮筆疾書：信仰：共產主義；志愿：回延安。

盛世才調離新疆后，新任命的新疆省主席吳忠信立即將盛世才軟禁的中共人員幾乎全部投入監獄。在獄中，不管嚴刑拷打還是威脅利誘，馬明方等人都堅貞不屈。他們還在獄中先后發起“百子一條心”、“集體回延安”為戰斗口號的三次大規模反普遍審訊斗爭和三次集體絕食斗爭，不僅揭露了盛世才殘酷殺害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的罪行，還挫敗了國民黨策反中共人員的陰謀，也使得獄中全體中共黨員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

大批中共黨員在新疆被軟禁關押的消息，很快即由共產國際轉遞給中共中央，黨中央又迅速電請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工作的周恩來設法營救。

《雙十協定》發表后，經過周恩來同國民黨當局抗爭，1946年5月10日，馬明方等100多人被釋放。6月10日，經新疆省主席張治中協助護送，馬明方等129人從迪化出發，歷經3000公里長途跋涉，于7月11日輾轉回到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和林伯渠等中央領導的熱烈歡迎。

回到延安后不久，馬明方等人向劉少奇口頭匯報了中共人員在新疆獄中斗爭的情況，隨后寫出《在新疆監獄中反法西斯斗爭經過報告》，報送中央組織部。這些史料為中共在新疆的革命工作留下了詳實的依據。

當時，為慎重起見，中央組織部還派副部長安子文和干部處處長廖志高等到中央黨校代表中共中央當眾宣布：“新疆回來的同志，只作集體結論，不作個人結論。勝利回到延安的都是好同志。同志們在獄中黨支部領導下，對敵斗爭堅決，立場堅定，黨籍在獄中依然保留，并計算黨齡。”

可讓馬明方始料未及的是，這份報告成了他在后來的歲月中屢遭迫害、以至于被戴上“叛徒”帽子的“鐵證”之一。

初走革命路

2010年出版的《綏德師范學校校史叢書》中，有一篇《群星璀璨——知名校友介紹》的資料，馬明方以“銀州一杰”被排在《學生篇》的前列。

1948年，賀龍、馬明方、習仲勛、林伯渠、賈拓夫、王維舟在綏德。

馬明方的故鄉是陜北米脂縣，古時亦稱“銀州”。1905年12月14日，馬明方出生在葉家岔村的一個農民家庭。父親馬聚財粗識文墨，在務農之余兼當風水先生。母親一生勤勞儉樸、樂善好施。馬明方的原名“濟民”，也透露出這個家庭對這個孩子的期望。

陜北人一向重視教育，米脂尤甚。明清以來就被稱為“陜北文化縣”，先后涌現出李鼎銘、杜聿明、杜斌丞這樣的人物。馬明方也是8歲就被送去讀私塾，12歲轉入附近的申家坪完小。1923年完小畢業后，因其成績優異，被聘在申家坪完小任低年級教員。

1924年秋，19歲的馬明方考入陜西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簡稱“四師”，即后來的綏德師范學校），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迎來人生的重大轉折。

四師是1923年5月在李子洲和杜斌丞等人努力下創建的，是當時陜北二十三縣唯一的一所新式師范學校。馬明方入校時，校長已經是北大哲學系畢業的中共黨員李子洲。

此時的四師已有楊明軒、常漢山等一批中共黨員任教，馬明方一入校，就置身于一個全新的文化和政治氛圍里。在課堂上，李子洲親授新設的必修課《馬克思主義理論》。而王懋廷講授陳獨秀、李大釗和魯迅等人的文章。馬明方如饑似渴地吸取著這些他過去從未曾接觸過的新知識。

在課外，馬明方還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新青年》等諸多革命書刊。在李子洲的倡導下，馬明方隨老師和同學們，深入到綏德城內的市民和近郊農村的農民中去，進行社會調查。在四師開展的“驅逐陜西軍閥劉鎮華”和反對封建軍閥、實現國家統一的“國民會運動”，以及聲援“五卅”運動的示威游行，馬明方都積極參加。特別是在“腳戶”（靠趕毛驢運輸為生的人）和農民反對敲詐勒索的斗爭中，馬明方表現出色，經受住了黨組織的考驗。

1925年秋，馬明方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二年春，開始在學校擔任黨小組長、黨支部書記等職務。當時也正值國共兩黨的“蜜月期”，馬明方根據國共合作的精神加入了國民黨，從此成為四師的革命中堅力量。

1926年9月，馮玉祥在蘇共和中共的援助下，改西北軍為國民軍聯軍，以“固甘援陜，聯晉圖豫”為方針，派出七路“援陜軍”以解西安之圍，從而欲與北伐軍形成南北呼應之勢。10月，入陜的一路軍經綏德南下之時，軍中的共產黨員史可軒等人特意要求四師黨組織派黨員到軍中工作。馬明方和鄧重慶等三人受李子洲派遣，接受了這個任務。

創建陜北革命根據地

馬明方隨部隊離開綏德后，先到三原住了數天。1926年11月28日西安解圍后，于右任領導的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部隨之成立，史可軒任政治保衛部部長兼西安中山軍事學校校長，馬明方和同去的鄧重慶等三人分別擔任史可軒領導下的衛隊師直屬三個營的政治指導員，馬明方還兼二營的中共黨支部書記。他們在軍中開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久之后就見到成效—這支部隊后來參加了著名的“渭華暴動”。

1927年，“四·一二”政變發生，馮玉祥在聯軍中開始“清黨”活動，馬明方被迫離開。同年9月，受中共陜西省委派遣，馬明方離開西安到陜北清澗的謝子長部工作。途中，他得知謝子長部參加清澗起義在宜川失敗，于是回到了綏德。

此時，綏德形勢也非常緊張，黨的活動已轉向農村。馬明方與黨組織聯系后，便在橫山響水堡以小學教員的身份作掩護，出任橫山區委書記，著手恢復和整頓黨組織。

柯仲平、賈拓夫、馬明方（右二）、習仲勛在一起。

1924年4月，中共陜北特委成立。馬明方先后擔任綏德縣委委員、北區區委書記、米（脂）佳（縣）鎮（川）中心縣委書記和中共陜北特委委員等職務。同劉志丹等一起組織農民運動，抗租抗稅，并參與了建立和發展革命武裝工作，為開辟陜北革命根據地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1931年1月，陜北當地革命活動遭到敵人鎮壓，馬明方為躲避敵人抓捕轉赴山西，任中共山西特委巡視員，到崞縣、大同等地煤礦工人中開展革命活動。同年秋，山西特委遭到破壞，馬明方返回陜北特委繼續工作。

1932年12月，馬明方代理陜北特委書記。在他帶領下，陜北地區武裝斗爭全面展開，建立起很多鄉村貧農會和赤衛隊，特別是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第一次“圍剿”后，安定、綏德、佳縣、吳堡等蘇區連成一片，縱橫數百里。

1934年8月，在清澗寺墕里召開的陜北特委會議上，馬明方起草了《關于粉碎國民黨軍隊第二次圍剿的決議》，決定將陜北游擊隊第一、二、三支隊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北第一、二、三團，逐步建立各級工農政權，馬明方負責籌備陜北省蘇維埃政府的組建工作。

1935年1月25日，陜北特委召開陜北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討論建立各級蘇維埃政府，開展土地革命，保衛和發展陜北蘇區問題。大會選舉成立了陜北省蘇維埃政府，馬明方當選為主席。會議通過了《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和《陜北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法》等法規法令。

陜北省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標志著陜北革命根據地已基本鞏固，并不斷擴大發展，先后有神木、佳縣、吳堡、綏德、清澗、安定、赤源、延川（赤光）等縣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或蘇維埃政府，土地革命工作進一步展開。

1935年2月5日，由劉志丹主持召開的陜甘邊特委和陜北特委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簡稱西北工委)，劉志丹、習仲勛、馬明方等九人被選為西北工委領導成員。在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統一領導指揮下，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并肩作戰，相繼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邊六座縣城，使陜甘邊和陜北兩塊蘇區連成一片，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創立了落腳點。

輾轉財貿戰線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馬明方親自主持統一了地方財政，保障中央機關和紅軍的供給。紅軍東征和西征時，馬明方號召陜北各級蘇維埃政府動員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全力支援前線。

1936年9月，馬明方被任命中共陜北省委書記。1937年2月，中共陜北省委撤銷，設立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馬明方任委員。同年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馬明方任邊區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

多年的戰斗生活，讓馬明方積勞成疾。1938年8月，中央派他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進行為期兩年的學習，并治療疾病。1941年1月，馬明方從蘇聯回國，被中共中央任命為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黨支部書記，第二年便發生了前文所述新疆入獄事件，直到1946年才從新疆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后，馬明方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兼晉南地委書記，同時還擔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學校長。1947年3月，胡宗南進犯延安，馬明方與林伯渠一起負責地方工作和支前工作，全力保障前線的需要。毛澤東稱贊道：“你們前后方合作得很好，后方雖然運輸困難，但糧食和軍需物資，都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運上去了。”

在兼任晉南工委書記期間，馬明方深入晉南31個地縣調查了解情況，創造性地領導完成了晉南131萬人口的土地改革和城市接管工作。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在北平召開，馬明方率西北解放區代表團出席會議，當選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參加了開國大典。這年底，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兼陜西省委書記。1950年1月，被任命為陜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1949年3月，馬明方（左一）與王維舟、烏蘭夫、習仲勛在河北西柏坡參加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時合影。

在陜西工作期間，馬明方不僅完成了全省土地改革和剿匪肅特工作，還迅速穩定了陜西的社會秩序。他提出注重農業發展、重視科技進步，強調加強農村商品生產的措施，使整個陜西的戰爭創傷很快得以醫治，全省經濟進入有序發展的恢復期。

1954年8月，中央調任馬明方擔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協助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鄧小平工作。鑒于在陜甘寧邊區馬明方的工作經驗，1956年1月，中央又任命他為中央財政貿易工作部部長。

當時的財貿部，很多工作還處于摸索建立的階段，馬明方要求所有干部要深入基層，熟悉情況，積累工作經驗，爭取在三年內打好全國財貿工作的基礎。

在財貿部工作的五年間，馬明方為全國財貿戰線培養了大批優秀專業技術人才。即便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引起社會經濟大變動的情況下，財貿部在組織協調生產、解決民生需要等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1960年9月，東北局成立，馬明方調任第三書記。他在協助時任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做好東北局全面工作的同時，仍然主管財貿工作。

解放后，東北地區被中央確定要建設成為全國重工業基地和糧食基地。在東北工作之初，馬明方針對當時糧食減產，人民生活困難的情況，提出要把安排好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作為“整風整社”的重要內容。他還根據東北的實際，提出了安排好市場供應和生產責任制、自留地等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意見。

當時的東北和全國很多地方一樣，“大躍進”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已顯現端倪。在馬明方的主持下，東北地區在大力加強農業基礎的同時，適度壓縮重工業，發展輕工業，果斷地關、停、并、轉企業1100多個，精簡350萬城鎮人員。

1952年夏，習仲勛、馬明方與西北五省和西安市部分領導在西北局機關大院合影。前排左起：賈拓夫、張德生、習仲勛、馬明方、楊明軒、馬文瑞，后排左起：王恩茂、張稼夫、黃植、汪鋒、王世泰、張仲良、李景林、趙伯平。

1965年年末，東北的各項主要指標已基本恢復到“大躍進”前的水平，國民經濟走上了均衡發展的軌道，東北人民的生活不僅得以改善，還給陜西等省提供了一定的支援。

“叛徒”的清白

1967年夏秋之際，康生親自指示成立“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專案組”。康生說：“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在新疆監獄被殺了，而馬明方等人卻活著回到延安，必定是叛徒。”

1967年10月6日，《遼寧日報》在頭版發表了《打倒馬明方》的社論，并在二、三版發表了題為《馬明方的反革命真面目》的長篇文章。一夜之間，馬明方成了“一個卑鄙無恥罪行累累的大叛徒”、“東北地區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一個大頭目”。全國各地掀起大揪“新疆叛徒集團”的高潮，大批高級干部和軍隊領導先后被囚禁。

馬明方等人隨即被送往北京的衛戍區秘密關押。康生直接領導的專案組實行三班倒，日夜突擊審訊，并稱“案犯不老實就銬起來，對他們不存在什么逼供不逼供的問題”。

當時，專案組中有人通過大量內查外調，不僅沒有找到馬明方等人叛變自首的材料，相反發現他們在獄中堅持頑強斗爭的許多證據，于是對原先確定的定案性質開始產生懷疑。

1968年4月，在填寫審查對象表時，有人將馬明方由“叛徒”改為“叛徒嫌疑”。這一改動惹怒了康生，他對專案組成員說：“新疆監獄案子有一個重要特點，馬明方、張子意、方志純等這幫人，捏成一個組織力量，有組織、有計劃地向黨隱瞞，銷毀證據，掩蓋他們的叛徒面目，這是不需要費多大勁就能想到的。”

這個“想”字，促使專案組充分發揮想象力，加大了深挖“新疆叛徒集團”的力度和進度。他們編造了“馬明方等在新疆監獄秘密叛變后，又秘密集體加入國民黨和特務組織，還秘密領取了國民黨黨證和特務證”。甚至連張治中受周恩來囑托發給監獄難友的零用錢，也變成了“領取了特務活動經費”。

1972年，專案組按照原定計劃，在《案犯審查情況和處理意見表》上，填寫好馬明方的名字，還特地注明“叛徒、內奸問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康生同志已圈閱，批準定案”。

1959年8月，馬明方和家人在一起。

馬明方的兒子馬廣曾回憶了父親入獄后他們見到父親的情景：我們喊了聲爸爸，哭著撲跪在他的面前，他老人家流著淚扶起我們說：“別難過，來一次不容易，讓我好好看看你們。”我們扶著爸爸坐下后問，怎么滿口的牙只剩下幾顆，爸爸把嘴貼到我的耳邊低聲說：“是被打掉的。”我們悲憤欲絕，而爸爸卻反過來安慰我們說：“這算不了什么，他們能打掉我的牙，卻打不掉真理，打人的人就是沒有道理的人。”

1974年，毛澤東對專案工作作了指示：“各個專案組，已經搞了多少年，再不結案，非要把人搞死不可。”他要求先把關著的人放出來，按不同情況分別結案。

但是，在監獄里受了七年身心迫害的馬明方最終還是沒有等到昭雪之日。1974年8月13日，馬明方在首都工農兵醫院含冤去世。這年年底，中央三辦授權對新疆監獄問題繼續復查，從那些被康生、吳法憲扣押的大量國民黨檔案材料中，發現馬明方等人在監獄斗爭中十分堅決頑強的材料。半年后，中央三辦寫了復查結論上報中央，徹底否定了“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的存在。

1975年7月31日，“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得以平反昭雪，被抓的其他人員先后出獄。

197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為馬明方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姚依林在悼詞中高度評價了馬明方革命的一生，他說：“在五十多年長期革命斗爭中，馬明方同志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文/《新西部》記者 呼東方